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开发东部地区对亚太经济的影响

苏联开发东部地区对亚太经济的影响——兼论我国的对策

这里所说的苏联东部地区是指西伯利亚与远东，它包括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远东3个经济区，由4个边疆区、11个州、3个自治共和国组成，在行政上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它位于亚洲的东北部，濒临太平洋，同蒙古、中国、朝鲜接壤，与日本隔海相望，跨过白令海峡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它远离苏联的欧洲中心腹地，却与亚太国家（地区）紧密相连。

西伯利亚与远东的特点是：地广人稀，气候寒冷，经济落后，但资源丰富，发展的潜力很大。十月革命后，苏联十分重视对东部地区的开发。1970年代以来，更加快了开发的步伐。目前，已从初期的单项资源开发利用进入了全面的综合开发阶段。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27大强调，要“继续加速扩充国家东部地区的生产潜力和开发自然资源。综合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争取优先发展生产和社会基础设施各部门。使北部最有效的自然资源投入经济周转”。随后又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以保证综合开发规划的实现。

苏联加紧开发西伯利亚与远东，不仅对苏联本国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亚太经济乃至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侧重分析它对亚太经济的影响以及我国的对策。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先简略地谈一谈苏联开发西伯利亚与远东的战略意图和方针政策。

一、苏联开发东部地区的战略意图和方针

苏联重视东部地区的开发，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很明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时刻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为此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当时，把东部地区视为战略大后方而进行了有计划的重点建设，以开发煤、铁等资源为目标，建立起了许多工业生产基地。这一时期的开发，首先是从国防观点考虑的。此项重大决策的实施，为后来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重大变化。苏联开发东部地区的着眼点也从国防转向了经济，并且越来越突出地强调这一点。究其原因和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改变生产力布局的不合理状态，达到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沙俄的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西部经济相当发达，而东部却十分落后。十月革命后，虽经几十年的建设和调整，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有所缩小，但生产力布局的不合理状态还没有根本解决。1980年代初，占全苏面积25.2%的欧洲和乌拉尔地区（西部），集中着72.7%的居民，4/5的固定生产基金，3/4的工业产值和4/5的农业产值；而占全苏面积57%的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东部），却只居住着10.8%的人口，只有10%左右的固定生产基金和工农业产值。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面积占17.8%，人口占16.5%，固定生产基金占11.7%，工业产值占15%左右，农业产值占12%多。这三大经济地带的生产水平由西向东呈现出明显的阶梯形态势。1985年，每平方千米的工业产值，西部为11.23万卢布，东南部为3.17万卢布，东部只有6 600卢布。每平方千米的农业产值分别为3.02万卢布、6 780卢布和1 645卢布。可见，苏联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西部，严重地牵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亟待解决。

（二）开发利用东部地区的自然资源，缓和原材料、能源的供需矛盾

1970年代以来，苏联经济发展中原材料、燃料动力的供需矛盾十分尖锐。1985年，全苏石油产量的62%、天然气产量的55%，来源于西伯利亚、远东。到1990年，苏联初级能源增长中的90%将来自西伯利亚。到20世纪末，全苏70%以上的石油、天然气，50%以上的煤，18%～20%的电力将依赖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它们在全苏能源平衡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三）增加出口，保证技术引进和国际收支平衡

长期以来，在苏联的出口商品结构中，燃料和矿产原料所占份额较大（1981—1985年在60%以上）。苏联依靠这些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为国家换回大量外汇，用以购买国内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民用消费品和粮食。为保证苏共27大制定的加速战略的实施，苏联将更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限于苏联工业品出口的竞争能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奉行这种资源出口政策。这样，加紧开发西伯利亚与远东的自然资源，进一步发挥它作为强大的原料、燃料供给和出口基地的作用，就成为苏联当务之急的任务，否则就不能确保增加外汇收入，平衡国际收支。

（四）顺应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形势，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竞争，维护其在亚太和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近20年来，亚太地区的经济每年以5%～12%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富有活力的地区。除日本以外，“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东移，21世纪将是亚洲太平洋世纪。苏联领土的3/4在亚洲，特别是西伯利亚与远东濒临太平洋，与亚太国家（地区）连成一片。亚太国家（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苏联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因此，苏联力图迎头赶上，加速东部经济发展，以加强它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维护它的大国地位。

为达到这些目的，苏联制定了西伯利亚与远东的综合开发规划，要求以高于全苏平均水平20%～40%的速度加快发展这一地区的经济，特别强调加快燃料动力基地建设，超速度发展冶金、化工、建材等耗能耗料较大的工业部门，进一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加紧开发贝阿铁路沿线地区，大力加强社会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但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很大，除自然条件外，最突出的是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不足。

苏联开发西伯利亚与远东的重点是“北移东进”，即通过贝阿铁路的建设及其沿线150万平方千米地区的开发，逐渐由西向东推进，由近北向远北地区发展；同时把能源开发重点由鄂毕河中游的石油转向极北地区的天然气。这里自然条件更加复杂，开发成本更加昂贵，所需投资将成倍增加，由于苏联经济增长率只在3%左右，基建投资很难大幅度增加，开发资金短缺将有增无减。

此外，还需要尽快发明和掌握适合当地条件的技术设备；为把石油、天然气运送到西部地区，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和大口径钢管。所有这些，按照苏联现有生产技术水平和能力，是无法全部满足的。

西伯利亚远东的人口稀少而流动率高。据估计，为开发这一地区需补充100万劳动力。在全苏适龄劳动力增长不足以抵补退休职工数的情况下，要从外地引进更多的职工是不现实的。因此，劳动力不足将是东部开发中十分棘手的一个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苏联采取了两条对策：一是挖掘内部潜力，动员全国特别是发达的西部地区支援东部地区。同时通过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组织区域生产综合体等途径，提高东部地区开发的经济效益，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获得最大的成果。二是放宽对外经济政策，筹建经济特区，兴办合资企业，开展补偿贸易，广泛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和劳动力，弥补苏联自身力量之不足。简单地说，就是实行开放政策，以开放求开发。苏联东部地区的开放政策是全方位的，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已建交的国家开放，也对未建交的国家（如韩国）开放。坚持政经分开、平等互利的原则，以期收到积极的成效。

二、苏联开发东部地区对亚太经济的影响

苏联加紧开发西伯利亚与远东，对亚太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仅以西伯利亚和远东土地广阔为例，只要其单位面积产值的增长提高1个百分点，对亚太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就很显著。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土地面积（1 276.6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日本、亚洲“四小”和东盟五国面积总和（357.1万平方千米）的3.6倍；而每平方千米的产值（1.76万美元，1985年数字，下同）只有印尼的39%，泰国的22%，马来西亚的19%，菲律宾的17%，韩国的2%，日本的5‰，新加坡的万分之九，中国香港的万分之五。经过开发建设，如能把它提高到印尼的水平（每平方千米产值4.48万美元）则生产总值将增长1.5倍；如能提高到韩国的水平（每平方千米产值90.17万美元），则生产总值将增长50倍。西伯利亚与远东经济高涨，对整个亚太经济繁荣和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西伯利亚、远东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可以充分发挥沟通亚洲太平洋地区与欧洲的桥梁作用。苏联于1970年代初开辟的以远东的纳霍德卡、东方港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港为起点，经西伯利亚大铁道直达欧洲的“西伯利亚大陆桥”，已经成为欧亚货物运输的捷径。它连接欧亚两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13 000千米，比日本绕道好望角航线的运距缩短一半，较经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航线的运距缩短三分之一，运价比全程海运低20%～25%，运输时间一般可缩短35天。随着苏联港口和铁路设施的进一步现代化和运输能力的提高，必将大大增加亚太国家（地区）的商品外销和欧亚两洲的物资交流，从而促进亚太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西伯利亚、远东的资源开发和出口，大多是通过补偿贸易形式进行的。例如，苏联与日本缔结的合作开发南雅库特煤田的总协定规定：日本提供4.5亿美元的银行贷款，用以购买开发煤田和建筑专用铁路所需的设备和材料、日用消费品。贷款分20年还清。从1979年起，苏联每年向日本提供100万吨库兹涅茨克炼焦煤作为补偿；从1983年起再提供南雅库特炼焦煤：1983年320万吨，1984年420万吨，1985—1998年每年550万吨。根据这项协定，苏联向日本提供的煤总共达1.04亿多吨。同时，随着西伯利亚、远东的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建筑材料工业、捕鱼、狩猎及其加工工业的发展，也必将向亚太国家（地区）提供更多的有关产品，更好地满足亚太国家（地区）的需求。

苏联加紧开发西伯利亚、远东，为亚太国家（地区）提供了巨大的投资场所和市场。1960年代末以来，日本先后与苏联就远东森林资源开发、东方港建设、雅库特煤田和萨哈林大陆架油气资源开发达成多项协议，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此外，苏联还积极地利用了美国、西欧和东欧的资金和技术。可以预料，随着苏联《合资企业条例》的实施，西伯利亚与远东必将成为进一步吸引外资和同其他国家进行双边或多边经济技术合作的场所。

适应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的需要，苏联将继续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从美国和日本大量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与当地生产密切相关的设备，如石油天然气勘探、渔业加工、采矿、筑路机械、大口径钢管、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港口、制浆造纸设备等。

为弥补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劳动力不足，苏联已从经互会成员国和朝鲜输入了一部分劳动力。由于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劳动力不足状况近期内不会得到缓解，因而将继续从国外输入大批劳动力，这就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大陆提供了就近输出劳务的场所。

西伯利亚、远东的农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自给率很低，由于苏联的农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普遍不足，加上国内远距离运输，费用昂贵，外地对本区支援的可能性有限，而且在经济上也不合算，还不如从国外进口。因此可以推断，西伯利亚与远东的消费品市场容量是很大的。

总的说来，苏联加紧开发西伯利亚与远东，有利于促进亚太国家（地区）的聚合。一方面，因为在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开发过程中遇到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不足的困难，绝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解决的，而必须多边合作才能奏效。另一方面，就整个亚太地区经济来说，除美国外，其他各国在各自经济发展中，都面临着生产力要素不齐备或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客观上需要加强互相交流和合作。但是也必须看到，它们在合作的同时也充满着竞争。这种竞争，既表现为亚太各国（地区）对西伯利亚、远东市场的争夺，又表现为苏联通过开发吸引外资、技术和增加外销商品对亚太国家（地区）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的争夺。这样，就成为任何一个亚太国家（地区）的一种机遇和挑战。我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大国，应当认真对待，决不可掉以轻心。

三、我国的对策刍议

面对苏联开发西伯利亚、远东本身的挑战和机遇，以及由此引起的亚太国家（地区）间经济合作与竞争加剧的形势，我国该怎么办？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漠然置之。正确的对策应该是：充分发挥我国与苏联东部边界线长，交往方便，边境贸易历史悠久，互补互利性强等优势，大力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商品交换和经济科技合作，积极参与西伯利亚、远东的开发。同时，要充分发挥我国海岸线长，与日本、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地区）距离较近，国内市场容量大，出口商品颇受欢迎等特点，加强同苏联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出口商品以及过境货运等方面的竞争。具体可以分两个层次进行。

第一个层次，以我国东三省首先是黑龙江省为前哨，加强对苏东部（首先是远东经济区）以及东北亚国家（地区）的贸易关系和经济科技合作。

我国黑龙江省位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心。这种地理的优势和历史的传统，为它参与西伯利亚、远东的开发，进一步扩展中苏边境贸易，加强东北亚经济合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我国东北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且能适应严寒气候，可以组织劳务输出，参加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开发。近年来，黑龙江省已多次派出近百名有经验的农民到远东务农，种植蔬菜，收到了良好的成效。边境贸易也有很大增长。随着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围绕西伯利亚与远东的综合开发，可以建立双边或包括第三国的多边生产协作和联营。

针对西伯利亚与远东农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情况，我们可以大力组织货源，增加输出。为便利贸易往来，可通过协商进一步增开双方对应的边境口岸城镇。黑龙江省还可利用地理优势发展过境贸易，使中苏边境贸易不仅仅局限于双方边境毗邻地区，而且向双方腹地延伸，甚至扩展到东欧、东南亚等地。

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更可利用现有的运输条件，充分发挥交通枢纽和中转站的作用。例如，我国东南沿海省份和东南亚、南亚各国（地区）的货物，可由海道用集装箱先运到我国大连港，然后经铁路运至哈尔滨，再经滨洲线（哈尔滨—满洲里）与苏联西伯利亚大铁道相接，通向苏、蒙和东欧国家；或由滨绥线（哈尔滨—绥芬河）直接进入苏联远东区。对于苏联远东区纳霍德卡、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港的货运来说，如借道中国的滨绥线和滨洲线，再与西伯利亚大铁道相接，可以大大缩短运输里程、时间和费用。

在参与西伯利亚、远东开发的同时，可利用苏联的资源、技术和经验来开发我国的三江平原，繁荣边远地区经济。我国东北地区的许多大型工矿企业是在苏联援助下建设起来的，它们的技术改装和更新，也可以继续借助于苏联的技术力量来实现。

第二个层次，以中国大陆（首先是沿海地区）为基础，与台湾、港澳结成大中国经济共同体，把大陆的资源、劳动力和科技优势，台湾的资金和推销技能，港澳的国际金融信息、营销渠道和经验融合起来，驰骋亚太，走向世界。

中国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容量很大。随着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对外商的吸引力将会越来越大。大陆、台湾、港澳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也将日趋频繁和密切。面对当前世界上区域化、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大陆、台湾和港澳都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排他倾向。这种外部环境的压力也推动着它们之间的联合。

大中国经济共同体一旦建立，将有助于增强我国在亚太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凭借大陆的地理位置，可以开辟新的“大陆桥”运输线。由天津港起运集装箱货物，利用现有铁路线，经蒙古转运到欧洲，其运距比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陆桥更短，运输时间和费用更省。这条运输捷径一旦开通，对沿线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还可开辟跨越中苏边界的空中走廊，如从中国香港经过中国大陆和苏联直达欧洲和英国的新的商业航线将比现在约14个小时的直航时间减少一个半小时，每年可节省数百万美元的飞机燃料费用，并使飞机客货装载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在当今世界呈现出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抛弃一切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和僵化做法，采取更加灵活的对外政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更好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世界经济文汇》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