美国跨国公司避开“民主促进”的幅度

第三节　美国跨国公司避开“民主促进”的幅度——以美国跨国公司卷入对南非经济制裁为例

从70年代开始，随着欧、日在经济上的崛起，苏联在核力量上赶上美国，以及越南战争的失利，美国从冷战初期的霸权顶峰跌落。美国霸权衰落削弱了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实施强硬政策的能力。与此同时，在国内，越战和水门事件导致政府威信下降；美苏关系的改善，东西方“缓和”的出现，所有这些因素导致“冷战共识”瓦解。美国政府需要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中重塑美国外交政策，强调外交政策中的民主、人权因素。于是，从卡特政府开始，特别是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从支持威权政府转向促进“多元民主”。卡特总统将人权纳入“世界议事日程”，但真正的转变始于里根总统。里根批评卡特的人权政策“只关注践踏个人权利，而不关注拒绝人权的政治体制。”从1981年底开始，里根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促进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独裁国家”的民主变革。其象征是美国承诺成立“全国民主基金会”。这样，里根走上了一条类似“道德主义的”的途径来促进国外的人权和民主。^[51]

在70年代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转向的同时，美国商界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显著增加。例如，1951年至1970年，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为6.4％。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后半期，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出现两次高潮，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7％和13.6％。^[52]

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向（受美国社会推动）对美国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的经营产生影响，使本想保持政治中立的美国跨国公司被迫卷入“民主促进”，从而构成了美国跨国公司避开美国“民主促进”的幅度。

下面以美国跨国公司卷入美国对南非经济制裁为例，来分析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民主促进”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