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死

1．大危机宣告西方经济学寿终正寝

大危机总会把一些大人物拉下神坛。这一次，被拉下神坛的金融大腕，是弗里德曼和格林斯潘。此次大危机后，不少美国人说，格林斯潘此前固执地执行的货币政策是造成危机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原因。

“文状元”弗里德曼在危机爆发前夜去世，留下一个“武状元”格林斯潘独自招架世人的“指责”。而且，危机后，这位格老还误判危机，引起更多的质疑。

美国次贷问题暴露以后，格林斯潘等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起初还很乐观。他在2007年12月曾说过，次贷危机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小，到2008年一季度就差不多了。在他影响下，美国另一金融大腕、前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2月访华时也讲过，次贷危机二季度见底，三季度经济重见光明。直到2008年9月前，西方主要经济人士还大都持乐观态度。格林斯潘式判断占据上风。

然而，危机却在迅速加深加快，格老不得不改口了。2008年9月15日，新华网以《美金融危机百年一遇将诱发全球动荡》为题目，介绍了格林斯潘14日说的话：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这场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这位大腕强调，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所见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并预测将有更多大型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倒下。

大腕倒下了，西方经济学死了，人类必须在严格区分金币和纸币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学了。

此次大危机前盛行的达成“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以货币主义为核心，是造成此次大危机的学术和思想上的“超级病毒”。危机后，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干预政策已经公开向全世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破产。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新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早已正确指出，新自由主义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复兴，这些政策在18至19世纪曾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竭力推动，现在推行新自由主义不合时宜，“往坏里说是误导”。

货币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提倡人们相信货币的力量，在纸币条件下就是相信纸币的力量，大大复兴了“货币拜物教”，人们再次为追逐货币而疯狂，彻底从二战之后短缺经济时代的“实物崇拜”中解脱出来。西方政府巧妙利用了货币主义，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直至此次危机前，西方将货币主义奉为“国学”。随着石油危机和资源金融的异军突起，资源金融赚钱效应让人眼红，人们追逐货币的激情又反过来助长了资源金融泡沫。一批又一批的普通民众，把从实业中赚来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地投进了各种资源金融产品和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中。货币主义最终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关心劳动和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了，关心股票和期货投机的人越来越多了，危机也就越来越近了。千千万万中小散户和资本大鳄一起，共同吹起了资源泡沫和资本泡沫。

这次大危机让西方经济学界陷入了极大困惑，连一贯聪明的银行家与经济学家们都闹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同样中了货币主义“超级病毒”。华尔街一片混乱，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动摇了亿万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机制的信心。

2．西方经济学的最大矛盾和10大误区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新自由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在整体上，至少在基本思想上已经山穷水尽，但是仍然有大批经济学家在做着不厌其烦的解释工作。因此，在《出轨的纸币》和本书中，我不得不连续痛打“落水狗”。

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最大矛盾：

理论上，将宏观经济分作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大部分，用的是“二分法”；实践上，把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用的是“三分法”。

矛盾在于：实体经济包括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一部分，虚拟经济属于第三产业的另一部分，因此，“二分法”和“三分法”根本不能对接。可笑的是，这是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理论和主流的做法。

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产业分类法同样杂乱无章。产业分类法即国民经济部门分类法，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对经济活动进行分解和组合而形成的多层次的产业概念。由于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产业分类也不一样，目前常见的分类有：

（1）三类产业分类法

目前使用最广的方法。

说来也怪，把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是始自发达的欧美，而是最早流行于当时还相对落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目前，各国对三产业的划分不完全一致，大概是这样的：第一产业包括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矿业等；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运输业、建筑业和通讯等；第三产业包括商业、金融和保险、不动产、个人服务业等。

我国采用的也是三类产业分类法，并在1985年和2003年重新划分。现在，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一个“除”字说明，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采用的三类产业分类法也没有内在的逻辑标准。

目前还出现第四产业的说法。所谓第四产业，即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某些新兴产业，主要包括设计和生产电子、计算机软件的部门，应用微电脑、光导纤维、激光、遗传工程等新技术部门，以及高度电子化和自动化的产业部门等。其实就是实业中的高科技产业。

按照此种混乱逻辑，以后肯定会出现第五产业、第六产业……

（2）联合国产业分类法

又称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是联合国为了统一世界各国产业分类而制定的标准产业分类法。它把国民经济分为十个部门：农林渔猎；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供水；建筑业；批发、零售、旅馆、饭店；运输、储运、通讯；金融、保险、不动产；政府、社会与个人服务；其他经济活动。每个部门下面分成若干小项，再将小项分解为若干细项，大、中、小、细共分四级，并对各项都规定了统计编码。这种产业分类将全部经济活动不遗漏地给以分割，并使之规范化。基于这种分类法所作的统计有很高的可比性。联合国产业分类法的显著特点是和三类产业分类法保持着稳定的联系，其分类的大项，可以很容易地组合为三部分，从而同三类分类法相一致，其实只是个折衷。

（3）产业状态分类法

按产业是处于增长或衰退状态可将产业分为：

①朝阳产业。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在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兴盛状态的产业部门。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如早上初升的太阳，蒸蒸日上，故称为朝阳产业。

②夕阳产业。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展和社会需求变化，在开发创造新产品、开辟新市场的竞争中处于衰亡状态的产业部门。人们形象地称为夕阳产业。

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的划分，其实只是实业内部黑色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划分，尚不是大宏观经济的分类法，虽不乏科学性，但不是最高意义上的分类法。

（4）资源密集产业分类法

亦称资源集约度产业分类法。在产业结构分析中，根据不同的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资源依赖程度的差异，划分产业的一种分类方法，这种分类法把产业大致分为：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亦称土地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亦称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亦称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又称知识密集型产业。这是一种大资源概念，貌似科学，实则将不创造价值的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混为一谈，在出发点上就乱了。

总之，现行产业分类法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分家”逻辑，不是“立家”逻辑，不是一种创业逻辑。旧方法只是一种“形式逻辑”，我们从中看不到宏观经济的内在逻辑，我们需要立足经济内部发展的“辩证逻辑”。

说一套做一套的“二分法”和“三分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巨大胜利，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完胜。

此次危机前，西方经济学围绕市场和政府的矛盾，在黄金货币时代产生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对立，在纸币货币时代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这套经济学轻生产重交换、在交换中重价值形态的实现轻实物形态的实现，产生了至今统治全球经济学界的贸易理论和金融理论两大贡献。这两大贡献存在两大致命弱点：忽视国内实业，忽视劳动创造，最终滑向纯粹的货币交易和资源金融泡沫。

“二分法”的实质正是回避实业的独立性和基础性，在国内问题上完全倒向虚拟经济，即金融；在国际问题上完全倒向贸易，而且不分商品贸易、资源贸易和科技贸易，只以所谓贸易均衡说事，而要达到均衡，必须是落后国家减少出口，因为发达国家的生产力高。“三分法”同样回避实业的独立性和基础性，而且在三次产业中都夹杂进实业要素，显得更加混乱。在“二分法”和“三分法”中，我们都看不到劳动价值论的影子，看不到钱从哪里来，只看到钱在交易。最终，我们只看到交易英雄，而看不到劳动英雄，于是出现了世界整个经济的“赌场化”。“二分法”和“三分法”只是这个“赌场”的叫卖者和管理者，区别只在于谁更人性化，这是西方经济学“最大的和谐”。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清晰发现西方经济学的10大误区。

（1）实业即实体经济的误区。其实应为“实业+资源=实体经济”，不懂或者装作不懂实体经济的真正含义和范围，是西方经济学最大误区，也是误读危机的最大误区。实业仅指实实在在的劳动产业，提供劳动产品实物，不包括自然界已经有的实体，不包括自然资源实体。

（2）资源即资源资本的误区。其实自然资源不含劳动价值，资源炒作一开始就是泡沫，因此必须从根本上限制。这是上一个错误的继续。将自然资源和实体混在一起，是庸俗经济学的无能，也是资源资本家及其学者的高明之处。

（3）金融即虚拟经济的误区。其实黄金时代没有虚拟经济，纸币借助国家信用才形成虚拟经济，因此虚拟经济的实质是国家信用，国家没了信用，虚拟经济必会土崩瓦解。上述“三次产业分类法”其实是以黄金货币为基础的，因此也具有时代的合理性。这是金融被误解的主要原因。

（4）宏观经济二分法的误区。这是以上三个错误的继续。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分作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个简单的二分法是极其错误的。其实，经济分作实业、资源、金融三部分，“三大产业分类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劳动）道生一（实业），一生二（金币+纸币），二生三（实业+金融+资源），三生万物。这是经济和经济学的真实状况和最高境界。

（5）市场规律看不见的误区。在实业和实业金融领域，确实是“看不见的手”起主导作用；但在资源和资源金融领域，价值规律不起作用，其作用的只是稀缺规律和占有规律，因此存在“管得住的脚”的问题——资源领域要管住货币炒作的脚，不能随意妄为。必须从手到脚谈经济，手脚并用。因此，我们主张：“双市场制度”=实业和实业金融市场+资源和资源金融市场。

（6）政府只是守夜人的误区。实业主导、黄金货币和古典市场时代，政府确实只应是守夜人，但在资源主导、纸币货币和现代市场时代，发行纸币承担纸币保值责任的政府事实上已经成为市场的“操盘手”。当然，必然被操纵（调控成为常态）的市场需要一个更民主更有效率的经济政府。这恐怕是以“单市场制度”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无法理解的。

（7）一国利益最大化的误区。西方将经济学叫做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于1615年出版了一本《献给国王和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政治经济学乃至经济学的最早出处。实际上，西方经济学从未超出这个最初目的：为一国利益服务，“一国利益最大化”是300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宗旨。因此，西方经济学一直主张贸易至上、顺差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

但是，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一国利益最大化正在破坏世界经济的平衡，况且最大经济体美国早已经将顺差政策改为逆差政策。在民族国家大面积兴起的条件下，“一国利益最大化”往往会成为“以邻为壑”政策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在破坏“一国利益最大化”。因此，全球利益最大化不再是口号，而是唯一的出路。在全球经济政府和世界央行不存在的情况下，人类经济将面临全球化经济诉求无法得到全球化满足的窘境，世贸组织也几乎无能为力，这是历史哲学中的经常现象——三大现象之一。

这一误区集中体现在美欧等的贸易保护主义上，是当前的国际公敌。

（8）经济人是理性人的误区。经济人是理性人不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如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经济学就只不过是伦理学的分支。经济人是理性人的假设是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因为价值规律总会让人的经济活动趋于理性。但是，在纸币条件下，价值规律其实已被限制，“去价值规律化”其实已被货币主义完成。

因此，纸币条件下，经济人不再是单纯的理性人，不再单靠市场分析就能做出正确判断。经济学家亦是如此。因为政府不再是守夜人，而是以纸币操盘手的身份开始了和一切经济人的博奕。在此种情况下，没有政策资源的普通经济人和大多数经济学家就沦落为“听天由命”和“算命先生”的角色。

（9）资本必然要盈利的误区。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本一定要盈利，这是因为在黄金货币条件下，传统的货币资本总是以一定的实体资产为对象（至少还能换成黄金）。但在纸币条件下，纸币为记账单位的资本不一定以一定的实体资产为对象，完全可能只是一个虚拟的资本记账单位，这笔资本或许根本没有参与实业循环，会永远只存在于虚拟的泡沫中，或许还在某个时点随着泡沫破灭而灰飞烟灭，重新归为乌有。此次大危机就是经典的案例。但是，倘若你的血汗钱也投进了这个泡沫中，同样也会灰飞烟灭。

（10）西方经济学主导的误区。过去，其实，大多人都认为，西方经济学主导世界经济学，是世界经济学的主流。现在，以交换理论、贸易理论和金融理论为铁三角的西方经济学已存在种种明显误区，如果依然信奉它，就会在整体上陷入经济思维的误区。

10大误区证明：西方经济学死了！

西方经济学的实质是货币哲学，货币哲学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始于和止于斯密。此后，西方货币哲学要么重复斯密，要么全盘否定斯密，没有取得实质进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也只不过重复了斯密的理论，而且是在纸币时代对金币逻辑的错误重复。现在，经济学需要新的学者，需要全新的思考。

3．须与陈志武先生商榷的9个问题

陈志武先生是当前在中国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人们对他褒贬不一。我与他并无个人恩怨，他的一位大陆联系人还是我的朋友，我像尊重其他一切人一样尊重先生，反对他的观点纯粹是一次学术行为。

对于陈先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无需再在整体上批判，因为已经在弗里德曼身上完成了。这里，我将其分解为9个问题，一一商榷。

问题之一：不能混淆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

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是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学的首要问题，陈志武首先在这里出了问题。这是其系列错误的根源。我认为，经济目的就是让男女老少生活得更美好，让人类得以延续千秋万代；经济手段就是为经济目的提供外在物质和文化条件。手段永远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服从和服务于目的，而不是相反。

从陈先生关于金融与养老的关系，可以看到其对经济目与经济手段关系的混乱认识。古今中外，养老都是个大问题，养老不是经济手段问题，而是经济目的问题，这一点恐怕是个常识。因此，只能从养老角度看金融手段，而不能为了金融的逻辑而放弃和改变养老关系。目的和手段不能“反观”。

可惜，陈先生从金融学论述养老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反观”。他说，在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任何一个人从出生到工作到晚年都会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会有风险规避的自然要求。在传统社会里，靠的是后代、家族、宗族。如果按照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去理解，家庭的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信贷，这些证券被人格化地表现在后代的身上，后代是这些证券工具的具体替代。养子防老就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还是一个保险、信贷的概念。我今天把钱花在儿子身上，他到时候都要还回来；我今天把所有的保都投到他身上，等我老了要靠他。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过去传统社会里的证券并非不存在，而恰恰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被具体地表现在后代身上。

这显然是目的和手段的逻辑倒推错误。人一定要吃饭，但不能说吃饭的一定是人。金融确实有养老的功能，但不能说，养老的都是金融。养儿就不是一个金融概念。金融是一个人谋生和防老的手段，养儿却是一个人谋生和防老的目的，怎能相混？也就是说，成人活着是为了子女，抚养子女不是为了自己活着。只有一种情况下成立：一个成人只为自己活着。陈先生不会推崇这种情况吧？人毕竟要为了人类的延续而活着。

他说，文化是一个因经济需要而内生的隐形合约执行机制。比如，中国家庭里……父母必须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对每一个违背长辈意愿的言行都感到很内疚。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等孩子长大以后父母就不用太担心自己的投资者权益了。我们从小吸收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而来的。……后代看到老年人感觉是负担，老年人看着后代又感觉并不是十分满意，也处于一个更不幸福的状态。不管是这些年还是在很久以前，报纸上和我们生活周围都充满了这类不幸故事。因此，从金融角度看，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一辈子是不幸福的。

相反，在很多美国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往往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关系，是一种以感情为主线的关系。因为美国的父母亲自己已经有很多的经济保障，他们不需要把孩子看作是未来的保障，他们已通过金融产品的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来的方方面面，没必要把孩子培养得对自己言听计从，没必要把孩子训制得对每一个违背长辈意愿的言行都感到很内疚。因此，他们没必要背上传统中国家庭文化这种包袱。

按照陈先生上述论证，我们不得不问，陈先生在美国没有看到不孝的不幸故事吗？陈先生在美国没有看到父母管制孩子的案例吗？在严肃的经济和金融学里，塞进这些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风？

我坚信，作为经济手段的金融学永远也不可能论证作为经济目的的伦理学，也就无法打倒作为中国伦理学核心的儒学。这一点，反儒的陈先生恐怕要再次失望了。

在此多说几句。儒学是中国的千年国学，研究人与人、人与国的关系。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儒学的“根”，强调男女老少的互爱和孝道；人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儒学的“本”，强调上下左右的高低和服从。犹如一棵树，“根”与“本”既为一体又相对独立。儒学的问题主要出在“本”上，扶持了长期的封建统治。儒学的“根”基本还是好的，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精神支柱。在“根”的意义上谈“中体西用”基本还是成立的。在中国进行了100多年的反封建反儒学之后，新儒学正在试图从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中区分其“根”和“本”，试图“留根换本”。过去，学者们在倒洗澡水时把小孩也扔掉了，这小孩就是儒学的“根”。陈志武先生似乎要把这“根”也去掉。

问题之二：不能混淆自然时间与劳动时间

经济手段开始于劳动。有了劳动后，人的时间分作自然时间和劳动时间，自然时间包括劳动时间，但只有劳动时间才进入经济学视野，非劳动时间就留在经济学之外。这也说明，经济学的范围一开始就比哲学、人学和伦理学狭窄。古典西方经济学还有这个前提，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就忘了这一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时间是货币的基础，时间管理是现代西方金融学的基础。但是，金融学的时间必须是有效劳动时间，必须是劳动时间，一事不做混日子的自然时间，是不算数的。所以，时间逻辑视野下的金融学有这么一个致命缺陷——永远无法真正自圆其说。这也是次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次贷借贷者的时间包含了太多的无效和低效时间。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借贷“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而他们的“明天”因为失业等变数变得无效，没有变成劳动时间，虽然仍然是自然时间。

陈志武认为，金融技术对个人生活的意义首先就是时间管理。他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例作了说明，并且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张三今年28岁，今天拿到金融博士学位，假设他找到一份好工作，未来30年里每年的收入预期为10万。这些未来收入的折现总值就是张三的人力资本。假设折现后他的人力资本一共为200万元，那么即使张三今天没有流动性资产，他今天拥有的人力资本财富是200万。

如果张三想在上海买一个100平方米、每平方米价格为5000元的房子，那么他在未来10年里每年要存50000元才能买到这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张三的储蓄压力是很大的，而且要等上10年才能买到自己的房子。如果有住房按揭贷款，那么由于张三未来的收入流很好，今天可以很容易得到按揭贷款，让他马上就能买到自己的房子。所以，金融发展对于每个人的生活有着很具体的含义，让张三李四们能在年轻时有自己的房子。

假设张三可以按30年还贷4%的利率借到50万元，那么在今天买房以后他每个月只要支付2300块钱，一年支付27600元，和之前每年50000元的存款相比，他的储蓄压力就会小很多。张三由此每个月少存的1700块钱又可以供他用于其他消费，让他在最能消费的年轻时候有更多的钱花，提高他一辈子的幸福指数。”

截止到此，假设张三借到了钱后失业了还不上贷款怎么办？不要以为博士可以不失业。此次华尔街失业的就是大批金融博士。结果只能给金融造成不良资产，甚至让其他人为其买单。

陈先生接着说：“对整个经济而言，这会促进整体消费需求的增加，使经济增长得更快。如果整个社会都如此，到最后又会反过来增进人们未来的收入机会，让张三的未来收入预期不再是一年10万，而是更多。”如果说张三一个人的无效时间还是个偶然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必然存在大量的无效时间，将这些大量的无效时间打包成金融产品，会是怎样的可怕局面？就是次贷和次贷危机。这是必然的悲剧。

有意思的是，陈先生在别处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假如张三一家的年收入为5万元，在正常情况下，这5万还够花，甚至还有一点节余；可是，如果张三生场大病，要花20万元住院与手术费，这时问题就来了。当然，这种危机也可能因为车祸、地震甚至抢劫而发生，等等。

对于家庭来说，一种事先避险的办法是多存钱，就像过去朝廷一样。但正如前面讲的，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办法，一方面意味着牺牲今天的消费机会和创业、投资机会，让张三一家无法尽最大限度地发展，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不一定能完全规避掉各类风险，特别是难以规避低概率、高损失的风险事件。第二种办法是靠家族里的亲戚和亲人，这就要求张三平时投入家族事务、给家族无私的奉献和帮助，以此来换取他们在你有需要时也给你帮助的隐性许诺，依赖血缘关系达到互相保险的效果。但这种隐性互保毕竟不是能硬性执行的契约，而且范围小，风险分摊的效果不佳。

第三种办法是买各种保险和其它金融品种，这样，张三只要付较小的保险费即可达到医疗保险、财产保险、天灾保险、人寿保险等等，由于保险公司的客户人数多、地理范围广，风险分摊效果最理想。

当然，如果上面这些规避风险的安排都事先没做到，在今天，张三还可找银行贷款，以此把今天这一次性的开支压力平摊到未来的许多年里，让他一家能渡过今天的难关。”

我只能沿着陈先生的思路继续“假设”下去了。假设这是一个更不幸的张三呢？贷款后又出了问题还不了贷款怎么办？恐怕这是陈先生的金融无法解决的吧？金融依然不是万能的，更不能取代家庭和社会救助成为最后的人类生存屏障。

因此，混淆劳动时间和自然时间是陈先生货币和金融理论的病根。金融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最后港湾，更不是唯一出路。因为以时间管理为最高旨意的现代金融学永远无法解决“无效时间”问题。在金融指向的“一篮子时间”里，总有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甚至少数情况下的多数人（如次贷），提供的是无效时间。

问题之三：不能混淆金币金融与纸币金融

金币自身是有价值劳动产品，所以金币直接和劳动时间一一对应；纸币只是货币符号，本身无法和劳动时间对应；所以，金币和纸币及其金融形态有本质区别，后者必然有“虚玩”的空间。

金币和纸币有本质区别，由于金币自身具有价值属性，在金币为主导货币的时代，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时的金币金融具有自身的修正能力。在那时，对金融交易的需求一直存在，金融交易本身具有基本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但到了纸币时代，由于纸币自身无价值，必然会出轨的纸币必然会扭曲金融需求，因此自发的纸币金融交易不一定是完全正义和合理的。此次金融危机就暴露了这个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纸币大国都在反思如何管制纸币金融的问题。

但是，陈先生认为：“美国金融市场的格局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需求方决定的。只要人们还需要跨越时间、空间配置收入或风险，对金融交易的需求就一直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是金融从业者在虚玩，是因为有真实的需求存在。那种认为除了基础性证券市场之外的一切衍生品市场都是泡沫、都没必要存在的想法，是不了解金融市场的一种表现。”

另一方面，陈先生又说，此次危机后“美联储购买了这么多的公债和其他类型的债券，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如果一个政府通过它的财政部发债，同时又由中央银行购买这些债券，这一运作流程完全是在印钞票，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为美国的货币、金融政策承担风险。所以中国的反应非常强烈是很应该的。”

这就让人看不懂了，既然美联储在印钞票，在“虚玩”货币，那么玩货币的华尔街怎么不是“虚玩”呢？只能是更直接的“玩家”。不得不告诉先生，在纸币金融时代，“虚玩”已经是常态了。

问题之四：不能混淆古典政府与现代政府

金币和纸币的区别决定了，金币时代的古典政府不同于纸币时代的现代政府。陈先生似乎没作这一区分。

陈先生认为，在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比较流行由政府去解救经济，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这时，我们不能忘记，由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包括对行业准入审批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干预和管制，除了带来一些经济后果外，还会对宪政法治带来深远的影响。陈先生显然反对政府的这些做法。

在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看来，政府最好是“守夜人”，不要过多干预市场和人民生活，不要太强大。如果政府没有国有资产、没有过剩的收入，政府就得从老百姓手里要钱，那种状态下，老百姓才更有伸张自己权利的可能。陈先生还曾以英国为例论述了只有穷政府才会催生民主法治。

其实，纸币时代的政府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守夜人”角色，已经成为“超级操盘手”，单单凭借发行纸币这一条，广义的政府已经直接介入市场了。或许，陈先生被美联储的貌似非政府色彩迷惑了。其实，自尼克松以来，与黄金脱钩的专门发行纸币的美联储早已成为现代美国政府的马前卒了。总地来看，现代政府不仅强大，而且已经是最强大的了，仅从经济上看也是这样。因此，陈先生理想中的“小政府”一去不复返了。

问题之五：不能混淆劳动致富与资源致富

陈先生认为，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有关统计表明，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陈先生把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归结为制度落后，特别是产权制度落后。在纸币时代，这种观点是一个明显的时代错误。有两个角度可以轻松反驳。

一是从实业和资源的关系看。我们现在处在纸币和资源金融时代，只有少部分资源和资源金融统治者富有；大部分劳动者处在实业领域，非劳动致富成为常态，劳动致富勤劳致富反而成为非常态。这一点，可以从美国金融内战中得到答案。在美国内部比较，底特律等地的美国产业工人同样勤劳而不富有。

二是从实业内部看。在体力、物力、智力构成的结构中，勤劳的体力劳动者只有在300多年以前才会劳动致富，此后，进入工业社会和科技社会后，勤劳的“蓝领”只能勤劳而不富有了。总之，勤劳必然富有已经是个遥远的经济学童话了。人类新的课题是：聪明而富有，这就要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

问题之六：不能混淆财富创造与财富管理

下面，从劳动、时间、纸币、财富角度，进入财富管理。

陈先生说，按照我们熟悉的政治经济学，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如此，总觉得只有生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和制造实物才是真正在做事，在真正创造价值。我们说金融的作用是帮助对资源进行配置、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境况的收入进行配置，也帮助不同人之间进行资源配置，这些当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贡献。因而，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当你说“华尔街公司和我们这些研究金融、经济学的人也给社会创造关键的价值”时，这是我们中国人绝对不能理解、也不能够接受的。

很遗憾，陈先生又混淆了财富创造与财富管理，反对了包括大多数中国人在内的全球大多数人的一个正确的理念：只有实业创造财富，金融只是管理财富，最多是帮助和服务于创造财富，不能直接创造财富。连弗里德曼对此也是半遮半掩支支吾吾。

陈先生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不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也不取决于工程师多少以及工程师制造出的机器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他说，日本、美国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他说，纽约曼哈顿的高楼、微软和GE这样的大公司，都是极为表面、极为脆弱的，如果一夜间拿掉美国那些经济制度机制，撤走那些金融证券工具，废掉对私有财产和无形产权的保护，那么所有大楼和公司的价值都会一落千丈。

对此，我们不能不反问一句：如果一夜间拿掉纽约曼哈顿的高楼、微软和GE这样的大公司，美国那些经济制度机制和那些金融证券工具还会存在吗？这不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和金融的问题，欧美历史早已证明，先有工业革命和技术发展，后有市场制度和金融创新，逻辑不能颠倒。

陈先生试图证明金融和金融学做的东西和那些搞工程、搞科学的人对社会做的贡献是可以相比的，试图改变人们的上述观念（不仅仅是个传统），可能永远无法做到。金融技术方面的变迁、创新和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永远无法和电脑和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的贡献相提并论。实业是水，金融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问题之七：不能混淆“单市场制度”与“双市场制度”

在上述6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错误之后，现在可以谈论陈志武先生学术上的整体错误了。他的整体错误恰恰在其得益和得意的制度经济学上。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陈先生认为，中国是制度成本很高的国家，也就是制度落后的国家。

他又疑惑地问：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真的能使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

理论和现实不符了！怎么办？对哲学家来说，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不能削足适履，只能承认现实，修正理论。对于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来说就难了，因为西方经济学早已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标准，东方落后国家必须符合这个标准，不符合就要推翻或者改革。对于海归经济学家来说就更难了，千辛万苦取来的经还要做再次修正甚至放弃，那不是白辛苦了吗？

其实，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最多只是半只鞋。

西方实施的是“单市场制度”，无论实业还是资源领域都是市场经济制度；而中国实施的是“双市场制度”，实业领域的市场制度和资源领域的国家管制特别是价格管制。这个大事实，单靠所谓的制度经济学是看不懂的，更玩不转。或许更令陈先生不解的是，此次危机后，不少国家加剧了“双市场制度”进程，中国实施了更大规模的煤炭等资源的国有化再造，而美国似乎也对资源和资源金融产品加强了价格管制。这事实上已经宣告西方“单市场制度”和传统制度经济学的破产。

问题之八：不能混淆实业金融危机与资源金融危机

在批评中国的同时（大多数问题错了），陈先生也没忘了批评美国，没忘了批评奥巴马（也可能批评错了），这一点倒是我欣赏的，因为两种批评都运用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内在线索是一致的，体现了学者的基本素养。

他说：“美国政府并没有从这次危机当中得到教训，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凸现。和1907年、1929年等几次金融危机相比，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并不是那样严重……因此，我并不支持奥巴马所实施的那些过激救市政策，这些举措将很多人们本应从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当中得到教训的机会迅速地拿走了。”

陈先生拿出了新旧自由主义的最大武器：政府救市使得市场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无法发挥出来，这一原则就是通过受挫逼着人们去纠正非理性行为（即市场的自洽机制）。但是政府过激的救市行为，大大缩短了金融危机对美国社会产生冲击的时间，让人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训。

陈先生显然混淆了实业金融危机与资源金融危机。二战之前的实业金融危机基本发生在实业领域，而且以金币为货币条件，市场机制可以纠正非理性行为；但是二战之后的特别是1971年以来的资源金融危机基本发生在资源和资源金融领域，而且以纸币为货币条件，市场机制根本无法发挥纠偏作用。没有政府的干预，资源金融危机的伤口无法自行愈合，因为资源和资源金融自身没有造血功能。只有靠政府的强力介入，迅速止住资源泡沫伤口，迅速将重点转向实业复苏和新实业创造，才能恢复实业从而恢复整个经济的价值创造功能，随着这一造血功能的恢复，经济才能慢慢重拾升势。

问题之九：不能混淆资源垄断型国企与实业竞争型国企

陈先生对国有企业的批评也是毫不留情的。他说，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国家具有我们普通的人或私营企业没有的优势：国家可以控制全国人大，有权修改法律。如果国家觉得某个规则对国企不利，就可以修改规则使国企处于优势地位。此外，国家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执法的权力。如果一个公司背后的股东拥有立法权、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执法权和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会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呢？

他认为，到目前中国股市还是一个基本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市场，从根本上使中国股市无法在激励创新、鼓励创业方面起到实质性作用。只要股市还不对民营企业真正开放，培植中国的创新文化要么是一句空话，要么就只能继续依赖香港和美国的资本市场。

陈志武先生大力批判“国进民退”，称其有五大后果：一是使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很难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二是中国的就业增长必然会走下坡路，三是对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四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常不利，五是使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停滞不前（这是典型的老套的自由主义决定论）。

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中，围绕“国进民退”的话题，引发了各方面的关注和争论。不难发现，陈先生混淆了资源垄断型国企与实业竞争型国企。这是陈先生“二分法”西方经济学的必然。依靠国家给与的资源发财致富的资源垄断型国企，和遵循市场规律自由竞争的实业竞争型国企，二者大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

以往国有企业主要的弊病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领导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等等，但是通过30年的改革，这些问题已经得到很大改进，其中不少实业竞争型国企已经具有强实力型特征，当然不少资源垄断型国企还不具备强实力，停留在大实力型特征。在实业领域存在价值规律，如果承认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体制，那么就应该允许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退的权利，实业竞争型国企不但可以退而且可以进。与此同时，实业竞争型国企的法人治理和绩效管理必须坚持。反对者也不要用双重标准。

不能否认，陈志武先生等反对者所说的“国进民退”的后果在资源垄断型国企是明显存在的。但是，正确提出问题不等于正确解决问题，正确的方法是探索资源领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总之，区别对待资源垄断型国企与实业竞争型国企是当前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关键点。这是错综复杂的金融内战的一个理论认识根源，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智慧。

一言难尽陈志武，“九”言也难尽。陈先生给我们的是一颗蜜桔还是布了一个更大的理论迷局呢？陈志武先生的金融立场是货币和金融的自身立场，而非实业和科技的市场，非服务实体经济的立场；是小众（货币和金融从业者是小众）的立场，而非大众的立场。陈志武先生的金融观点是立足自然时间配置的金融交易理论，推崇价格而反对价值论，也就滑入了为交易而金融的技术金融和“中小操盘手金融”的深渊。

批判陈先生，是一次交锋，也算一次交流。当然，批判陈先生的观点，不等于否定陈先生的批判，他确实正确提出了不少好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正确分析和解决他提出的问题。

行文至此，想起几个月前在非洲，一位驻非某国大使和我们交流时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中国的媒体应该多从自己民族的立场出发，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不错，中国到了产生本土经济学的时候，中国到了有自己声音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应该有所作为。经济类媒体更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