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民主化与教育改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彻底失败告终。美军对日本进行事实上的单独占领和间接统治，直到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才获得独立。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1945年8月28日，设立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GHQ）。总司令部用指令、一般命令、备忘录、书信和口头指示等形式，通过日方建立的“终战联络委员会”或直接向日本政府下达命令，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1）解除711万日军的武装。（2）解散大本营、元帅府等一切军事机构。（3）废除《兵役法》、《国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军事法令和战时法令。（4）禁止生产武器、弹药、军舰、飞机和军需物资，限制可用于武器和军需物资生产的原材料生产，禁止研究原子弹和航空技术，解散相关研究机构。（5）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惩罚战犯，1945年9至12月逮捕东条英机等108名战犯。（6）解散“大政翼赞会”等147个法西斯军国主义团体。（7）清理了193000名参加狂热鼓吹、积极参加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骨干分子，禁止其担任公职，在政党、社会团体、新闻出版和财界任职，另外，还从各级学校中驱逐了113000名职业军人和法西斯分子。在此基础上，总司令部通过日本政府强制推行各项改革政策，制定《日本国宪法》，解散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财阀，推行农地改革，废除农村中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制定《工会法》等法律，保障国家公务员和工人的基本权益。[1]

包括教科书在内的教育民主化是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实行民主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战败前几个月，日本学校几乎全部停课。总司令部从铲除军国主义教育内容着手，建立普及美式民主思想的教育体系。教育改革政策是美国占领当局的“民间情报教育局”（The 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 CI&E）制定的。民间情报教育局成立于1945年9月22日，是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参谋部管辖的10个部门之一。1945年10月22日至12月31日，民间情报教育局先后向日本政府下达了四道指令，“瓦解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第一道指令《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是推行日本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具体内容如下：（1）清除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停止一切军事课程及训练；讲授议会政治、国际和平、个人权力以及集会、言论、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思想。（2）对教师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展开全面调查，凡是职业军人、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的鼓吹者，反对美国占领政策的教职员，必须开除公职。恢复由于崇尚自由主义、反对军国主义而被停职的教师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职务，禁止任何以国籍、宗教信仰、政治观点和社会地位不同为理由，对教师、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学生实行歧视政策。（3）全面检查学校课程及教科书、教材，删除受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影响的内容，迅速开设以培养有和平责任的公民为目的的新课程，编写新教科书和新教材。第二道指令《教师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调查与处理》是落实第一道指令的具体措施，命令立即解除军国主义思想并反对占领政策的教职员工的职务，建立并制定在全国范围内审查教师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组织及其条例。第三道指令《关于废止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保护、支援、监督及弘扬的备忘录》是解放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所有日本人思想禁锢的重要文件。它全面规定了日本政府与国家神道、神社神道及宗教团体的关系，特别是教育与神道及其他宗教的关系：所有公共教育机构必须停止一切研究、传布神道及培养神道人员的活动；得到政府全额或部分资助的教育机构，不得进行传布神道教义的活动；所有政府机构、公共教育机构及组织，不得设置任何与神道有关的祭坛、祭祀物；一律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等与国家神道、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有关的语言；国家工作人员（包括教师）不得以公职身份参拜神社以及参加任何形式的神道活动和仪式等。

早在日本战败之前，美国已开始研究日本的教科书。占领日本后，以H.J. 旺德利克（Herbert J. Wunderlich）为首的民间情报教育局美国教育专家承担了此项工作。旺德利克等人把国民学校和中学使用的修身、日本历史、地理课教科书的全部课文名称、页数编成一览表，用不同颜色标出这些教材分别充斥“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或“神道主义”的思想内容。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民间情报教育局指出：在总共50册修身、日本历史、地理教科书中，有43册包括大量的宣传性教材，因此不可能用删除和涂改的方法解决。在国民学校的国语教科书中，有一半以上的内容用来宣扬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神道主义和天皇崇拜。这种状况在初中国语教科书中更为明显，修身教科书的作用是“在孩子们的头脑中植入上述思想的‘根本原理’”。[2]所以，清除军国主义对教育的影响，必须从课程设置和教科书入手。此后，民间情报教育局下达了第四道指令《停止开设修身、日本历史、地理课》，命令文部省有关上述课程的法令及规定一律作废；立即回收这三个科目的教科书和教师参考书；责令文部省尽快向民间情报教育局提交取代这些课程的暂行计划以及对教科书的修改意见。

在日本投降后的最初阶段，日本政府仍然竭力保卫“国体”，甚至在政府高官的谈话或文部省下达的通知中，也屡屡出现“保卫国体”、“奉戴教育敕语”等战时语言。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把灌输崇拜和忠于天皇的修身教科书定性为日本教育的“邪恶核心”之后，日本政府仍然千方百计回避拖延，直至盟军总司令部发出具体指令才被迫执行，不但如此，文部省和地方政府对待教育民主化的态度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1945年9月15日，文部省公布战败后第一个教育改革的法律文件《建设新日本的教育方针》，提出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废除基于战争需要的教育政策，努力实施以培养建设文化国家、道义国家的基础为目标的文教政策。”[3]9月20日，文部省下达通知《终战后处理教学用图书》，要求删除教科书中有关“国防军备”、“发扬战争精神”等内容，以国民学校后期使用的国语教科书为例，说明“需要注意处理和删除的教材”，但并未涉及其他科目的教科书。各地方政府参考文部省通知提出的标准，发布指示删除教科书内容的文件。各地的做法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岐阜县和三重县为代表，删改教科书比较草率，取舍教材内容和编写补充教材的立足点仍然放在“维护国体”上；第二类以东京都和岩手县为代表，两地政府严格审查删改每篇课文、教材及插图；第三类以山形县为代表，县政府不但没有表态，而且删改教科书的要求也很草率。还有不少地方政府认真开展删改教科书的工作，删改范围远远超出文部省通知的规定。其中，东京都政府向各区长、分处长和都代办处的处长传达文件，将删改教科书的范围扩大到初等和高等科目，包括国语、国史、地理、算术、理科、习字、图画、工作、裁缝、家务、农业、水产科的教科书。岩手县、岐阜县和三重县政府，还在文件中列举了修身和音乐课教科书中必须删除的内容。例如，三重县按照民间情报教育局禁止国家神道的指令，追加了“删除有关神道的教材”，重新确定全部或部分删除，以及“需要注意”的内容，其中包括《修身》25课、《国语》34课、《音乐》10课、《习字》8课。不但要求删除《国史》和《地理》中的“神敕”、“大日本乃神国”等语言，关于神社的课文、地图和插图，而且还包括《理科》、《图画》教科书的相关内容。岩手县也在1945年12月28日发布的通知中，将《国语》中“日本的标志”等全部列入删除范围，用墨笔涂黑《地理》中有关靖国神社的内容，剪掉明治神宫等10大神宫和神社的插图。由此可见，部分地方政府下达的删除指示远远超过文部省的规定范围。

文部省与地方政府的态度之所以存在上述差距，因为文部省的通知是在民间情报教育局下达第一道指令之前发布的，日本政府企图蒙混过关，实施对日本有利的“改革”。1945年10月10日，民间情报教育局的负责官员与文部省教科书局官员举行会议，以修身课教科书《高等科修身（一）》为例，讨论删除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内容。文部省教科书局图书监修官大岛文义的记录，再现了文部省官员“忽悠”民间情报教育局官员的一幕：

民间情报教育局：“这不是把国家诞生、天壤无穷的神敕、天孙降临当作历史事实表述吗？天孙降临是怎样从天上下来的？”

文部省：“……”。

民间情报教育局：“除了珍珠港以外，有效利用吧。不要武士道。”

文部省：“在日本，武士不是军人。是后来的官吏，武士道是官吏之道。”

民间情报教育局：“不要武士道！”[4]

显然，文部省低估了美方研究日本教育和历史问题的能力。在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全面实现日本教育民主化的政策面前，文部省的消极抵制以失败告终。

1946年1月25日，文部省征得民间情报教育局同意后，发布了《国民学校后期使用图书删改事宜》，向各都道府县下发标明《国语》和《算数》教科书中“必须删改的内容”一览表，规定国民学校的《国语》后期教科书（共7册155课）中，有57课全文删除，25课部分删除，在第一次通知中没有触及的内容，如关于皇室及神道的教义、战争历史故事等必须全文删除。这是文部省在民间情报教育局发布《关于废止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保护、支援、弘扬及监督》指令后追加的删除要求。与地方政府大范围的删除措施相比，文部省在第二次通知中，仅要求删除《国语》中的“神龛”，《算术》中的“鸟居”、“神宫”等象征神道的词汇，而且也没有指示删改其他科目的教科书。调查结果表明，各府、县当局，师范附属学校及教育会，在参考文部省通知的基础上，对所有学科的教科书进行分析，确定应该删除的内容后才通知管辖区内的学校。以初级《国语》第二册教科书为例，题为“田道间守”的课文，宣扬效忠天皇的思想，文部省在第二次通知中仅将其列为“需要注意”的教材———“目前尚可，待天皇制问题确定后再考虑”，而东京都政府要求全文删除，岩手县政府要求部分删除。又如，上述教科书中还有表述“神武天皇东征”的课文“神剑”，文部省仅要求修正其中的一小部分，岩手县和三重县则决定全文删除。这些实例充分说明，部分地方政府不仅删除教科书的军国主义内容比文部省彻底，而且对宣扬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教材也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措施。事实表明，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推行的教育民主化得到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形成地方促进中央逐步深化改革的局面。

战后的日本，百业待兴。学校最早恢复了正常秩序。尽管教具、文具极度缺乏，校舍被战火烧毁，在空地上、大树下，“蓝天教室”开课了。[5]1946年4月新学期开始之际，国民学校总共使用128册经过删改的临时教科书，平均每册20页，最薄的一册只有5页。其中，初级《国语》课本仅剩下2课，没有插图和图表；《日本地图》、《世界地图》不但没有封皮，地图上甚至找不到“日本国”。战后初期，日本纸张奇缺，运输陷于混乱状态，许多学校开学后一两个月也没有教科书。7月20日，文部省按照民间情报教育局指令再次发出通知，8月1日以后禁止使用一切旧教科书。[6]

处理教科书问题告一段落，清理教师队伍提上日程。按照民间情报教育局的指令，1946年5月7日，文部省颁布审查教师资格的规定：由都道府县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大学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教育职员资格审查委员会等机构进行第一次审查；中央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第二次审查；文部相进行第三次审查。至1947年4月末，全国共有568228名教职员接受了审查，其中有5211人属于“具有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并且反对占领政策的教师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在审查教职员总数中约占1%，这部分人被解除职务清理出教育机构。[7]截止1948年3月，共从各级学校驱逐职业军人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11.3万人。[8]战时遭到镇压的教育界人士重新开始活动。然而，长期处于国定教科书束缚下的广大教师并没有立即投身教育改革，多数教师不过按照文部省和地方政府的指示，用墨笔涂抹教科书。

总之，文部省按照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四道改革指令，从教科书中删除了有关神道、天皇、鼓吹军国主义战争的表述，取消了修身课，回收教科书，从教职员队伍中清除了积极协助侵略战争的骨干分子，瓦解了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把教职员从军国主义的精神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盟军占领日本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日本基本实现了教育民主化。民间情报教育局的美国教育专家发出的改革指令，粉碎了日本政府特别是文部省在教育领域“维护国体”的企图。与文部省相比，各地方政府在贯彻教育改革指令、处理旧教科书等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回顾这段历史，如果民间情报教育局没有发出强制性的指令，日本教育民主化的进程可能会更加缓慢和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