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滞胀危机——被称为“双头怪兽”，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这对于新古典综合派的主流地位来说是个致命打击，因为该理论竟然无法解释这种经济现象，更不用说拿出“医治”的方案了。
滞胀危机为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对贫穷和不平等的研究第一次在研究备忘录中占据到重要位置”[20]，劳动价值理论开始复兴并得到长足发展，对价值转型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除了斯威齐等人继续活跃外，在哈佛、耶鲁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学府中还涌现出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如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提斯、大卫·戈登、斯蒂芬·马格林等。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一如既往地关注传统的转型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理论、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等，还格外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矛盾，并形成了各种流派，例如，依附理论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利润挤压学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滞胀”是由资本主义本质中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所致，凯恩斯主义无济于事；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制度性的根本变革。
然而苏东剧变给马克思主义沉重一击，加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滞胀”的解决方案毕竟于资产阶级大大不利，不可能被资本家集团欣然接受，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宠儿。
如前所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古典综合派占据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处于边缘地位，影响并不大；直到70年代初的滞胀危机，新古典综合派的权威遭遇严重挑战，才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推到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不久，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于1974年、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是极大鼓舞了新自由主义的士气，大量研究经费被投入到芝加哥大学等机构，用以资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这就是弗里德曼——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掀起意识形态革命的知识领袖。时机恰当时，他的观点从以往的默默无闻和备受嘲笑中脱颖而出。这些观点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超过了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笼统地说，在他的影响下，群众变得与政府对立，这大概是他最引以自豪的成就。[21]
从理论的渊源和发展来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西尼尔和巴斯夏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该理论自称是纯粹的、价值中立的、不包含任何规范性判断的科学，并且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体系、对任何人都适用。它复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基本教义，并将之推向极端。
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基本教义：
第一，“竞争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自由交换协调了各方利益，产生了合理的价格，实现了有效的资源配置”；
第二，“自由市场将自动达致充分就业均衡状态”；
第三，“工资率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利润率（利息率）与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因而这意味着，每一个社会阶层得到的价值是由它自己投入的要素所创造的”。[22]
在上述三大教义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人类的一切行为归结为交换行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理论——生产理论（厂商理论）和消费理论（需求理论），前者被归结为人与自然的交换，后者被归结为人与人的交换。在这一理论中，没有劳动者和资本家，只有交换的个人，“每个人都是资本品的一种形式，并且几乎每个物质产品都是劳动的一种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某人用于制造这一资本品的劳动的价格就与该资本品的价格一样”[23]。从而该理论发展出一套“逻辑紧密”的功利主义社会观，即每一个人或家庭都是自发的、精于计算的、能够使交换最大化的理性人，并由此论证了一个自由的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是世界上所有经济制度中最好的一种。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经济主张，亨特教授概括如下：
第一，他们坚信萨伊定律中关于市场自发性的观点。他们轻易地断言在资本主义中所观察到的不稳定性完全是因为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的……
第二，他们轻易地否认了巨型公司通常会产生强大的且影响日盛的垄断势力……他们向读者保证，私人资本家想要确保垄断势力的任何尝试“一般都是不稳定的，而且在时间上是短暂的，除非他们能够获取政府的支持”（弗里德曼）。因此，是政府而不是资本家，再一次成了垄断的罪魁祸首……
第三，……由社会公众共同合法消费且应由政府提供的唯一产品是国防……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政府提供防卫。而在其他大部分情况下，“政府的干预都直接限制了个人自由的范围”（弗里德曼），因此干预是不必要的。
第四，……对外部性问题所作出的回应，他们的答案是，设立关于污染方面的产权，再建立一个自由的产权交易市场。[24]
主流媒体也适时推波助澜——不断宣称“凯恩斯死了”，以至于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托宾专门撰文反驳。[25]到了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右转”运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美国开始声势浩大。在里根政府的执政时期，新自由主义从书斋中的经济学理论变成具体的国家经济政策建议。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米尔顿·弗里德曼鼓吹废除以下事物：1）公司税；2）累进所得税；3）免费公共教育；4）社会保障；5）政府关于食品和药品纯度的法规；6）医生与牙医许可；7）邮局的垄断；8）政府对自然灾害的救助；9）最低工资法；10）放高利贷者的利息率上限；11）禁止销售海洛因的法律，以及除了实施财产权、合同法和提供国防之外的所有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26]
道格拉斯·多德指出，除了禁止海洛因买卖的法律外，弗里德曼的上述政策建议在美国已经全部或部分地被采纳了。[27]1989年，“华盛顿共识”的诞生更表明这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理念在全球生根开花。“华盛顿共识”主要包括压缩财政赤字、政府开支转向经济效益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降低边际税率、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和保护私人财产十大方面的内容。
当政治向20世纪20年代回归时，经济学家们步调一致，新自由主义当仁不让地登上了经济学的正统。80年代初拉美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美国经济令人失望的表现一度损害了它的信誉，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和转型，又大大加强了它的影响力并使其地位越发巩固。加之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边倒的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是霸气十足。此时，它的家族不断壮大，已经新添了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新的学术分支。
在“凯恩斯们”与“哈耶克们”的这一轮交战中，哈耶克全胜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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