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学的渊源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前身是“经济地理学”。按照德国地理学家的观点，经济地理学对区位的认识无非是在自然地理的基础之上加上人类和经济的因素^[19]。而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经济地理学可能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循环累积关系、当地外部经济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传统的某种综合^[20]。

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科学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勒施（Losch，1938、1939、1940）提出，经济学家在建构他们的理论模型时正视区位和空间因素，并指出应该在屠能的《孤立国》（Thunen，1826）、韦伯的《工业区位论》（Weber，1929）、克里斯特勒（Christaller Walter）的《德国东南部的中心地理论》（1933）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统一的学科——空间经济学。事实上，勒施的《区位经济学》为区位科学和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尽管这两门学科有着共同的渊源，但此后它们的研究却出现了很大分化。

20世纪50—60年代，艾萨德的《区位和空间经济学》（Isard，1956）和《区位分析的方法》（1960）相继出版，成了区位科学诞生的标志。此后，区位科学走上高度数学化和抽象化的道路，而经济地理学则发展成为一门折中的、经验意义上的学科。

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地理学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扩充。它不仅从法国管制理论、熊彼特技术演进以及制度经济学吸取新的思想，而且在更近的时期，还从经济社会学甚至文化学中寻求灵感，这被称为经济地理学“复兴”。其中一个代表性的学派就是“新经济地理学”。它之所以比过去的经济地理学更加受人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学派集聚了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比如，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迈考·波特（M．Porter）、布里安·阿瑟（B．Assur）、罗伯特·巴罗（R．Barro）、萨拉-伊-马丁（S－i－Martin）、奥利佛·布兰查德（O．Blanchard）、劳伦斯·卡茨（L．Katz）、安瑟尼·维纳布尔斯（A．Venables）等。特别的是，克鲁格曼的《地理与贸易》、《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自组织经济》成为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标志。

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进程已越来越成为主宰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门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的新的经济地理学就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可喜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七八十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出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21]、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新的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问世，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就变得可以处理了。新的经济地理学则大多在该模型的基础之上构建其主要的理论模型。

这样，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力发展，就使得一个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无力解释的空间集聚现象的新的经济地理学的出现成为可能。

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昌久（M．Fujita）、蒂斯（J．F．Thisse）和维纳布尔斯（A．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们。

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宗旨是将经济地理学带进主流经济学的殿堂。“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要解释区位中心的内生性，要解释为什么在有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区位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藤男昌久和蒂斯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 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最为简单的例子是人与人之间有相互交流的必要性，更为一般地，厂商和家庭也有这种必要，结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便成为可能。

正像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区位兴起的根本原因，又是区位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区位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带来的两个“冲突”的结果：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集聚不经济比如污染、噪声等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区位的集聚与其他城市集聚之间的两难。当一个中心区位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区位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同时多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区位体系就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另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述模型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方面。比如，通过关注人力资本在地区间的转移或者当地化技术进步的跨地区转移，可以分析地区经济的内生增长，这构成了“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贯穿于“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地区和城市的发展带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历史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对厂商经济活动的区位起决定性作用，在这种偶然历史事件的作用下，一种循环累积—自我强化的机制会发生作用，这与新古典竞争性模型的意蕴相反。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在前向关联、后向关联以及自我实现的预期下通过报酬递增基础上的循环累积而被“锁定”，于是，“非理性”的经济决策便可能产生次优均衡的区位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