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下新自由主义的种子

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经济大萧条，导致第一轮世界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失败，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加剧，帝国主义全球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相继断裂脱落，诞生了一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高潮。出于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省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迎来了战后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黄金年代”，也为滞胀危机发生时一次更为激进的资本主义扩张——新自由主义的反弹，埋下了种子。

“社会的反向运动”是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在波兰尼看来，“经济”是社会的一个物质要素，应该“镶嵌”（embededness）在整个社会关系之中，而社会内部始终包含两种对抗的力量：一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扩张倾向，另一种是反向而生的社会运动。前者不断向外拓展，开辟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后者是社会的自我保护，预防经济“脱嵌”于社会；二者一正一反，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在马克思看来，波兰尼所谓的“社会反向运动”，正是资本内在否定性逻辑的外在表现。无论是资本主义扩张还是社会反向运动，无论是“脱嵌”还是反“脱嵌”，都由资本的内在否定所推动；迄今为止，由于利润仍是资本生产的绝对律令，所有的社会反向运动，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不过是促进了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崩溃和新旧更替，其结果都保障了资本生产的顺利进行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存续。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所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挥殆尽。

沿着马克思和波兰尼的这一分析视野，我们来考察从大萧条到“黄金年代”这一时期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其中经济现象与经济理论的交互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