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也关注中美关系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新两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要长久地发展下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中美两大国的关系都很重要，不希望看到两国走向对抗，迫使他们选边站队。不管是同大国的外交也好，同小国的外交也好，都有很多事情可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重视小国，搞好同小国的关系，发掘同小国合作的潜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就能够越来越有声有色，不仅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且还会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我去过许多国家，但此前从未去过新西兰。2015年中，我收到新西兰前任驻华大使、维多利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席托尼·布朗的来信，邀请我出席10月在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举行的主题为“全球视野中的中美关系”的研讨会。收到这封邀请信我很高兴。

我认识布朗大使多年了，他先认识施燕华。1976年，布朗当时在新西兰驻华使馆工作，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马尔罗尼访问中国。马尔罗尼与中国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施燕华担任翻译，布朗是新西兰方面的记录。布朗就是这个时候认识施燕华的。

世界很小，对搞外交的人来说，世界就更小了。1985年，我和施燕华重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担任政务参赞。施燕华主管每年联大讨论的热点议题。很巧，布朗此时也调到新西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参赞。他见到施燕华非常高兴，有一个周末他请我和施燕华到他家做客，我们认识了他的夫人苏姗。我们在他们家待了大半天，谈得很开心。以后我们相互请吃饭，交换意见。他还请我们看过一次美国的话剧《外国人》。

2005年至2009年，布朗担任新西兰驻华大使，我和施燕华也结束了在海外的任职回到国内。我在外交学院工作，施燕华被外交部翻译室返聘为专家。外交部翻译室的两任主任陈明明和张援远先后担任中国驻新西兰大使。有一次，布朗大使夫妇请即将赴新西兰上任的张援远大使夫妇晚餐，邀请我和施燕华作陪。我们很高兴又和布朗大使见面了。席间，我说施燕华陪中国领导人访问过新西兰，我还从来没有去过新西兰。布朗大使说:“一定要找一个机会请你去新西兰。”

现在布朗大使邀请我去新西兰，我觉得应该去。一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两国，世界各国都关心。我们也需要说明中国的立场，同时我也想了解为什么新西兰人如此关注中美关系。二是新西兰方面邀请出席研讨会的外国嘉宾层次较高，有澳大利亚的前任外长鲍勃·卡尔、新加坡国立大学著名教授王赓武先生等人。三是这是一个老朋友的邀请。

我向外交部报告了布朗大使的邀请，外交部也同意我出席，并派了一位政策司的年轻外交官作为助手同行。

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所获悉我出席维多利亚大学的中美关系研讨会后，邀请我顺道出席在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所举行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研讨会。我也同意了，因为他们时间的安排正合适，就在维多利亚大学研讨会的前两天。

我每去一个国家之前总要看一点资料，了解这个国家的基本情况。

新西兰国土面积26.8万平方公里，30%的国土为保护区，人口有447万人。公元10世纪，波利尼西亚人乘坐木舟来到新西兰。1350年，毛利人在新西兰定居。新西兰官方文献证明，毛利人是四千多年前从台湾迁出的原住民。

1642年，荷兰航海家阿贝尔·扬松·塔斯曼在远洋时发现新西兰的西海岸，在企图登陆时遭到毛利人的攻击。但他以荷兰一个地区的名字命名这块土地为Nieuw Zealand。1769年至1777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先后5次到达新西兰，英国开始大批向新西兰移民。1840年2月6日，英国迫使毛利人族长签订《威坦哲条约》(也译作“怀唐伊条约”)，促使新西兰接受了英国法律体系，同时条约也确认了毛利人对其土地和文化的拥有权。该条约被新西兰视为建国文献，目前仍具有法律效力。1856年，新西兰成为英国的自治殖民地，1907年成为自治区，1947年独立。

2015年10月4日凌晨，我从上海乘东航班机直飞奥克兰。飞机飞行了近13个小时，于当地时间18∶15抵达奥克兰。

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所的陈新老师曾经在外交学院教书，陈新老师和她的先生已经在新西兰定居，现在都在奥克兰大学任教。陈新邀请我出席5日下午在奥克兰大学举行的王赓武教授题为“中国对欧亚大陆的回应”的讲座。我欣然同意了。

王赓武教授85岁了，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历史学家。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历史系肄业，1957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68年后，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远东历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长。后来还担任过香港大学校长。大约30位奥克兰大学的老师和学者前来听王赓武教授的讲座。王赓武教授没有讲稿，用英文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然后接受大家的提问。

王教授看问题的角度与西方学者和大陆学者都不一样。他首先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讲起。他认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主要是陆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货物流量仅占十分之一。中国宋朝就有了海军，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旺起来，因为陆上丝绸之路不通了。郑和下西洋对繁荣海上丝绸之路贡献很大。中国历代皇帝除个别外，绝大多数重视大陆，轻视海洋。这大概也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明成祖朱棣派郑和率领舰队下西洋绝非偶然，这与朱棣本人的经历有关。他在登基之前是燕王，负责在北方同蒙古人打仗。这就使朱棣有机会了解到元朝对外扩张的世界观，元朝的世界观与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一样。明成祖选派郑和七下西洋，人选对了。因为郑和是回族，郑和的父亲曾去麦加朝圣。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多是伊斯兰世界。郑和七下西洋与各国打交道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海上没有敌人，对明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这也是为什么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城墙。后来满族人从北方打过来，明朝灭亡，灭亡这也证明主要威胁确实来自北方。

明成祖之后的皇帝停止了下西洋，郑和被中国人淡忘了。近代研究郑和是欧洲人开始的，中国研究郑和的第一人是梁启超。

中华文化以两河文化为主，主要是大陆文化。中国历朝历代重视的是大陆。明朝的皇帝决定停止下西洋后，中国的海军走向衰落，一蹶不振。

王赓武教授还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不是偶然的，他既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又与他本人的经历有关。他年轻的时候是在中国内地陕西农村度过的，担任地方官主要是在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一带一路”是要把海洋经济和大陆经济结合起来，促进中国的发展和欧亚大陆的繁荣，而不是与美国对抗。

座谈会结束后，陈新邀请我去她家坐坐，并共进晚餐。他们家在海边，从奥克兰开车过去大约40分钟，沿途风光明媚。11月正是新西兰的春天，到处郁郁葱葱。陈新有外交学院工作的经历，我们谈得很愉快。

10月6日中午，我应邀与牛清报总领事夫妇共进午餐。牛清报即将离任回国，将担任中国驻牙买加大使。牛清报告诉我说，奥克兰是新西兰华人聚居最多的地方，大约有25万人。他们之所以选择奥克兰，因为奥克兰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奥克兰同时也是新西兰的工业、商业中心和经济贸易中心，有146万人。新西兰的首都原先设在奥克兰，1865年才迁至惠灵顿。

下午，我和国内来的几位学者由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所的人员陪同，步行从酒店来到奥克兰大学研讨会的会场。奥克兰大学建于1883年，是新西兰大学中综合排名第一的。我们的会场就在奥克兰大学钟楼里，这是一座有100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出席会议的有100多人，有学者、企业家。

3点钟会议准时开始。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罗伯致开幕词。他说中国是新西兰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情况对新西兰关系极大，所以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在这里举行一场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讨会。随后，会议的主持人邀请我做主旨发言。

我讲了三点看法。

一、全面看

(一)放缓有必然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在经过30年以年均9.7%的增速大发展之后的放缓。1978年中国GDP为1481.8亿美元，人均为154美元;2014年中国GDP达到10.3万亿美元，人均为7400美元。1978年中国外贸总额仅为206亿美元，2014年达到4.3万亿美元。

(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在经济总量达到10.3万亿美元这个大基数上的放缓。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是7%左右，这个速度仍然是比较高的。2014年新西兰的经济增长率为3%。当然，新西兰的情况和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新西兰经济增长3%已经很好了。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9月30日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是能达到的。一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三，我想李总理讲这个话是有根据的。

(三)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大背景下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当然对中国经济有影响。

二、挑战大

今天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经济转型的挑战。中国过去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现在要转到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这个转变不容易，各行各业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我们在进步，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经上升到60%。

(二)腐败的挑战。中国三十多年的大发展成绩卓著，但是，也必须看到腐败十分严重。习近平就任党的总书记后，提出对腐败零容忍，国内开展了深入的反腐败斗争。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反腐是很得人心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反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三)环境的挑战。中国三十多年的大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巨大的。我们的空气、水和土壤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三、机遇多

中国经济尽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增长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有很多机遇。

(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尚未完成，中国城市化仍处在一个过程之中。中国每年大约有1000万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需求。如果一个农民需要投资2万美元的话，那这些农民每年需求2000亿美元。

(二)中国治理环境污染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中国近年来每年环保投入近2000亿美元。

(三)食品需求变化的机遇。随着生活的改善，中国人民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提高了。特别是中国出现了几亿人的中产阶级，他们愿意多花点钱，购买优质的食品。所以进口食品和农产品迅速增加。中国2014年进口食品1.5亿吨，专家们估计到2020年将会进口2亿吨。

我昨天与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牛清报共进午餐，他告诉我说新西兰的食品在中国市场上供不应求。这就表明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还有很大的潜力。

(四)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提供的机遇。创新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出现了第四次创业大潮，这次大潮的特点是创业者年轻，很多大学生开始创业，同时与互联网结合，与高新技术结合，针对中国市场的需要。

上述四个方面的机遇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新西兰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我们欢迎新西兰的企业家、研究人员、学者与中方进行合作，抓住机遇使之成为推动中新合作发展的新动力。

我讲话之后，来自国内的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做了阐述。我们还回答了听众的提问。

会议在结束时，奥克兰大学新西兰APEC研究中心的主任做总结。他特别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今天中方人士的发言和介绍使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新中两国合作的机遇。他还表示对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很有信心。

10月7日上午，牛清报总领事亲自送我去机场。他告诉我，惠灵顿是有名的风城，风很大，飞机在起降的时候震动得比较厉害，要我有思想准备。同时他要我放心，新西兰的飞行员很有经验。

从奥克兰飞惠灵顿实际上只飞了45分钟，快着陆时风确实比较大，飞机有些颠簸。抵达惠灵顿时，使馆的方参赞等人来迎接我们。我们下榻洲际酒店，托尼·布朗大使已经在酒店等候我。我有七八年没有见他了。他的白头发比以前多多了，但精神很好，像过去一样很有幽默感，喜欢说笑话。他对我说:“今晚我和苏姗请你去我们家做客吃晚饭，还请了王鲁彤大使夫妇。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得先和你商量一下，我知道你在法国当过大使，懂酒。今天晚上我决定喝两种酒，新西兰的白葡萄酒和2005年的红葡萄酒，你觉得如何?”我回答说:“好啊!新西兰的白葡萄酒是很有名的，在中国很难买到。2005年的年景不错，一定是好酒。”

中午我和使馆的方参赞还有两名年轻外交官共进午餐。我是第一次到新西兰，对什么都好奇，问了他们很多问题。他们对新西兰的情况确实做过研究，对答如流。

午餐后，使馆一位年轻的外交官陪同我登上了惠灵顿市内的维多利亚山山顶。山不高，但惠灵顿市的全景尽收眼底。到了山顶我更加领教了惠灵顿的风。

晚上，王鲁彤大使夫妇来酒店接我，一起去布朗大使家做客。二十多年前我在外交部新闻司当司长的时候，王鲁彤还是一个入部不久的年轻人，很注意学习。他后来在外交部进步很快，现在当大使了，我很高兴。

布朗大使的家在惠灵顿维多利亚山的半山腰，风景很好。这是一座二层的小楼，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还种了花。除王鲁彤大使夫妇和我外，布朗大使还请了维多利亚大学校长格兰特夫妇和新西兰负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代表。晚餐的菜肴是苏姗做的，布朗大使很自豪地说，甜食是他参与做的。

晚餐一开始，布朗大使介绍了与我和施燕华认识的经过，这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然后讲到新西兰和中国的关系，认为两国关系现在发展得很好，潜力还很大，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布朗大使还特别希望我讲一讲两国大学和青年交流的重要性。

我想布朗大使要我讲大学和青年的交流，主要是讲给格兰特校长听的，因为他到任才几个月，国际交流还没有展开。我介绍了我的经历，特别是在外交学院5年任院长的经历。我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新两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要长久地发展下去。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和大学之间的交流就特别重要了。我在外交学院期间就大力主张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流。新西兰派留学生到中国去学习，中国派留学生到新西兰，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可能会毕生致力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发展两国关系需要了解双方的人，留学生具备这个条件。我建议格兰特校长在访华的时候也去一趟外交学院。“2+2”是中国大学与外国大学合作的一种形式，学生在中国学习两年，在外国学习两年，双方都承认学历。

格兰特校长听我介绍后，表示今后去中国访问时，很愿意去一趟外交学院，请我向秦亚青院长转达他的问候。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新西兰第一个提出的。我问新西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代表，新西兰为什么要倡议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回答说，新西兰是一个小国，要想发展必须同世界各国开展合作。今天多哈回合的谈判搁浅，而新西兰又不能等，所以经过和一些国家串联后，倡议成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我问他，如果他是中国人，对TPP采取什么态度。对方表示:“我要先等一等，看一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履行、批准和执行的情况。如果执行情况良好，我再提出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10月8日上午，我们乘车去维多利亚大学的会议中心。这个中心很特别，有一个二层楼的看台。会议的正式参加者坐在楼下会议厅，媒体、企业界人士和学生则可以在二层旁听。我来到会场后发现，旁听席上坐了很多人，显然人们对中美关系很有兴趣。

“全球视野中的中美关系”研讨会由维多利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上午9点会议开幕，格兰特校长致辞，代表校方欢迎大家出席这次研讨会。他强调美中两国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两国关系不仅影响两国，而且影响世界。格兰特特别感谢美中两国大使馆对研讨会的资助，感谢吉尔伯特大使和王鲁彤大使出席研讨会的开幕式并致辞。

王大使和吉尔伯特大使在会上的致辞十分协调，双方都充分肯定习近平主席9月下旬对美国国事访问的成功。王大使突出介绍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情况，强调两国相互依存度在加深。吉尔伯特大使指出，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是奥巴马总统亚太战略的一部分。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深化，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多次见面，两国元首两次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对巴黎会议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听了两位大使的致辞很高兴。大使是国家元首的代表，两位大使的致辞，配合如此默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中美关系，也给与会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在会上以“习近平主席访美后的中美关系”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说。我是这样讲的:

年初以来，中美之间的矛盾、摩擦增多，特别是围绕网络、南海和人权问题，双方的分歧愈演愈烈。2015年6月我访问美国时，美国一些人士对中美关系感到担心，认为这会对习近平9月访美投下阴影。

与此同时，国际上和美国国内一些人士纷纷撰文，认为中美关系正在恶化，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是不可避免的。在临近习近平主席访问时，甚至有人预言这次访问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我本人在习近平主席访问之前，先后接受了金融时报和凤凰卫视等媒体的采访。我不赞成对习近平主席访美悲观的估计。我强调在看中美关系时，必须看到那些根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9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结束时，中国外交部发表了成果清单(fact sheet)，共有49项。访问成果出人意料地丰厚。

在我看来，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中美关系中的三个根本因素在起作用。

一、中美坚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进行8个多小时的会晤后，达成了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这个共识是历史性的。习近平主席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义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我对习近平主席这几句话的理解是:(1)不冲突、不对抗表明双方最高领导决心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次在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奥巴马总统重申了这一态度。这就表明，中美两国最高领导向世界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政治意愿，绝不会重蹈昔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战争的覆辙。中美不冲突、不对抗，这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幸事，也是世界的幸事。(2)相互尊重是人与人之间发展关系的前提，更是国与国之间发展关系的前提。没有相互尊重，很难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3)合作共赢是中美构建新兴大国关系的路径，就是要发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这就会使双方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发展，双方关系的基础越来越牢固。这是一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积极、稳妥的道路。

二、中美之间深度相互依存

1971年我去美国的时候，中美贸易额仅为500万美元，2014年上升到5500亿美元，这个数字的后面是两国经济上的深度相互依存。相互依存不仅是经济的，更是人文的。中美关系打开以来，人员交往迅速增多，中国先后派了上百万的留学生去美国留学。现在，太平洋两岸，中美两国每年来往人数高达500万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对于加深相互了解至关重要。

1971年11月9日，我作为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年轻成员前往美国。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和首都5000群众去机场送行，大家都很高兴。我还记得，在机场看见远处有一排硕大的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那时候中国还在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天天喊打倒美帝国主义。

1971年11月8日，毛主席会见乔冠华团长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我没有参加。但后来听说，毛主席告诉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当时去美国，既高兴，又紧张，感到我们是到“敌人的心脏”里去。

到了美国之后，我们的行动十分谨慎，外出都是二人同行。有一个周末，我和夫人施燕华到纽约的中央公园去散步。我们当时穿的都是中山装，与众不同，到公园散步时，立即被美国人认出来了。有一位美国老太太走近我们问:“你们是来自‘赤色中国’吗?”我们回答说是的，但我们不叫赤色中国，我们的国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太太看了看我们，点了点头，说:“你们早就该来了。”她这句话使我和施燕华深受感动，感觉美国人民真好。

我们在纽约罗斯福旅馆住了3个月。在圣诞节来临时，我们看到街对面化学银行的窗户上挂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道:“祝节日好，祝圣诞快乐!”(Season's greetings and merry Christmas!)落款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我们看了都笑了，第一次领教了美国人的幽默。

2014年9月，卡特总统夫妇访问中国，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她的丈夫邀请卡特夫妇出席朋友之间的晚餐，我和施燕华都应邀出席了。在晚餐会上，邓榕告诉大家，她的父亲邓小平决定与美国建交并访问美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中美两国关系太重要了。卡特总统致答词时，非常自豪地说:“我和我的朋友邓小平先生，共同决定美中建立外交关系，这个决定影响巨大，改变了世界。”

宾主双方致辞后，卡特总统也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到各桌敬酒。当来到我们这一桌时，和我、施燕华谈得很开心，因为施燕华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我的邻座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他对卡特总统说:“中美建交时我还在农村，中美建交使我有可能去美国留学。去美国留学的经历改变了我的命运。”卡特总统对这番话听得很认真，我在一旁也很感动，中美建交改变了多少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命运啊!命运的改变，变得更好了，这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相互依存。

三、中美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习近平主席这次在访美期间讲话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请大家注意，中国领导人自邓小平以来都是这样说的。然而，过去40多年，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大发展。自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首次访华以来，过去44年的中美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1年到1991年，这个时期支撑中美关系的主要是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个战略支柱。

第二阶段是从1991年到2012年，这个阶段支撑中美关系的主要是经济。1991年中美的贸易额仅为142亿美元，2013年上升到5200亿美元。

第三阶段是2013年以后，支撑中美关系的有三大支柱:第一大支柱是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诸如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对恐怖主义等。第二大支柱是双边关系，中美双边关系在过去40多年里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展。第三个支柱是军事安全领域。军事安全领域是最敏感的领域，也是双方戒备很深的领域。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年中美两军交往形成了势头。过去中美关系出了问题时，首先就拿中美两军交往开刀。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没有再发生，即便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摩擦，两军交往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势头。

所以，过去40多年，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是一个动态。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在扩大，双方关系的基础变得越来越牢固。

另外，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都强调中美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在把握中美关系时，始终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扩大共同利益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强调共同利益双方就会越走越近。如果突出分歧，即便是夫妻，最后也会搞得不欢而散。

我讲话结束后，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我特别注意到旁听席上的掌声也很热烈，看来新西兰是希望中美关系发展的。

在我演说之前，王赓武教授发表了题为“两个文明的故事”(A tale of two civilizations)的主题讲话。他追溯了过去200年美国和中国各自发展的历程，认为两国代表着两大文明。同时，他也比较了奥巴马和习近平两人的经历。他认为150年前林肯总统未能同慈禧太后见面，100年前威尔逊总统未能同孙中山见面。但是今天习近平和奥巴马能够多次见面，进行交流，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十分有利，这也是全世界所欢迎的。

会后，王赓武教授对我说:“我从两个文明的角度来谈中美关系，是希望双方不要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考虑中美关系。两大文明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而不一定走向对抗。”

在会上，新西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纷纷发言，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既不希望出现“中美共治”，也不希望双方走向对抗。希望中美能够开展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者明确肯定中国发起建立亚投行，因为东亚地区2010年至2020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8万亿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仅能提供100亿美元。

晚上，维多利亚大学举行晚宴款待与会的各方嘉宾。布朗大使和澳大利亚前外长卡尔先后在会上发表讲话。两人都认为这次研讨会开得很好，讨论的质量很高。布朗特别感谢了中美两国大使与会致辞和对研讨会的赞助。他们还称赞王庚武教授和我的讲话。

10月9日上午会议继续讨论中美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者和知名人士都认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中美两大国的关系都很重要，不希望看到两国走向对抗，迫使他们选边站队。他们还对习主席最近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取得良好成果感到欣慰。

关于中国经济，澳大利亚前外长卡尔对前景表示乐观。他说，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两位数，经济的增值为3000多亿美元。2014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7.4%，而增值为7000多亿美元。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由于基数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很大。

9日下午，最后一场会议主题是对中美关系的展望，我在会上做了发言，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一)中美关系三个根本性的因素依然存在，并继续发挥着作用。三个根本因素是:

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达成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美之间深度相互依存，不仅是在经济上，人文上同样如此。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二)中美关系走向成熟。自1971年中美关系打开以来，美国总统中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尽管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摩擦，但最后又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这说明在发展中美关系方面，美国两党是有共识的。

从中国方面来说，历代领导人都坚持不断发展中美关系的大方向，这说明发展中美关系在中国领导层也有共识。

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特使访问中国，会见邓小平，江泽民主席也在场。邓小平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说:“我已经退休了，今后关于中美关系的事，你找他。”他指着江泽民。

上述情况说明，中美关系正在走向成熟，成熟的关系是能够经受风浪考验的。

(三)中美关系的历史，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两国是盟友，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援助。然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紧张对抗了22年。双方在朝鲜打了一仗，在越南激烈对抗，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71年后，双方的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不仅造福两国人民，而且对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美关系的历史表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过去斗的结果是中美两国都受到很大的伤害。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如果再迎头相撞斗起来，受害的不仅是中美两国，而且是全世界遭殃。本次会议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士都呼吁，中美两国要搞好关系，不要对抗，他们也不愿意选边站队。这说明中美两国关系牵动国际关系的全局，中美要发展合作，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国际社会的愿望。

(四)在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谨慎乐观的同时，也不能低估两国之间的分歧。正是因为中美两国关系十分重要，我们更要重视妥善处理好两国之间的关系。

妥善处理中美之间分歧的含义包含以下几点:

中美之间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两国又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分歧是自然的。中美两国现在有分歧，过100年之后还会有分歧，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和而不同”。

中美之间要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而不能诉诸武力威胁。关于中美之间的分歧，需要梳理一下。有的分歧今天可以解决，有的分歧要明天才能解决，有的分歧可能要后天乃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中美之间对于现存的分歧，要着力解决今天能解决的分歧，至于明天、后天乃至更长时间才能解决的分歧，不要勉强拿到今天来解决，那样解决不了，也会使双方十分泄气。

不能让分歧妨碍两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发展，那样损失就太大了。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王赓武、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总裁莫里森、澳大利亚前外长卡尔等人发言，均看好中美关系。

会议结束后，我与布朗大使和会议的组织者薄智跃教授进行了接触，他们认为这次研讨会是高水平的，各方反应很好。他们特别感谢我专程从国内赶来出席这次会议。

我这次来新西兰时间很短，但接触了很多人，包括王鲁彤大使和使馆的青年外交官。他们向我介绍了很多的情况，使我对新西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很有收获。

新西兰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新西兰人很有创造性，敢为天下先。1893年，新西兰妇女获得了选举权，是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比美国、英国、法国都要早得多。

新西兰与中国交往中实现了五个第一:新西兰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双边协议的国家;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第一个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第一个与中国签署电视合拍协议的国家;第一个宣布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

2015年3月12日，英国宣布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世界受到了震撼。殊不知，早在2015年1月，新西兰就宣布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在西方世界中是第一个。

新西兰和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协定对于中新贸易有了极大的促进。2008年中新贸易额不过40多亿新西兰元，而到了2014年猛增到了近200亿新西兰元。中新自由贸易区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澳大利亚与中国加速自贸区的谈判。

大家知道，新西兰曾经拒绝美国军舰到访新西兰，尽管它是美国的盟国。拒绝的理由是新西兰的无核政策，不欢迎任何带有核武器的军舰。而美方不愿意告诉新西兰他们的军舰上是否有核武器，新西兰就断然拒绝了美国军舰来访。一个400万人的小国，敢对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说不，这是需要勇气的。

然而，2013年10月11日，由导弹驱逐舰青岛舰、导弹护卫舰临沂舰和综合补给舰洪泽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到访新西兰的奥克兰。国际舆论哗然，新西兰拒绝了美国军舰，却接受了中国军舰的到访。新西兰向外界说明，因为中国军方明确告诉新方，中国的军舰上不载有核武器，所以他们接受了中国军舰的访问。

新西兰人的创新能力是多方面的。新西兰的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我有机会在访问期间参观了新西兰的维塔工作室，很多著名的电影如《指环王》《阿凡达》的人物造型和电脑特效都是出自维塔工作室。

现在世界上流行的espresso、cappuccino等咖啡名称，都是意大利人创造的。新西兰人也不甘落后，他们创造出了flat white，long black。在北京有新西兰的咖啡馆，名字就叫flatwhite。

新西兰人很务实，中国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后，新西兰港口就升起了中国的国旗和香港的区旗。对于中国游客到新西兰不文明的行为，新方也不是横加指责，而是请了一些中国游客熟悉的明星来做广告，对他们进行引导。

王鲁彤大使是当年我在外交部新闻司的同事，他到新西兰任大使已经两年了，各方反应很好。这是他第一次任大使。他去新西兰之前曾向一些老同志求教，有的老同志说新西兰是个小国，“能做的事情就那么多了”。这话乍听起来蛮有道理，新西兰确实是小国，两国关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再往前走似乎潜力有限。但是王大使到任之后发现有很大的开拓余地。我很赞成王大使这个看法。

其实，不论是同大国的关系也好，还是同小国的关系也好，都要警惕无所作为的思想。对美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内有一种说法:“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这话听起来好像也很富有哲理，似乎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情况。但是仔细想一想，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我1971年就去美国了，在美国常驻了10年，长期关注中美关系。1971年中美贸易额才500万美元，2014年上升到5500亿美元，是1971年的11万倍，这也是“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吗?

总之，不管是同大国的外交也好，同小国的外交也好，都有很多事情可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我们在外交上能够做的事情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多。我们同大国的关系人们都非常关注，而同小国的关系容易被忽视。重视小国，搞好同小国的关系，发掘同小国合作的潜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就能够越来越有声有色，不仅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且还会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断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