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与音乐的历史姻缘

一、电视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电视与音乐的历史姻缘

由于《同一首歌》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流行歌曲演唱为主要内容,因此,有必要对当代中国流行歌曲进行一番梳理。与文学、戏剧、电影等其他文艺形式一样,受社会政治及历史发展的影响,以新时期为界,中国当代流行歌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以前,流行歌曲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这种意识形态性不仅表现在歌曲的内容上,还表现在歌曲的传播方式上,许多流行歌曲的经典是以“必唱”的形式,带有或多或少的强制性,它们既表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特点,也参与建构了当时的社会情绪和心理,甚至直接参与了各时代的社会政治运动。

许多分析将新时期与之前的流行歌曲作了二分式的总结：集体意识、大我、颂歌、意识形态化作新时期以前的歌曲特征,而小我、个性化、个体感受、非意识形态化等特征被赋予了新时期以来的流行歌曲,这种分析沿用了文艺创作的一些规律,但忽视了流行歌曲创作和流行渠道的特殊性。或许可以说,流行歌曲由于在制作上更简易,因而更便于建制化。再者,文艺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主要取决于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而流行歌曲却可以“强制”流行。因此,流行歌曲与主旋律可以并行不悖,可以相互融合,但从未出现针锋相对的局面。而当下的许多流行歌曲也从未缺乏过宏大叙事,甚至有意识利用这种叙事方式。当代中国的流行歌曲从来没有脱离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越是意识形态化的,越能够流行,许多流行歌曲干脆是按意识形态体制生产的,再通过种种奖惩机制来获得认证和增加其流行度,即使在单位联欢卡拉OK比赛上,技压群芳者也往往是那些高歌一曲《我们就是黄河泰山》之类带有民族特色和气魄的主旋律作品的人,而那些通俗尤其是情爱歌曲的演唱者模仿得再像,也往往要让位给那些高雅者。这也为电视与流行歌曲联姻甚至简单地说为《同一首歌》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进入20世纪80年代,广泛流行于社会的歌曲不仅包括产生于百姓之中、群众自愿传唱的通俗歌曲,还包括主旋律歌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80年代以前的政治性流行歌曲的延续,它们只是在歌词、曲调和演唱上吸收了其他流行歌曲的方法,使得曲调较80年代前大大柔化、优美,歌词也趋于委婉。而80年代流行歌曲的发展并非如某些分析认为的“非政治化”所能概括,而是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而整个80年代,最让人兴奋和怀念的也就在于此。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电视尚未普及,流行歌曲的主要渠道是广播、电影和组织传播,80年代开始,电视与流行歌曲开始了互动过程。

1.电视剧、电视片歌曲：如引起音乐界争议的《乡恋》就是电视风光片《山峡的传说》的主题曲,而80年代电视连续剧插曲如《蹉跎岁月》、《便衣警察》及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歌曲等,几乎首首都成为人人传唱的流行曲。

2.音乐专栏：开播于80年代初期的《每周一歌》是音乐作为独立的电视节目形式的开始,长期以来,该栏目所选歌曲皆为主旋律内容,依靠定时、重复(每周至少六次)的传播方式,将所播放的歌曲旋律及内容内化至观众心中,达到主流化目的；《中国音乐电视》以及各种流行音乐排行榜类节目,成为构建中国流行歌坛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3.演唱会转播：1981年起,中央电视台转播了《首都归侨、侨眷艺术家首次演唱会》、《台湾歌曲演唱会》、《全国优秀群众歌曲评选获奖歌曲音乐会》,使一台台封闭的演唱会成为全国观众共同的文化体验和娱乐内容,使流行音乐变成可视的艺术表演。

4.综艺节目：包括各种形式的晚会。1982年1月,由39家科技出版单位合办的《迎春联欢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人们通过这次晚会,记住了李谷一、蒋大为、王洁实、谢莉斯；1983年起,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首次举行,从此成为中国百姓一年一度春节狂欢的必备内容；1984年的春节晚会是中央电视台最成功的一次大型节日晚会,在这次晚会上,第一次邀请了港台的歌星来内地表演,奚秀兰(《阿里山的姑娘》)、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因此红极一时。而在很长时间内,晚会中一项最为瞩目的节目是港台歌手的演唱,每年春节晚会有多少港台歌星参加成了春节晚会的最大悬念之一。从《我的中国心》到《外婆的澎湖湾》、从《十五的月亮》到《爱的奉献》,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通过传播(而非生产)流行歌曲,培养了全国观众的流行歌曲欣赏口味,也影响了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直到今天,央视春节晚会还以某种特殊的影响力“制约”着流行歌手和歌曲的发展。

5.竞赛类节目：在这类节目中,“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格外引人注目。1984年始,它已举办了10届,成为中国电视荧屏和中国音乐界甚至是中国百姓的一件盛事。1986年被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就是因为“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第一次设置了“通俗唱法组”。经过8年的发展,流行音乐终于登堂入室,从“半地下状态”走向整个社会。从某种形式上说,这类大赛实际上也是一个造星运动,获奖者多数成为名歌星,如宋祖英、彭丽媛、董文华、关牧村、韦唯、江涛、毛宁等等,许多获奖歌曲也成为当年的流行曲,这项活动通过打分、授奖和专家评论等形式确立了流行歌曲的主旋律,也为普通中国观众树立了评鉴流行歌曲的主流标准,进而影响了流行歌曲的整体发展方向。“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与商业运作充分合作的产物,是一种“官方”组织的“民间”商业行为,承担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表达。例如邀请李国安等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典范给通俗歌手发奖,就体现了大奖赛组织者复杂的心态和大赛多层次的社会功能。

电视与流行歌曲的联姻,不仅使流行歌曲有了更广泛和更迅速的传播途径,也使电视深入人心。20世纪80年代初期,电视的传播学和文化学特性尚未被发掘,电视被“电视文艺”一词所涵括,而“电视文艺”的主体则是以流行歌曲为主要内容的电视节目与电视连续剧。甚至一部连续剧播放完之后,点唱或哼唱其中插曲成为一种重新欣赏、体会或消费的方式。

就娱乐功能而言,流行音乐帮助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缓解紧张的心理及情绪；流行性是流行音乐最重要的特性,它是当代人生活的表现,表达当代人的现实感受,容易使听者认同,通过表达自我的体验,体会他人的经验,感受社会共同的希望与理解,帮助人们将郁积的情感合理地宣泄出去。很多歌曲就是借助这种功能来完成宣泄任务的,如风行一时的《常回家看看》,通过勾勒一幅母盼子归、子欲归而不能的图画,将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紧张的生活节奏下导致的亲情疏离阐释为全民共有的情绪,通过强调其普遍存在性来证明其合理性,于是乎,孤独的老年人借此想象图景得到慰藉,年轻人藉此彻底摆脱心中的愧疚感。

事实上,这种表达功能也是值得商榷的,流行歌曲提供的是一场廉价的展卖,它生产出大众的情感需要并鼓励后者购买。换言之,流行歌曲所贩卖的许多情感,未必是接受者原有并急于宣泄的,例如虽然每个人对童年、青年都保有一段记忆,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已经是深埋于潜意识之中,既没有被调动出来也就没有宣泄和表达的需要。流行歌曲所提供的许多令人悄然心动的感觉,与其说是唤起旧时记忆,不如说是提供一种想象。惟其如此,普通歌者可以时而将自己设想为爱情中的受伤者,时而是加害者,时而又是一个超脱之人。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的不同在于,后者的美感是完全摆脱现实社会的限制的,而前者是经由大堆的制度及商业决定的,包括填词人的个人心境,作曲家对听众欣赏口味的考虑,唱片公司对商业性的追求,音乐混合的设备,市场推广的手法等,最后经由电台、电视台的播放及介绍,才传入听众的耳朵。因此,现代流行音乐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不同的流行音乐衍生的背景是其独特之处。如爵士乐源自黑人音乐、披头士和利物浦社会青年的失望及挫折感有关,重金属则与美国社会的青年边缘文化不可分割。简言之,一首歌曲能吸引不同文化的听众,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