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治村现象的分析与探讨

陈晓钊^注138

近年来，在商业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沿海经济发达的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各地村干部的商人化、富人化。就以我个人所在的村为例，2011年9月2日，我被选聘到了长乐市鹤上镇白眉村任大学生村官，职位是村主任助理。我所任职的白眉村位于长乐市鹤上镇东北地段，辖有13个自然村，全村总户数1332户，总人口4775人。白眉村的村干部队伍中也不乏许多优秀的名企业家和致富能手。村书记王传寿同志，他不仅是鹤上镇白眉村的一名优秀共产党员，而且在镇村还是一位有口皆碑的致富带头人。在他的带领下，白眉村党支部紧紧围绕党建工作要点，以“兴村富民”为目标，带领全村群众走上勤劳致富道路，实现了全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事实上，吸引经济能人和致富能手为村干部是1990年以来中央基层党建工作的基本思路，目的是通过把经济能人、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带领群众发家致富，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该党建思路在操作层面具体为“双培双带”，即把致富能手培养为党员，把致富能手中的党员培养为管理人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

浙江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陈建义认为，不论这些人用什么形式担任村干部，背后动因无非两种：一是自己的主动诉求，期望实现人生价值，回馈家乡，带领乡亲共同致富，有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等；二是村民认同，村民认为富人思路开阔、能力强，当村干部后可以带领大家致富。^注139富人参选村干部的动机，总结起来可以分为：

1.个人价值实现中威望效益与经济利益的结合。村干部是一种政治身份，相较于“富人”这个纯粹的经济身份而言，更具有威望性，富人因为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加上这样的政治身份，对于富人而言，自身整体的威望效益将大大提升。同时，富人治村后可以利用这种政治身份与上级领导、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样在获得政策性的支持上较一般富人有优越性，在某些项目的审批等方面将方便得多，这样对于富人发展壮大自己事业是极有帮助的，可取得较可观的经济效益。并且，随着国家对农村的逐渐重视，现在农村的经济及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发展，各种优惠政策、产业项目、农林水发展补贴等各种惠农资源的下乡，使得农村这片广阔天地也是大有可为的，而村干部的体制身份更有利于获得以上优惠政策和资源，由此激发了乡村能人竞争村干部职位的积极性。^注140

2.回馈社会，感恩乡亲。对参选村干部的富人基本是本村富人，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一部分就地以村为基地发展事业，成为富人；一部分走出乡村，抓紧机遇，在外发展事业，但其父辈亲属也多在村里。不论哪种富人他们对生养自己的村庄总有“归根”情结，成为富人后，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回村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成为自身价值实现的一种需要，而参选村干部是发挥他们带领作用的一种很好途径。以白眉村为例，村党总支把服务群众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为村民做好事、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2010年年初，村党总支部牵头企业家成立了白眉村慈善基金理事会，并筹集慈善基金80万元，用于资助五保户、困难党员、老党员等，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并为其提供就业培训、就业岗位，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现任广东宝丰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王天荣2007年入党后，带领100多人外出就业，为家乡创收，为乡亲造福。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富人治村”一样如此，有其有利之处，也有其不利的地方。

“富人治村”的有利方面表现在三点：

第一，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近几年，企业家走进基层组织“从政”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相对于纯粹的基层村干部而言，富人由于有长期的企业经营的经验，他们在长期企业经营中形成的观念是鲜活而突出的，而这些素质对农村经济的推动力不可估量。浙江大学一位研究人员说，这些“老板村官”不仅用自己的资金建设新农村，还为农村未来发展谋划出路。因此，对政府而言，更加看重的是这些村干部的开阔思路、较强的组织能力和长期企业经营中形成的现代市场理念，而这些在新农村建设中作用突出，对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非凡。^注141以白眉村为例，该村坚持“三向培养”，努力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许多党员致富能手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并结合自身优势，在解决群众就业问题的同时，为该村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如今，白眉村外出经商的100多名企业家中有30名是党员，今年又培养了3名企业家为入党积极分子，这些企业家在建设白眉村的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孔寒冰认为，目前，农村的突出问题是人才空心化。富者往往是当地能人，与其让富裕的能人选择离开农村，不如让他们通过村干部这种形式尽可能留在农村，为“三农”发展服务。同长期困扰农村的人才和资金外流现象相比，这是一种人才和资金回流的好方式。^注142

第二，富人的榜样作用大。随着时代的发展，“富有本事穷无能”的观念取代了过去的“越穷越光荣”的思想，对市场、商品经济、第二、三产业等新经济领域缺乏了解的广大农民群众对少数经济能人寄予极大社会期待，希望这些先富起来或有能力致富的人能带领大家富裕起来。这种社会期待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社会基础。农民更加认同于能使自己尽快富裕起来的人。^注143因此，从村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关注的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自身利益的实现，需要有能力、有经验、有热情为农村的发展出谋划策，能带领他们致富的领头人。因此“先富群体”的榜样、示范效应，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富人们多为村民乡亲，身边榜样力量的作用无疑大于书本或是电视广告，富人们的致富经验及致富门路给村民提供了便利，富人在治村过程中也容易得到村民支持，有利于村里各项工作的开展。“富人治村”，管理主动，完成任务比较快，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表现出勇于开拓的精神和非凡的工作魄力，为农村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的同时，不但有利于乡村治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且为村民树立的榜样形象更是具体而深刻，能够积极而有效地带动村民建设家乡，走致富之路。

第三，优化基层干部队伍。一般而言，在现今的农村干部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村干部都是出生于农村，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不高，自身思想素质也相对偏低。富人在治村过程中拥有的较好的社会交际能力和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其农村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资源优势。同时，他们也拥有相对较好的受教育水平和灵活的脑子以及开阔的思维，这些条件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胜任农村的治理管理工作。因此，富人治村在极大程度上有利于优化村级干部队伍结构。现如今，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过程中，重要的在于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相比较于普通的基层干部而言，我们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大胆选拔富人治村，围绕发展的产业选人，这些富人村官能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人。如果这些人成绩比较突出，愿意为人民服务，又积极追求进步，就可以把他们发展成党员，在不拘一格地专业型、产业型、科技型和市场型的富人村官选拔中能够改变农村基层组织年龄大、文化低、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弱的状况，在不断优化干部结构的过程中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富人治村”的不利方面集中表现在四点：

第一，“公益服务”与“私利报酬”的矛盾中偏于后者。在文中已提过，很多富人参选村干部的动机之一是出于服务乡亲，报答社会的一种良性心态，但是在治村过程中，村里的某些政策措施在实行过程中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富人的利益有所损害，当这样的矛盾产生时，“富人村官”是否能用“村干部”的身份，以一种真正服务于村民的心态将这些政策方针推行下去，这是一个问题。因此，尽管“富人村官”处事的动机大多是出于公益考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富人治村”背后的隐患，如何处理好“公益”与“私利”之间的矛盾，是“富人村官”的一大考验，一旦发展农村的“公益冲动”变成违规利己的“私益冲动”，那么“富人治村”的不利将突显出来。

第二，“富人治村”在攀比性消费中容易导致基层干部的萎缩。富人在治村过程中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为村里出钱出力，这固然是一种好现象，但是在“炫耀性的消费”面前，例如宴请、送礼于乡亲，这样“亏钱式”的治理模式容易形成“能出钱就是好干部”的风气，导致普通的基层干部产生退缩心理，而普通的基层干部在治村方面已具备多年的治村经验，他们没有富人的雄厚财力，但对于治村过程中乡情乡况的处理相对于富人而言，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而在“富人治村”的攀比性消费中，容易导致基层干部的萎缩。

第三，“富人治村”中“兼职”现象的产生容易导致村务懈怠。相对于一心当村官的“全职”普通基层干部而言，“富人们”一边管理自己企业，一边抽出一定量的时间到村里“上班”，成为“兼职村官”，甚至于他们大都委托代理人处理村里大小事务，出现了在职不在岗、在岗不覆职的“缺位”现象。富人治村的主要目标是协助乡镇完成诸如招商引资、计划生育、维护社会稳定、新农村建设等各类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富人们回应乡村社会自身的治理需求时却极少积极主动的。富人村干部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是用于自己的第二职业，这种大部分的“不在村村干部”与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生产联系较少，村务懈怠成为必然。

第四，贿选现象的产生，基层干部选举的公平公正公开性被破坏。富人为跃上政治舞台，可利用自身的财力优势在选举过程中进行贿选、委托选举以及流动票箱使用不规范等违规行为，这类违规行为将导致选举的公平公正公开性被破坏。选举的富人跃上农村政治舞台虽有“好处”，可也有贿选、精力分散等多种诟病。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送钱送礼拉选票的事情在不少农村出现。2008年浙江省第八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后，各地查出各类违法违纪案件290多起，其中以贿选居多。义乌市就查处了37起破坏选举和贿选案件，10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90人被行政拘留。^注144

针对“富人治村”的利弊分析，在对“富人治村”管理模式上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对富人而言，须提升素质，实现由“富人”向“能人”的转变。“富人”通常我们的理解是有钱人，而之所以能被称为“富人”，说明他们在经济方面具备一定的才能，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经济强人”，在农村中这类人大部分是私营企业家或是集体企业的创办者和管理者。他们有些从政精力不足，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困难，有的相对从政经验欠缺，易将个性作风带入工作中，使管理、决策、监督等各项制度流于形式。我们对“能人”的定义则是“政治强人”与“经济强人”的有效结合体，所以针对富人治村问题要提升富人素质。建议组织任前培训，增强富人对农村工作的学习认识，让他们明白“农村管理”有别于“企业管理”，尤其是富人村官认识相对较薄弱的方面，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信访、村民纠纷调解、农村计划生育等这些方面的工作。并且针对性地强化政策、民主、法制方面的教育以及村民自治等理论知识的学习，让他们更好地掌握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正确处理好两委关系、乡村关系和干群关系，处理好村民自治权与党的领导权、村民自治权与政府的行政管理权的关系，也可进行模拟上岗培训，增强岗位适应性。与此同时，加强常规教育，从观念上切实加强勤政廉政的意识，提升能力素养，更快地适应新角色。

第二，对村基层组织而言，须进一步完善村级民主建设，用公开透明的制度来解决问题。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傅立群认为，企业家走进基层组织“从政”是一种趋势，“富人治村”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如果政策调整得当，这批干部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要避免“富人治村”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最关键的是完善监督机制，用公开、透明的制度来解决问题。傅立群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凡重大事项必须先经村委会和村党支部讨论，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深化村务公开化，真实、及时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量化目标管理，形成优奖劣汰的用人机制，对那些谋位不谋政的村干部及时调整并进行责任追究。^注145如何使用公开透明的制度化来将“富人治村”的优势充分的发挥出来呢？例如增加村民咨询监督的到访点和电访点，村干部和村民直接对话的座谈会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三，对村民而言，必须加强村民民主意识，提高村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的参与是基础，因此要大力增强村民民主意识，培养村民民主习惯，提高村民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主动性、积极性。要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我们可以多措并举，例如可以通过教育，树立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让村民懂得如何做村集体主人；对于村务公开栏方面，也可开辟一块出来作为“富人治村”的专栏，嘉奖在治村过程中有突出成效的，同时也让村民能很好地对“富人治村”进行监督；与此同时可建立征求意见制度，凡属村集体与村务管理的重大事项、涉及村民和村集体利益以及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处理，在村委决策的时候应该召集全体村民或者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征求村民的意见和建议，最好让每个村民都参与进来，并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培养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切实加强村民对村治活动的民主监督功能，防止富人或能人治村过程中绝对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而造成危害，通过村务和财务公开等民主手段，实现村民对干部的监督。

虽然“富人治村”有其优势所在，但不能将“富”作为唯一的竞选条件。村官的村务管理主要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为全体村民谋取集体利益，而企业的经营则以利益为立足点，这两者之间是不尽相同的，而且村官与企业领导比较起来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对于“富人治村”新现象的产生，我们应该要用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克服不利因素，放大有利因素，相信在各级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在各个村民的严格监督下，在法律的制约下，在制度的规范下，富人当政下的农村治理一定能够带动更多的村民走向致富之路，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缓解农村矛盾，推动新农村社会各项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