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埃两国战略对接及其问题

戴晓琦^[1]

近几年，中国与埃及两国的相互需求明显上升，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合作步伐明显加快。两国在制定各自的发展战略时均覆盖了与对方的合作需求，双方领导人为实现双方战略对接进行各种努力。双方战略对接的内涵包括支持对方的战略规划、建立合作机制、签署合作协议;合作领域主要是建立经贸合作区，加强投资贸易、新能源合作、旅游、军事与反恐等合作。目前，两国战略对接存在一些问题，埃及方面的问题主要是长期不稳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投资环境不佳以及官僚作风明显等;中国方面需要加强多渠道合作机制，利用市场与援助两种机制，扩大对埃及投资、加强文化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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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埃出台发展战略及相互对接的努力

(一)中埃两国分别出台发展战略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的最宏大的发展战略。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这一重大战略与倡议。“一带一路”面对不同国家，与有关国家计划建立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相衔接。它高举和平与发展的大旗，对内缩小东西差距，对外与沿线国家发展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2014年11月，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了丝路基金。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纲领;4月，中国与包括埃及在内56个国家共同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以保障倡议顺利实施。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埃及处于“一带一路”欧洲路线与非洲路线的交汇点，是“一带一路”在中国境外的三个交汇点之一，是“一带一路”十分重要的支点国家。

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战略是埃及自2011年革命以来的最大国家战略，也是自纳赛尔1956年工农业改革以来埃及最大的发展规划。该战略体现在埃及“2030年埃及长期发展战略”与“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2015/2016)”等重大文件中，是埃及未来的发展蓝图。这一蓝图包括一系列重大项目，如苏伊士运河走廊发展计划、开罗新城、开罗—亚历山大高铁、苏伊士自由贸易区等，总投资将超过千亿美元，其中新运河项目耗资约400亿美元。根据发展战略，2030年的埃及在各个方面将成为全球30个最好的国家之一。2015年3月，埃及总统塞西在埃及经济发展大会上宣布，未来四年将吸引6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和贷款。大会获得了国内外的大量投资，仅签署的有执行力的合同就达362亿美元。

苏伊士运河走廊规划包括开通第二条苏伊士运河以及在运河地区建设多个港口与机场。新运河经过一年建设，已于2015年8月完成，使运河从单向通航升级为双向通航，轮船通过运河的等候时间从22小时减少至11小时，日均通航船舶数量将从以前的49艘上升到97艘，而运河收入也将由开通前的每年53亿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每年135亿美元左右。运河沿岸将新开发7个物流区、5个新海港、3个新工业区。

(二)中埃双方领导人努力对接对方战略

双方领导人高频次互访。2013年“一带一路”出台以来，中埃双方首脑相互邀请访问，塞西总统在2014年底访华，2015年9月出席中国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两年来，双方部长级领导人密集互访。外交部部长、商业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之间的互访十分频繁。2014年下半年，为了给塞西总统访华做准备，埃及工业贸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电力和能源部部长以及国际合作部部长提前组团访华，而塞西访华时更是有七位部长随行。与此同时，四位中国主席特使连续出访埃及，这在中国对单一国家的外交史上十分罕见，足见中国对埃及关系的高度重视。2016年1月21—22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外交、商务、文化等多部部长随行。

中国、埃及两国政府要员互访时间表

中埃两国首脑的互访极具象征意义。2015年9月，塞西率埃及军队参加中国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在一年之内两次来华;当习近平主席的专机进入埃及领空后，埃及八架军机同时升空护卫，访问期间塞西总统几乎全程陪同。两次互访，尽显两国领导人的亲密程度以及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密切程度。

这一象征意义表达了以下中埃关系:两国战略合作基础牢固，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交往密切且高度互补，民族特性与历史经历相似，民众相互友好与吸引，两国都在战略发展期并强烈需求对方。^[2]

两国战略相互对接的内涵

2014年12月，中埃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将双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年初的首访目的地就有埃及。其间，两国领导人展示了相互间的友谊，签署了大量协议。两国关系不仅历史上就是“零问题”，而且近年来更加密切，双方进入了历史性的黄金时期。埃及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中东支点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的样板之一。

双方高调支持对方的战略规划。正如习主席2016年1月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中所说，中国坚定支持埃及主导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国际社会中的各种努力，支持埃及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事业;2011年以来，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政局反复发生变化，但中国始终支持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自己的政治选择与发展道路;中国强力支持埃及为了振兴国家在2015年3月召开的经济发展大会，支持埃及包括苏伊士运河走廊规划在内的埃及发展战略。埃及也同样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坚持中国政府在台湾、西藏与新疆问题上的立场，全力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双方建立了一系列合作机制。这些机制主要体现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伊斯兰会议组织等一系列合作平台中。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中埃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和地方政府保持着密切互访，双方通过两国经贸联委会、防务合作委员会等政府合作机制积极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中，中埃双方以主要参与者的身份推动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中国与非洲之间的战略合作，双方正在通过共同努力将双边合作扩大至整个中东与非洲。

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中埃合作体现在双方之间签订的各个协议之中。2014年6月，习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上提出与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实现“1+2+3”合作规划。“1”是深化油气领域全产业链合作，维护中阿能源战略共同体。“2”是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便利化为两翼，加强中阿在重大发展项目、标志性民生项目上的合作，为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建立相关制度。“3”是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在这一框架下，中埃两国展开了全方位合作，塞西访华时中埃签署了26个合作协议，习主席访埃时签署了21个协议，双方的意向性投资高达150亿美元，建造开罗—亚历山大高铁、地铁、核电站以及为260个村庄提供饮用水的项目。同时，双方正在探讨技术转移、和平利用核能、北斗导航系统落地等项目。

双方建立了苏伊士经贸合作区。2008年，两国建立了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该项目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点项目，其非洲最成功的政府合作区，其地位类似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整个合作区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已建成的第一期为1.34平方公里，已投资4.6亿美元，有68家企业入驻，涉及石油、电器、建材、纺织服装和农用机械制造等诸多领域。合作区第二期的开工仪式由习近平主席与塞西总统共同主持。中埃经贸合作区包括汽车制造、化工、制药等产业，最终将吸引200家企业，30亿美元的资金，提供4万个就业机会。^[3]在中埃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经初见成效，成为两国经济合作的样板。

双方全面加强投资贸易合作。埃及剧变以来，西方对埃及的投资多持怀疑观望态度，但中国企业迅速进入埃及，2014年在中国驻埃及使馆备案的中资企业共79家。^[4]据埃及投资总局统计，截至2014年6月，有1246个中国项目在埃及参与投资，^[5]投资领域集中在工业、建筑业、金融业、信息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2015年，在埃及投资的中国投资资金已达4.77亿美元，^[6]主要投资公司有巨石集团、埃及泰达公司、中石油、中埃钻井公司、安琪酵母公司等。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0年中国对埃及直接投资为5023万美元，2011年为8278万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占绝大多数(6645万美元)。截至2011年末，中国对埃及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累计达四亿美元。^[7]在投资埃及的外国排行榜上，中国从2009年的第22位迅速上升至第15位，^[8]中国已成为埃及重要的投资来源国。近几年，双方商品贸易也在突飞猛进。中国向埃及出口针织品、机械、电机电器、塑料制品以及车辆等，从埃及进口矿产、石灰、棉花等。2012年，中国对埃及贸易额为95亿美元，2013年为102亿美元，2014年升至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埃及的第一大贸易进口国，埃及对中国的投资也迅速增加。

双方重视新能源领域的合作。近年来，埃及一直受能源短缺问题的严重困扰，塞西政府承诺在二至三年内解决这一问题，计划将传统能源的发电比例从目前的90%缩减到2020年的60%，将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比例从1%提高到20%，并逐步引入核电项目。事实上，在2014年塞西访华期间，埃及电力控股公司与中国私企签署了七份燃煤电厂运营协议，埃及政府与中国企业签订了改造国家电网、发展输电网和创建智能电网协议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企业还可能与埃及签署核能合作协议。

双方重视旅游、军事与反恐的合作。众所周知，旅游是埃及四大支柱行业之一，长期以来是埃及就业与外汇的重要来源。2011年以来尤其是2015年俄罗斯民航客机被炸以来，高度动荡的局势使游客止步，旅游收入一滑再滑。为了重振埃及，埃及政府一方面控制国内局势，一方面对外大力宣传旅游。在两国首脑的多次会晤中，塞西明确提出希望中国政府鼓励中国游客前往埃及旅游。为此，双方增开了中国北京、上海、广州与埃及卢克索、加尔达格之间的航线。双方政府高度认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分裂主义行为，目前双方的合作形式主要有武器与装备贸易、技术培训等。

两国战略对接中的问题及其应对

当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战略之间战略合作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具体方案逐步成形，双方合作需要在政治上细化合作机制、在经济上结合市场与援助两条轨道，在文化上凸显共识弱化差异。虽然两国之间的合作愿望越来越强烈，但中埃战略合作是在全新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的，两国在战略接轨中存在各种现实问题，解决两国之间合作的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一)埃及参与“一带一路”的问题及中国的应对

埃及可能长期处于不稳定之中。2011年以来，埃及更换了三位总统，经历了五个政权。当下，埃及主要政治力量处在严重对立之中，政权执行力明显下降。同时，埃及周边环境严重恶化，对埃及构成了明显压力。叙利亚、利比亚与也门深陷内战，尼罗河水的配额也在进一步制约埃及的发展。这要求在对埃及交往中具有风险意识，并为可能的风险事件做好各种预案。

埃及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明显。埃及产业体系不完整，产业结构低下，实业力量不足，地租性经济特征明显。埃及经济依靠外资支撑，而外资主要集中于石油、金融以及房地产业领域。但是，埃及不少精英意识到，消费性产业无法提升埃及的产业层次，也解决不了失业问题，埃及经济首先要走上工业化道路。因此，中国对埃及的投资应该集中于生产性工业，帮助埃及提升产业层次。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埃及接纳外资的能力有限，如果一味吸引外资，可能引发热钱效应，导致埃镑比价上升，使埃及再次患上“荷兰病”，重新走上动荡。在埃及历史上，类似的事件已经发生过两次:100年前的伊斯梅尔时期以及40年前的萨达特时期。其间，热钱曾两次摧毁埃及经济，前者导致国家破产，后者迫使继承者穆巴拉克接受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私有化改革建议，导致社会差异拉大，引发了革命与剧变。

埃及基础设施陈旧落后，投资环境需要改善。埃及的基础建设起步很早，道路与交通工具大多是几十年前完成的，但一直缺少维修、维护。穆巴拉克总统在沙漠中建起了许多新城，但多数缺乏生活配套，难以疏解尼罗河谷的堵塞问题。天津泰达公司自2008年承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以来，合作区一直缺少道路、电力等基本配套，影响了合作区的完善与进一步投资扩建。

埃及官僚体制明显，办事效率低下。埃及行政机构臃肿，机构重叠，效率低下。外资企业在办理经营执照、材料的进出口等方面常常被一拖再拖，合理合法的项目常常难以进展。同时，部分经济政策影响着中埃合作的实施，例如埃及《劳动法》规定了外企对本国工人的雇用比例以及工人的终身制，这些僵化的用工规定阻碍了外资的进入，影响着在埃及企业的发展。

埃及人力资源的水平与中国有差距。埃及教育虽然比周边国家强，但难与中国水平相比。埃及各级教育大多疏于管理，教学质量不高，学生辍学现象严重。例如，高校学科与市场明显脱节，人文科学的学生比例远远超过应用科学。

埃及对中埃贸易的逆差十分敏感。在中埃两国的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压倒性贸易顺差状态，使埃及很难通过贸易改变国家目前的经济困境。为了平衡双方贸易逆差，埃及政府提高了中国商品的进口门槛，设置了埃及标准。这要求中国今后在对埃及出口上更加重视质量，用高附加值的商品代替目前的日常用品与服装。

埃及人对中国的认识与需求有时不切实际。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埃及人心目的形象在迅速上升。埃及人普遍希望中国更加强大，以便与美国抗衡，从而改变埃及甚至阿拉伯人的处境。因此，身处非洲的埃及人常常对中国心怀过高期望与过多要求，这需要我们在对埃及关系中保持清醒头脑，在投资与援助中作出理性判断。

(二)中国对接埃及战略中的问题及其应对

强化多渠道合作机制。经过阿拉伯剧变，中国与埃及在政治领域的原有合作机制发生了彻底变化。随着穆巴拉克与穆尔西先后下台，埃及议会停摆两年后重启。与塞西的首脑合作机制，与议会和政党层面的合作都需要重新磨合。鉴于埃及当下政坛浓厚的军方背景，应该积极发挥中国军队与埃及的合作机制，通过两军合作推动两国合作。同时，在埃及政治机制尚未建立健全之时，我们应该加强非政府组织与民间等市民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全面充实中埃关系的内涵。

区别对待市场与援助机制，将政府援建与企业运作相结合。埃及属于非洲国家，我国在与埃及交往中一直存在市场与援助两种机制。长期以来，我国向埃及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在埃及获得了巨大的民心。在阿拉伯剧变以后，我们更要继续坚持这一无偿援助原则。我们要利用商务部援外司、中非发展基金、丝路基金等援助机制为埃及建设一批影响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与大项目，参与南北高铁、亚历山大港口建设、运河区港口建设、核电站与百万民居工程;同时，鼓励中国企业深入研究埃及市场，在生产性领域积极投资，提升埃及的产业结构与工业化水平，实现经济领域的合作共赢。

扩大中国对埃及投资。近年来，中埃投资与贸易迅速发展，但中国在埃及的投资总量依然很少，截至2009年底，中国资本在埃及的投资开发经济规模中排名第22位。中埃之间的投资合作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在未来10年中国对阿拉伯非洲金融类投资存量将从100亿美元增至600亿美元以上。在这一巨大合作潜力中，埃及应该得到相当份额，因为在阿拉伯各国中，中国与埃及之间的合作潜力最大。

坚定推进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埃合作甚至中阿合作的标志，埃及希望通过该合作区的成功示范，发挥其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示范作用，其政治意义不亚于经济意义。但经过七年建设，该合作区规划投资15亿美元，至今仅投资0.9亿美元，目前进驻企业68家。泰达集团和相关企业可以凭借“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优势，尽快实施二期项目，实现中国公司的大量入驻，发挥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在埃及甚至非洲立足点的作用。

加强中埃文化合作，谨慎处理宗教问题。中华文明与埃及文明都尊师重教、尚礼厚德，内敛而不张扬，这些共性是双方战略合作的坚实基础。但双方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西方别有用心的蛊惑下，远隔万里的两大文明之间出现了一些认识错位，这些错位主要表现在伊斯兰教领域，埃及人常常对中国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存在误解，认为中国穆斯林遭到以汉族为主体的非穆斯林的不公正对待。同时，埃及当下对立的政治局面很不利于宗教的宽容，导致埃及的伊斯兰教越来越偏激。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双方的文化合作，加强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的作用，扩大双方人文交流，通过人员交流消除各种误解;另一方面要加大民族宗教政策的宣传，加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同埃及爱资哈尔宗教机构间的交流，多渠道引导两国的宗教往来，防范伊斯兰极端思想的滋生与传播。

【注释】

[1]戴晓琦，阿拉伯语言文化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教授，教育部阿拉伯研究中心(二外)社会经济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阿拉伯社会、阿拉伯政治与文化。

[2]戴晓琦:《埃及:“一带一路”的中东支点》，《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3]岳付玉:《天津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显现规模》，天津网，http://www.tianjinwe.com/tianjin/ms/qjtj/ 201502/t20150201_775770.html，2016年2月1日。

[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埃及》(2014年版)，第34页。

[5]金字塔报:《数字中国》，埃及金字塔报网站，http://www.ahram.org.eg/NewsQ/469525.aspx，2015年7月5日。

[6]里达·萨拉丁:《1970年以来中国对埃及投资4.7亿美元》，http://elwadynews.com/economynews/2015/06/06/80974，2015年6月6日。

[7]徐宝娇:《中国企业赴埃及投资环境与对策分析》，《对外经贸》2013年第7期。

[8]郑青亭:《埃及复苏之路漫漫热盼中国企业投资》，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 2015/0325/c1002-26745011.html，2015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