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美日双边关系将走向何方成为两国共同关心的主题。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和美日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继续实行日本“特殊化”的贸易政策战略已经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美日双边关系未来走势一般有三种政策选择:第一，“弱化日本”战略，实际上一些美国公司在制定对东亚的贸易政策上已经采用了这个战略。第二，和日本建立更深层次的一体化战略，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开放市场协定或货币一体化协定等形式使两国经济联系得更加紧密，共同解决过去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第三，“去特殊化”战略，既承认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但也不再继续保持过去实行的“日本特殊化”的贸易战略，只是把日本当成和其他一些重要的贸易伙伴一样的正常国家，主要通过多边机制和渠道解决两国争端和摩擦。[53]
1.“弱化日本”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所经历的长期经济发展与繁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增长绩效却持续恶化，其根本原因是内生性矛盾的渐进性积累。[54]日本“失去的十年”与美国经济复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球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日本几乎毫无变化”或者“改变是如此缓慢”的观点使许多美国公司采取了“弱化日本”的战略，而更加关注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弱化日本”意味着美国不会像以往一样关注日本，也不会帮助日本走出困境。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战略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目前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产业在许多关键部门仍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在短期内是无法被取代的。然而，美国“弱化日本”战略将会使日本逃避其在国际经济发展中所承担的责任，甚至会鼓励日本追求地区主义或者“闭关锁国”政策。根据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在许多方面仍然需要日本的支持，“弱化日本”的战略会给日本传达错误的信息从而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损失。
2.一体化战略
“更深层次的一体化”意味着一个地理区域内各国一致同意减少并最终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便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最近几年，地区性的经济合作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欧盟是其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典范。美日之间建立更深层次一体化的关系，不仅会改变过去对日本“特殊化”的贸易政策，扫清了两国经济之间的结构性障碍，还会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发展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是美国的长期目标。[55]美日之间的一体化战略最普遍的方式是致力于消除两国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双边自由贸易区。但日美能否建立自由贸易区?2007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Wendy Cutler表示，日美自由贸易区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建立的，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美日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短期内无法克服的障碍，比如日本不愿意彻底改革农业部门;美日之间没有劳动力的流动，也没有财政转移;美国面临反倾销立法的压力;无法在短期内克服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障碍等。但两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制度正在不断地融合，两国之间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将来两国不排除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
3.“去特殊化”战略
尽管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两国的双边关系依然很重要，但许多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应该把日本视为像其他重要的贸易伙伴一样的“正常国家”，不再把日本作为一个特殊国家来对待。欧盟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的崛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对美国和世界的重要性。日本的经济增长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对美国的经济和国际竞争力形成巨大的威胁，美国人对日本将取代美国的担忧已经消失，日本以前所存在的独特性和不公平性的特征开始变得不那么明显，正随着日本逐渐融入世界经济而更加趋同于全球规范和标准。美国应该把日本看作正常的国家，日本已经逐渐“去特殊化”而无需美国给予特别关注。
美国对日本实行“去特殊化”战略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第一，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问题将更多地通过WTO、APEC多边渠道解决，而两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将通过七国集团(G7)和IMF解决，美国将会鼓励包括日本在内更多的亚洲地区合作。第二，有效利用多边贸易体制需要积极的外交联盟，美国将寻求同其他国家最大程度的合作来促使日本改变政策。其中最重要的盟友是在G7、IMF和WTO中的主要欧洲国家和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澳大利亚、中国和韩国等主要亚洲国家和国家联盟。日本也应该实行平行战略来赢得多边集团其他重要成员的支持加入对美国的倡议，这样的竞争将有利于两国以及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第三，美国将会继续支持日本的经济和结构改革，继续在日本的政策制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美国对日本和其他经济体在进一步放松管制和结构改革方面有长远利益。第四，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政策应该更加关注日本的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和结构问题，而不是特殊部门的贸易问题。第五，尽管美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倡议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包括通过多边贸易体制，但是美国却经常不能成功地动员其他国家的成员支持自己的决议，因此美国在关键领域应该保留实行单边政策的权利。[56]通过多边贸易体制来解决日本问题，可以带来积极的外部效应。美国不但可以同时处理日本和欧洲的结构问题，还可以借助多边贸易体制来消除日本的贸易壁垒，特别是农业保护，使日本无法退回到以前的贸易保护主义状态。因此美国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对日本实行“特殊化”贸易政策，而是应该在更广阔的多边体制框架内来发展美日经贸关系，并使之朝着更健康、更有序的方向发展。
但笔者认为，美日关系将由于中国的崛起而会变得更加紧密。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很可能代替日本成为亚洲地区的领导者，并成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OECD发达国家的中间调解人，而且中国拥有大量的军事资源，无论从地区上还是从全球上来看都会施加越来越多的影响。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担心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长，挑战美国在亚太甚至全球的霸主地位，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成为美日双方共同的对手。东亚形势的新变化，使美日双方共同改变了在亚太的战略，两国政策都出现了重大的调整。1994年7月美国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完全改变了克林顿政府“经济第一”的战略构想。而同一时期成立的村上内阁，也呼吁与美国建立“稳固的伙伴关系”，而把两国在经贸关系上的摩擦置于次要位置。1994年，美日同盟“重新确认”，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提出《东亚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安全同盟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关键，是美国在这一地区建立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的核心。该战略的重点和目标是:其一，亚太地区对美国经济前景、价值观和安全利益都至关重要，美国必须永久地介入亚太地区;其二，美国在亚太地区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美国必须介入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其三，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实力，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1998年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美国国防部在《1998年美国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中表示，“美日同盟仍然是我们在亚洲安全战略的重点。”而日本的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强调，“要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同时与近邻各国加强友好，改善关系。”2005年2月，日本外相和防卫厅长官与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在华盛顿召开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2+2会议”。会后两国发表了堪称全面调整日美同盟关系新指针的“共同声明”，首次将中国台湾、朝核危机、俄日北方领土以及驻日美军基地与日本自卫队基地相互使用等列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这标志着日美军事同盟已由冷战时期的“专守防卫日本”扩大到涵盖范围包括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日美联合军事行动”。日美同盟关系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这将不仅对美日两国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带来巨大的变化，而且会对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安全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见，美日在实现亚洲乃至全球战略中仍然需要相互之间的鼎力合作，美日两国在重视“东亚”的同时不会削弱日美同盟，它是实现美日东亚战略的重要保障和坚实后盾。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没有解除之前，美日同盟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注释】
[1]Emma Chanlett-Avery，Mark E.Manyin，William H.Cooper，Ian E.Rinehart.Japan-U.S. Relations:Issues for Congress［R］.CRSReport for Congress，Order Code RL33436.August 2，2013: 21
[2]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3]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
[5]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6]U.S.Department of Commerce，TradeStats Express-National Trade Data(http:// tse.export.gov/TSE/ChartDisplay.aspx)
[7]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8]Alexis Grimm，Charu Sharma，U.S.International Services，Cross-Border Trade in 2012 and Services Supplied Through Affiliates in 2011［R］.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October 2013:27
[9]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10]William H.Cooper.Japan＇s Economic Miracle:What Happened?［R］.CRS Report，Order Code Rl30176，November 23，2004:4
[11]Emma Chanlett-Avery，Mark E.Manyin，William H.Cooper，Ian E.Rinehart.Japan-U.S.Relations: Issues for Congress［R］.CRSReport for Congress，Order Code RL33436.August2，2013:21-22
[12]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日本经济易被美国拖累［N］.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1月2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15735
[13]Richard L.Armitage and Jpseph S.Nye，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J］.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Special Report，October 11，2000
[14]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R］.2012:219
[15]为了确定进口产品是否存在倾销以及倾销幅度有多大，调查机构需要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进行比较。归零法是一种计算倾销幅度的特殊方法，基本内容是:调查当局将受调查的进口产品与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分为若干组，分别认定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在此基础上，将各组产品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分别进行比较;若某组正常价值大于出口价格，则认定该组倾销幅度为正，反之为负。当局将负的倾销幅度归为零，而不是与其他正的倾销幅度相抵消，实际上就是将负的倾销幅度忽略不计;在此基础上调查机构再计算整个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它会导致更高的总倾销幅度。
[16]［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789
[17]正式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劳工部长、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运输部长、能源部长、环保署署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局长、总统经济政策助理、总统国内政策助理、总统国际政策助理、总统科技政策助理。小企业管理局和国防部在后来被邀请进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早期的起草文件中，曾经包括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但在最后的总统行政令和总统决定令中却没有它的位置。通常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是指总统经济政策助理及其工作人员，而不是这个内阁层次的行政实体。参见:［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797
[18]其中美国政府的经济协调机制包括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对外经济委员会，肯尼迪时期的特别委员会，尼克松时期的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福特时期的经济政策理事会(EPB)，里根和布什时期的经济政策委员会(EPC)和国内政策委员会等等。
[19]［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798-800
[20]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组织构架”，总统决定令/国家经济委员会，1998-3-24
[21]李巍.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D］.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296
[22]［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08
[23]1970—1990年间，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在GDP中的比例从12%增长到了20%。80年代美国已经成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国，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参见:［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09
[24]［美］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255
[25]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3%，欧盟年增长率为2.3%，日本是1.2%。
[26]［美］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235
[27]William H.Cooper.Japan’s Economic Miracle:What Happened?［R］.CRS Report，Order Code Rl30176，November 23，2004:4
[28]USITC，Trends in U.S.Inbound and 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2006［R］.Publication 3870，2006:1-4
[29]屠新泉.党派政治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变迁［J］.美国研究，2007(4):79
[30]［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08
[31]金灿荣.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历史和现实的考察［J］.美国研究，2000(2): 16
[32]张建新.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91
[33]［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06
[34]［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17
[35]［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56
[36]［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41
[37]盛斌.世界经济转变中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J］.美国研究，1998(3):36-37
[38]张健.九十年代美国贸易政策趋向［J］.美国研究，1993(3):33
[39]“多轨”这个词比其他名称更加恰当，“因为新的贸易政策偏离了战后美国对多边主义和不歧视原则(大家公认美国时常不遵守这个原则)为基础的经济政策的坚决承诺，转而有意识地采用多边、单边和地区性贸易倡议相结合的方法，以保护美国市场，或者帮助美国公司更多地打入国外市场，特别是打入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市场。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30
[40]［美］马丁·弗尔德斯坦.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570
[41]张建新.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6
[42]Geza Feketekuty and Bruce Stokes，Trade Strategies for a New Era:Ensuring US Leadership in a Global Economy［R］.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Inc，1998:2
[43]赵伟，陈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外贸政策——多层次与多侧面的一种审视［J］.亚太经济，2003(1):23
[44]赵伟，陈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外贸政策——多层次与多侧面的一种审视［J］.亚太经济，2003(1):23
[45]Laura D＇Andrea Tyson，Future Directions for U.S.Economic Policy Toward Japan［R］.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ctober 24，2000
[46]Laura D＇Andrea Tyson，Future Directions for U.S.Economic Policy Toward Japan［R］.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ctober 24，2000
[47]美国通过利用1988年贸易立法上签署的特别301法案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尽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鼓励更多的创新，但却可能阻碍创新的运用，因此其净影响更有具争议性。
[48]约束税率是指经过GATT/WTO谈判而确立的关税率，列在各国家的关税减让表中，可作为总协定的一部分而得到执行。GATT第2条强制各国实行约束关税。如果一个WTO成员国把税率提高到约束水平以上，受影响的出口国家有权对进口国的等价值出口产品采取报复性措施或接受赔偿。经过谈判达成协议而固定下来的关税税率为约束税率。关税减让谈判有四种减让形式来约束关税的税率:一是削减关税并约束减让后的税率;二是约束现行关税水平;三是上限的约束税率;即将关税约束在高于现行税率的某一特定水平，各方实施税率不能超出这一水平;四是约束低关税或零关税。
[49]［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40
[50]［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42
[51]［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43
[52]［美］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56
[53]C.Fed Bergsten，Takatoshi Ito and Marcus Noland，No more bashing:building a new Japan-United States economic relationship［M］.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18-29
[54]徐平.对日本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考察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31
[55]Fred Bergsten.Towards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M］.Peter G.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s，Number PB07-2，February 2007:1
[56]C.Fed Bergsten，Takatoshi Ito and Marcus Noland，No More Bashing:Building a New Japan-United States Economic Relationship［M］.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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