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再起硝烟。这一次论战的硝烟扩散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凭借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的支持和美国文化的强势扩张，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乃至意识形态，然而却没有解决那些国家的经济问题，不仅大部分苏东国家陷入所谓的“转型萧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矛盾也在激化，以至于拉丁美洲的百姓用选票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送上了总统宝座。
来自经济和社会的一连串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渐遭质疑。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更暴露出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得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里给出的警告愈发振聋发聩：“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的情况。古典学派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他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的后果”[28]。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Post－Keynesian Economics）开始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发起猛攻。以保罗·戴维森和海曼·明斯基为代表的美国学者，继承了英国剑桥大学凯恩斯原来的同事们——例如琼·罗宾逊、米哈尔·卡莱茨基等的研究成果，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货币中性说”和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反对“自然失业率”说，主张把劳资双方力量对比引入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强调市场不确定性、历史时间和非历态（non－ergodicity）的重要性。他们在货币金融、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古典综合派也重拾声势，表达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压倒性强势的不满。1992年，包括萨缪尔森等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四十多位著名经济学家集体签名，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声明：“我们，在下面签名者，担心经济学受到了垄断的威胁。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强力推行一种方法或核心假设的垄断，并宣称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基础。经济学家们总在口头鼓吹自由竞争，却不愿意在观念的市场上实践它”[29]。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号召建设一个多元的和严谨的经济学。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一批美国体制内经济学家站了出来，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进行严厉批评。斯蒂格利茨指出：“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推入万劫不复。即使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全盛期——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直到2007年——美国式去监管化资本主义也只是给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中的最富有阶层带去了更多的物质享受。事实上，在这一意识形态长达30年的全盛期中，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在年复一年地减少或是停滞不前。”[30]
与此同时，受苏东剧变影响而消沉下去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复苏。第一，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在实证的经验量度方面有了发展。如安瓦尔·谢赫和艾哈曼德·托耐克的新著《测量国家的财富》、吉拉德·杜门尼尔和多米尼加·莱维的新著《经济的利润率：资本主义中的竞争、危机和历史趋势》，其中谢赫还沿着经验路径证明了劳动价值理论对于相对价格的解释力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其他概念在当代经济分析中的有效性。[31]第二，斯拉法的价格理论继续鼓舞着古典—马克思传统的推进。如海因茨·D．库尔兹和内里·萨尔瓦多的新著《生产理论：一个长周期分析》、邓肯·福利和托马斯·米希尔的新教科书《增长与分配》，前者证明了古典—马克思的经济系统既能作为新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也能作为增长理论和分配理论的桥梁；后者比较了古典—马克思、新古典和后凯恩斯主义等三种经济学中的增长和分配理论，并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了世界经济数据。第三，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继续发展，资本主义长波理论有了新突破。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对资本积累阶段的研究重点重新转向生产领域并且聚焦在生产关系上，由此得出资本积累的过程必将带来经济关系整体变革的结论。如爱德华·J．内尔在其著作《转型增长的一般理论：凯恩斯在斯拉法之后》中，用“转型增长”（transformational growth）将斯拉法和凯恩斯对资本主义增长阶段的解释结合起来。[32]
此外，另一些被称为“异端”经济学的，包括演化经济学、女性经济学以及新一代的制度经济学、历史学派经济学等，也开始崭露头角。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约翰·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米迦勒·艾伯特和罗宾·哈内尔的《参与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和皮凯蒂的被誉为出版界奇迹的“第一畅销学术书”《21世纪资本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学者或学派能够占领这个时代的经济学“正统”。
更多人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休·斯特雷顿在其著作《经济学：新导论》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诉诸取消管制、私有化和小政府被证明是对新问题的错误反应，并积极地导致了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政策的‘右转’负责。如果没有他们的专业权威，很难相信，推动新战略的各种各样的政治集团和经济集团能够说服大多数人支持或容忍这些政策达如此之久。”[33]斯特雷顿对新自由主义的公共政策进行逐条质疑和反驳：
1）货币紧缩将抑制通货膨胀，并且恢复就业——只有在不这么做的时候才会如此；
2）削减公共投资将增加私人投资——实际上它将减少私人投资；
3）贸易自由将使我们的制造业更有效率——在我们的特殊背景下它将把太多的效率投向经济以外，增加长期失业，并破坏国际收支平衡；
4）削减工资能增加就业——实际上不能；
5）将税赋由富人转移到穷人将促使富人雇佣更多的穷人——实际上不会；
6）更自由的资本市场将允许更多人购买自有住宅——实际上它使购买自有住宅的人更少；
7）租金管制（rent controls）常常会伤害房客——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能给房客很大帮助。[34]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奥巴马经济学”明显倾向于新国家干预主义，但“凯恩斯们”与“哈耶克们”依然激烈论战——反映在政坛上，就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持续的激烈争斗：共和党依旧坚持自由竞争和私有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及“大政府”，以至于奥巴马总统力推的医保改革等社会改善政策无法顺利实施，甚至引发多次财政危机，导致联邦政府的部分机构“关门歇业”数日；反映在社会运动上，一方面是“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这种与新自由主义精神高度契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强劲反弹，另一方面是延绵不断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折射出99%的人民大众对1%的巨富阶层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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