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运作的公共话语空间

二、商业化运作的公共话语空间

1.话题的公私分配

作为《东方时空》的一部分,和《东方时空》的其他栏目一样,《实话实说》也是开创/探索性的,即先有了存在,才获致合法性的。对于这样的节目,首先保证一个边缘的位置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即先有言说的合法性才可能有意义/内容的合法性,《实话实说》首播节目《谁来保护消费者》以打假为话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后节目的风格,即选择非政治性的、与普通观众密切相关的社会或家庭话题进行言说。

虽然学术界总是从社会心理需要角度出发,为谈话节目的成功寻找本土语境的合理性。事实上,如果我们放弃这种大可商榷的、由果导因的分析方法,就会发现,实践者的答案总是很简单,一种新的节目形式诞生,往往只是模仿境外节目而成,与同时勃兴的游戏和速配节目一样,谈话节目其实还是舶来品,《实话实说》的创意者并不讳言最初对香港谈话节目《妙论大卖场》和温弗瑞谈话节目的借鉴。今天的谈话节目形式原是资本主义制造,告别了苏联“老大哥”之后,我们可学习/模仿的对象只剩下那些意识形态的对立者,这使我们在实行拿来主义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是首先研究我们能够学习什么,而首先界定我们不能够效仿的是什么。

国外谈话节目最吸引人的话题是性和政治,一个最具隐私性,一个最具公共性,前者道德空间不容许,后者是易“燃”易“爆”品,都是不便学习的,剩下的便是广泛的人生话题,最为安全和宜人。

海外电视谈话节目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新闻—社会事务讨论节目,二是滑稽—娱乐—访谈节目,三是人际关系—心理自助—日常生活讨论节目。90年代以来,娱乐已然成为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共同拥有的显著特征,娱乐效果的追求几乎渗透进所有节目,尽管纯娱乐性的访谈在《实话实说》中不存在。考察1999年的第51期《实话实说》,如果将新闻、社会政治性“硬”话题基本算作公共性话题,将人际、心理等“软”话题算作私人性话题,大致可归入“公”者16期,包括反法轮功系列宣传4期、以东史郎日记为话题起点讨论中日战争的2期,可归入“私”者35期。如果将理想的言说情境限定为公众在一定的规范下,理性、民主地讨论公共议题与决策的话,1998年以来讨论过的较为典型的公共话题有：风景区该不该建索道?修建高速公路时遇到千年古树该不该挖掘?作家能不能当硕士生导师?一块钱的官司值不值得打?谁来养老?以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医患关系、工人技术断档等,但这样的话题屈指可数,更多的是儿女婚事该不该管?家里的围裙谁来系?孩子受了欺负怎么办?怎么告诉孩子父母离婚的事实等等不具备公共意义、甚至不值得化为公共讨论的话题。从节目开办初期,这样的话题是否值得在中央台讨论的质疑就此起彼伏,为此,制作者和阐释者不厌其烦地论证平凡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质言之,除了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宣传任务,节目基本不涉及时政话题。节目话题的选择体现了制作成员对世俗化的追求,而世俗正是“接近大众的有效途径”。节目策划宣明栋所作的统计分析表明,《实话实说》的特征收视群是：年龄较大的、城市应用型知识分子(所谓应用型知识分子是指从事管理、技术等职业的非学者型知识分子),基本上算是市民阶层的主要成员,从文化研究角度可以看做是大众的群体。对时政和公共性内容的疏离,不仅抑制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种种对抗性冲动,也悬置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利益需要的直接现实性,唯一得到张扬的是大众利益。

世俗化不仅体现在话题选择上,也体现在节目的讨论方式和价值判断上。家庭、婚姻、子女教育话题最受编导们青睐,现场嘉宾也常常以家庭为单位参加,1/3以上的节目中,嘉宾之间为父母子女或夫妻关系,从而在镜头内外都制造一种暖意融融的气氛。让制作者们较为得意的节目——2001年新世纪春节特别节目煞费苦心地寻找到一个有百岁老人的大家庭,并且将这个大家庭中的90余人从全国各地请到演播室,颇具意味地通过一个家庭的变迁来讲述“春天的故事”,如果我们联系到巴尔金所说“阶级系统最适切的社会级单位是家庭不是个人”,就会注意到这种家庭关系结构所满足的并不仅仅是世俗化的大众情感。

在特殊的语境下,谈话节目也要作为锣鼓直接承担宣传任务,如北约轰炸我国驻南使馆、法轮功等。一方面,这些都是政治宣传任务；另一方面,在这些特定时期内,政治本身会成为大众的话题,大众会因电视的国家宣传机构角色,而对谈话节目产生相应的期待。针对这些话题,节目所采取的策略是借具有特殊身份或体验的嘉宾之口,将节目设计成一个个案故事,个案形式也是目前《实话实说》节目使用最多的形式,即使是社会事务性的话题,也采用个案,讨论型节目已经渐次成为这个栏目的一种节奏元素。个案具有既成性与形态的确定性,从实用的角度看,好的个案本身就是一个布满悬念、层层揭秘的过程,但采用个案分析的意义不止于此,而在于非争论性。个案所揭示的是个人化的冲突,一方面将对社会弊病及政策的不满转化为个人的命运或能力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使对立意见无从开口,因为个案故事中的矛盾在参加节目之前常常已经解决。究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将公共话题私人化的一种努力。

电视谈话节目对私人领域的公众化和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是同时进行的,它既将许多本来属于私人领域的内容,如家庭、邻居、私人交往、个人困境等暴露给公众,也将政治、社会事件等公众领域和特定的个人联系在一起,使得公众对这两个领域都有了新的体验,也使在节目中营建公共论坛式的话语空间只能成为理论家们的美好期待。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编导、主持人必须借助叙事及一切可以看到的视觉元素,将电视这一意义流通的公共空间私人化,包括在视觉层面上,尽可能将场景家庭化,营建出家庭般/私人化的虚拟情境。处于家庭情境中的人是最不设防的,为了营造这种情境,节目常常有意破坏电视成规,制造一些日常生活的气氛,甚至对电视和节目进行的一些自我解构,也常常能够起到奇效,而让人忽略这种气氛是制造出来的。在《姜教授当农民》中,崔永元为姜教授赶走身上的苍蝇,镜头随即跟上,这只苍蝇可谓神来之笔,其效果远远超过策划、美工们精心摆放的沙发茶水。

种种努力的结果便是,公共生活“被人为地削减为纯粹私人范围的生活图景(或者提供公共范围表面上的暗示,而每一件事基本上围绕私人生活范围),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奇怪的轶闻”,“生活好像被剥去了它的内在张力”。当然,这种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努力并非是无界限的,相反,伴随这种努力的是编导和主持人设立的种种唤醒机制,包括音乐的骤起及主持人对“电视机前的观众”的呼唤,这种呼唤往往能够有效地确保现场观众在当前社会政治所能容忍的临界点上“悬崖勒马”。

2.工业化制作

推动电视谈话节目成长和发展有经济和技术两个最主要的因素。从经济的角度看,电视谈话节目不需要像游戏节目和电视剧那样为演员支付高额酬金,而且制作周期短,容易合成。总的来说,成本比新闻节目稍高,但远远低于游戏类节目,广告额也远远低于后者,尽管如此,谈话节目还是一个旱涝保收的节目。《锵锵三人行》和《明星三人行》每年的广告额2000万元,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每期节目片头及插播广告时间共5分钟,开播第一年广告额320万元,每期节目现场广告1万元,整个节目组20人,而每期制作费用、人员工资、嘉宾及现场观众费用不超过5万元,320万元与中央台的广告额相比,自然微不足道。但对于地方电视台来说,已经是一个足可以批量开发的节目了。

《实话实说》堪称是一道现代高科技流水线生产的“纯天然绿色食品”。每期节目需要策划、编导、主持、编辑、摄像、乐手等数十人,主要程序包括确定选题→前期调研→形成策划方案→选择嘉宾并确定观众成份→现场录制→后期制作六个过程,每一道工序都具有一定的模式。

成熟以后的《实话实说》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选择嘉宾及观众的方法。选题确定后,由主持人、策划、导演、执行策划组成的节目小组对话题的内容作大致分析,策划人员负责提供主要的谈话思路和对嘉宾的要求,此后,各种渠道反馈回来的信息交执行策划进行粗选,由他们去寻访嘉宾候选人,并进行前期采访,考察嘉宾候选人的观点、语言表达,最后推荐嘉宾,给出嘉宾的全部资料,甚至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谈话方式。

前期策划方案形成后,制作组会对现场观众作一个定性定量的要求,一般按话题涉及群体、年龄段及社会阶层划定,外联会据此选择观众。央视另一档人气直升的谈话节目《对话》,在此成功经验上走得更远,选择现场观众的工作已经全部交给公关公司。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谈话节目的嘉宾或观众,观众甚至嘉宾都只是这条生产线上的一颗颗螺丝,生产线、甚至螺母大小都是事先已经固定的,需要的只是标准型号。

就谈话节目来说,编辑机要比摄像机的功劳更大。谈话是开放的,保证谈话节目正常进行的前提是录播——《实话实说》要从90分钟的现场谈话剪辑为35分钟的节目,这种过滤具有双重的必要性。没有这种过滤过程,节目将只能讨论一些万无一失的话题,或是只选择那些居于主流意识形态中心的人作为观众,这肯定将削弱节目的建构意义,而使节目重拾过去单一、直接、无视受众的灌输式宣传方式。普通观众敢于到国家权威电视机构发表“出轨”的言论,而不必担心受到政治或其他“迫害”,虽然这些出轨言论将被巧妙过滤,但能够容忍非主流的、甚至与政府观点有巨大偏差的观点在电视台这样的机构公开表达,这种控制本身反映了一种进步。同时,无论社会言论环境有多自由、多民主,从对嘉宾负责的角度看,也应该提供这种缓冲空间,假如嘉宾事后觉得自己的有些实话说过了,栏目组会尊重他的意愿,重新编辑。出于维护言论控制的需要,并且提供对节目参与者的保护,缺乏自律的电视机器“被迫”提供了一种事实上的人文关怀。

在谈话节目的制作者们津津乐道于种种规模化的制作策略时,讨论者普遍对谈话节目的商业性采取无视的态度,原因在于在舶来的理论资源中,商业性、工业化不可能成为公共领域的前提,就当下中国电视复杂的情境而言,这种判断过于简单,虽然从很多层面看,电视所营建的这种公共空间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都有较大距离,但却在事实上实践着“公共领域”对社会民主的推动作用。

3.传播情境的游戏规则与操控者

有分析者认为,谈话节目是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的回归。实际上,大众传播如同电视传播的性别,是不易改变的,无论它在多大程度上借用人际传播的形式,都改变不了大众传播的本性。《实话实说》的演播室永远不可能是崔永元家里的客厅,之所以给受众人际传播的错觉,是因其外在表现出一种较强烈的封闭性。

《父女之间》是《实话实说》的一个标志文本。在其中,一对平时缺乏沟通的父女“消除”了隔阂,达成相互理解。为什么一贯含蓄的中国人在谈话节目的现场能够吐露隐私,一个四五十岁的知识分子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十七八岁的女儿拥抱?为什么有的话在父女独自面对时难以开口,到了众人面前却急于倾诉?这就是谈话节目的魅力,即谈话情境的虚拟性和电视谈话的表演性形成的场效应。

在每期的《实话实说》中,节目主持人崔永元一上场就以低姿态示人,这低姿态不过是个成本低廉的陷阱,引诱着众人争先恐后地跳下去。事实上,与大多数观众相比,崔永元非但不是弱者,反而是一个在经济上、地位上都优于我们的名人,人们常常下意识地以为名人比我们的价值高,名人尚且能放下架子,何况我们小民呢?于是乎,小崔的一分谦虚,引来众人的二分甚至更多的自谦、自贬乃至自轻自贱、自我解剖。

摄像机前的行为都有一定的表演成份,表演的目的是通过某种设计使自我感动并感动他人。表演性的言说中,意义是为叙述服务的,如选取怎样的意义,将意义作怎样的组合、编排直接关系到叙述的效果,因此,意义是受到所设定的叙述品格影响的,而非受原始客观性的制约,于是“操作”便上升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复制与还原一样,对于表演性有极大的损害,在本质上与叙述性相冲突,正因这差异性表演的追求,现场言说必须排除各种意义的重复,离权威的样板越远越好,越无固定的观念与设定的规则,便越能于日常新闻的编织中展示其形式征服的效果,谈话无意于真正解决什么问题,只要求接受临时的叙述,然后将问题在频繁更替的叙述中不断延宕下去。

表演性伴生着游戏性。在任何游戏过程中,人们都不愿被指认为犯规者,为了获得归属感,人们愿意遵守游戏规则,知道什么话当说,什么不当说,知道能引起众人欢笑得到镜头就是成功——现场观众的配合使节目关上最后一扇门,成为一个完整而封闭的文本。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有些谈话节目每期都有很多“熟客”光顾的原因。

情境的封闭性意味着离开这一特殊的情境,情境所提供的一切都不存在,也就是说,在这个封闭情境中,即使主持人和制作者真的能提供一个完全平等、畅所欲言的空间,这一语境也不能移置他处。因此,尽管观众可以在节目中对《婚姻法》的存在意义大加声讨和质疑,但没有人会期待这些观点能对不久将进行的《婚姻法》修订案第三次讨论有所影响。另外,主持人用他全部的语言智慧调度全场,再三告诫电视机前的观众和领导“说说而已,不必当真”,这也大大地增强了节目的“安全系数”。

主持人控制叙事最常用的策略：一是简化。简化的情节中,人物的个性更容易显露,如崔永元常说：“我明白了,您说的不就是……吗?”二是二元对立。对于相同意见轻描淡写,对有矛盾冲突的部分夸大,以便于大家认同,使其产生更大的戏剧效果。这些策略的使用目的在于制造现场娱乐效果的同时,使电视机前的观众产生认同感而留在电视机前。由于节目选择的话题常常没有明确的是非,除了个别思想偏激的人之外,多数人对这样的话题不希望作简单的支持或反对意见。这种为了收视率而采取的策略可能会曲解嘉宾或观众的意思,对于那些认为分析重于结论的知识分子或学者嘉宾,用黑白善恶的语汇描述社会现象、区分不同的立场是他们所要竭力避免的廉价武器。但因为主持人拥有绝对的话语控制权,一方面他们没有机会辩解,另一方面,他们很清楚这是节目的规则,不应当破例让场内外观众扫兴。

《实话实说》坚持实践这样一个游戏规则,那就是在现场保护并鼓励劣势话语表达者,不是因为他们说得对,而是因为他们说的和别人不一样。譬如在大家都认为打孩子不对时,有人提出打孩子也是一门艺术；在大家都将男孩女性化归因于幼儿园女老师太多时,有人提出女性化的男老师比没有男老师更糟糕；在联合国已经宣布不准克隆人的情况下,有人提出先克隆一个人看看再说,这些与众不同的看法有的有一定道理,有的几乎是荒谬的,却得到主持人的鼓励和支持。这样做的效果与其说引起思考,不如说是引起笑声,我们说崔永元是一个成功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多半归因于他运用语言主宰现场的娴熟技巧,一是通过分配和控制发言时间,及时制止无意义的发言；二是将偏离主流思想的观点演绎到极致乃至荒谬的地步,使其不战自败,而对自己赞同或者需要的观点则加以放大、肯定,但其前提是给异质观点以言说的机会,从而保证了节目的建立在多元取向基础上的公平。节目尤其对边缘或特异人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包括高原汽车兵、生命垂危者、住家男人、聋人、弱智人、超常智力儿童、重残教师、退伍兵、打工妹、人体模特、吸毒家庭、赌博家庭等,从而保护少数声音进入意见市场,但这些少数声音被诠释的方式只能使他们处于更加边缘化的位置。

节目设计者曾多次强调“想让大家听到不同的声音”的初衷。这或许是节目最坚定的立场和最为有效的策略,但部分由于主持人的无意识,部分由于追求导向性,这种努力时常被自毁。《婚姻与法》虽然带有很强的隐私性,但牵涉到法律的修改与议论,又可归入公共性的话题,主持人是如何引导对这种公共话题进行的公共讨论呢?主持人设置了几个问题：“作为现在的这种社会情况而言,是不是大家离婚越方便越好呢?”“到底该不该管离婚?”“感情破裂这个判断怎么才能正确?”显然都要求嘉宾提供“是非”、“能否”之类简单化的回答。这个坚持给多种声音提供发声的空间,有意无意地将多种声音归于一种,实际上是以否定/消灭多种声音的方式来传递多种声音。多元主义已经成了被各种权力机构共同借用的一个概念,在多元主义的名义下,一切强权都有其合理性,一切政策可能都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作为“生产性公众领域”,电视一方面必须与统治性政治领域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动力,又必须扩大其容纳性,从而使边缘群体的存在能够在社会表现中凸显出来,这种包容并不是从民主道义出发,而是出于功利性考虑,两者构成一种建设性的矛盾,为在历史中产生出一种比旧的公众领域更接近民主理想的公众领域提供了契机。

一个理想的言说环境,必须提供潜在的参与沟通者相等的机会参与对话,但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只能是一个理想,因为现场观众的发言机会是相当有限的。我们可以借2001年4月14日的《对话》节目加以说明,这期节目讨论的话题是“金庸·《笑傲江湖》”,到场观众大多为金庸迷,以“唱反调”闻名于文艺争鸣界的王彬彬博士“本性”不改,再次以反对派角色出场,这一次,他遭到了惨败,因为编导给每位观众发了一个道具,道具的正反面分别为一张笑脸和怒脸,用以表达他们对嘉宾观点的支持或反对,每当王博士开口,便招致众多怒脸,终于让这位在文艺争鸣界轻易不肯缄口的评论家沉默了。王博士的这一次堂吉诃德的经历,或许向我们喻示了这种开放性的公共论坛即便是同时向强势和弱势开放的,双方也不可能平等对话,弱势话语群体只能更加被边缘化,而且这种强弱势的再确认并非由编导们制造而是观众“自主”完成的。崔永元保护弱势话语群体的努力之所以奏效,是因为没有给观众们配备这样的笑怒脸。弱势群体得以“生还”,是因为有超强势者剥夺了强势者的发言权,这种公共发言权犹如父权制下受保护和被欣赏的女性,只能反身证明父权的中心位置。

专家学者的在场是《实话实说》节目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元素,他们的参与据说是为了提高节目的思辨色彩,因为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引导和评价,能够使话题超越表面的现象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但实际上却是用学术权威干预公共讨论。所谓专家,是得到社会包括道德、知识、意识形态认可的专业人士,被认可的前提是他们遵守并能熟练运用社会规则,普通观众或许有不知轻重妄发议论的,但专家多半不会如此,专家是导向正确性的一个保证,借助主持人赋予的话语优势,使“正确”的声音最大。“权威背后牵涉到庞大的社会信任与社会的价值信念”,权威的在场不仅是对多种声音的压制,而且还可能直接伤害到其他领域的自主运作逻辑和社会规范。《人在南极》或许能作为注脚,这期节目评说的是周国平等6位作家、人文学者去南极的意义,6位悉数到场,在主持人的诱导下,这些人文学者言行颇有过分提升之嫌,但他们所举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其真实性,节目进行一半时,一位南极科考专家的登场即时显出了6位的“小”来,科考专家首先指出,6位所到之长城站其实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南极,6位所历之险也实在不值一提,甚至学人XXX所带回的苔藓其实也有扼杀生命、破坏自然之嫌。科学家成了人文学者行动价值的判定者,人文领域的内部价值规范被自然科学领域的权威破坏了,甚至强化了技术主义、科学实用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权威对权威尚且能够造成伤害,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

无论是制作者还是批评者都认同崔永元对《实话实说》的决定意义,即主持人是谈话节目游戏规则的操控者。主持人“掌握着叙事的秘密”,将一切意欲跨出其叙事轨道的疏离力量封闭起来,将种种意外可能性灭绝在萌芽状态里,按照文本自身内部结构要求,领航、导引着话题和谈话者的路线,使文本在预定的轨道里流畅地航行。

4.观众：看与被看

“文化工业的产品只是民众进行意义生产和流通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和材料”,或许《实话实说》的公共性意义就在于观众以他们的生活经验,与节目(嘉宾)及其观点互动,生成对他们有意义的文本意义。而观众观看节目的动机也是多元的。

在大众化社会,传统的价值观标准被“合乎潮流”的标准所取代。由于生产的细分化和生活的区隔化,我们需要求助于各行各业的专家,这是观看谈话节目的动机之一。转型期给个体带来巨大冲击,持续的焦虑和无力感促使人们不断寻求自我确证和自我表达的机会,媒体就是为这种冲动制造出路的铺路机。按照美国学者托马斯·拉克曼的分析,他人最重要的经验产生于面对面的情境之中,在这种情境中,对方是完全真实的,这种真实性是日常生活总体现实的一部分。

所谓实话实说,在逻辑上并不等同于节目的设计者所宣称的畅所欲言,这一语词带给人的暗示是,把平时不敢说、不该说的话都说出来,鼓励观众携带并展示自己的私密信息。这种鼓励之所以奏效,是因为观众有传递自我私密信息的需要和可能,由于人们越来越关注自我的快乐与痛苦,个体的痛苦被放大而快乐却因人际的疏离而无以加强,谈话节目提供了一个通过传递情感来补偿现实情感缺失的空间。通过摄像机,私密信息被尽可能放大,私密主人就此意义上成为名人/公众人物,他是私密的提供者,拥有对私密信息的解释和实践权,其他所有人/观众都是私密信息的消费者,这些公众人物因此具有了某种超越众人的心理优势。

而带有私密性的信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给个体带来痛苦的事件。《实话实说》不久前讨论了这样一个个案《想说爱你不容易》：河南三门峡市的一对夫妇,分居四年后,面临着是否不顾两人感情再生一个孩子以拯救患病的女儿的两难选择。此前,这件事早已被多家媒体和公众讨论过,显然,这对夫妇并不是要媒体或公众为其作出决定,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同意带着如此私密性的信息参与节目呢?

就具体私密信息所包含的痛苦来讲,经过这种碎片化处理,它就会化为“整个人类都可能或必须面临的难题”。于是乎,问题解决得如何,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都不再是“我”的过错,通过媒介的放大,人们得以确认自己的弱者身份,从而推卸和逃避应负的责任。又比如《实话实说》有一期题为《细说骗子》的节目,主持、嘉宾、观众在欢乐气氛中痛陈各种骗术及骗子的可恶,暗含的主题是增强对骗子的识别本领,而受骗的根本原因和受骗者的责任——抱着投机心理“助纣为虐”的罪恶被轻描淡写地忽略了。

对于倾听者来说,“面对他人的苦难,我们是否只能认知痛楚,而不能体验痛楚,我们怎样才不至于消费他人的痛楚”,“痛楚脱离了痛伤者,亦即取消了痛伤者”,“我们是否能够沉入他人的痛楚里,让痛楚在我们的身体里蔓延,消解掩盖恐惧的控制意欲和习惯,溶化逃避在两难中抉择的冷漠犬儒,让痛楚化成一面观照自己的镜子,在沉淀于我们身上的意义及价值的冲溃中,在不能牢牢掌握的混沌的流动中,孕育生的欲望和勇气”?

理论家们惯于将“窥视”当做观众观影/收视的主要动机,在这样的阐释下,观众“被看”的欲望被忽略了。事实上,对于当代中国电视观众来说,“被看”的欲望甚至超出“看”的欲望。

电视进入中国家庭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在短时期内,荧屏向中国百姓展示了它几乎所有的力量,观众通过荧屏了解世界的愿望已经不像从前那么迫切,“看”的权力不再令他们激动,加之学界精英对电视品质不遗余力的抨击,以及不同频道高度重复的节目都使观众“看”的欲望有所萎缩,取而代之的是,借助摄像机尝试另一种可能：从荧屏上借他者的眼光反观自身。体现在我们习见的表述中就是,“我‘上’电视了,你看到了吗?”而没有用语言表述出来的是,“不知道XX看到我(当然是电视里的‘我’)会怎么想”。虽然文艺家们对于类似的动机和反应都已不屑于表现,但对于相当多数的普通个体来说,这却是真真实实的生活内容。

在中国,电视尚未失去神秘化和特权色彩,谈话节目是比较容易进入电视的途径,进演播室参加节目录制,实际是体验一种新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呈现的,是要经过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的观看才能完成的,话语本身是次要的,发言不是他们走进演播室的有效动机,而是“被看”。但要能够引起摄像机的注意,从而达到被看的目的,又必须经过发言,因此,大多数人在进入演播室前会通过组织语言来对自己的形象进行设计,在节目开始前,发言者对“别人会怎么看我”有充分的思考——“被看”不能影响现实生活中的利益,主持人的任务就是如何在观众的这种矛盾中找到突破口,让他们做一个理想的表演者。

在电视谈话节目中,文本虽然是封闭性的,电视机前观众的嬉笑怒骂都无从影响文本本身,但并未阻隔场外观众的参与,他们通过与现场观众的认同机制,得到替代性满足。这其中存在多重注视关系,屏外观众将自我投射到某个或多个屏内观众身上,再通过这些屏内观众的被看(包括屏外观众自己的观看)来确认自我。

对于持实用主义观的中国观众来说,一场谈话的价值、品位与可提供/接受的信息有直接关系。谈话是为了沟通,沟通包括说和听两部分,对于部分谈话节目观众来说,“听听别人怎么说”才是真正的参与和收看动机,最令观众不满和失望的,不是自己没有发言的机会,而是“嘉宾”们“什么也没说出来”,观看谈话节目最理想的境界是要生出“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的感触,所谓话语权、平等等概念是不存在和没有意义的。在一期题为《事故的科学》的节目中,一位中科院院士做嘉宾,主要介绍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意外事故的原因、避险方式等,教师出身的科学家开口便进入角色,一发不可收拾,使用的声调非常高亢,仿佛是在对着数百人上课,所介绍的都是自己引以为荣的一些成功避险的事故案例,如入无人之境,完全不顾观众的反应,而观众的发言机会也不多,按照谈话节目的标准看,这绝对是一次失败的对话,但是由于介绍了许多生活中关乎性命的知识,所以很多人还是听得聚精会神。

一部分观众观看谈话节目,首先是把它作为娱乐节目来观赏和消费的。反伪科学的节目中,最令观众开心和难忘的是,主持人崔永元头盖毛巾耍了一场把戏。在很多新闻个案中,不少观众更关心男女主人公形象是否像印刷媒体描绘的那么漂亮、他们的爱情是否相配等等,由于“真人”的出场,谈话节目的确满足了这种需求。

有消息说,自从《实话实说》改在黄金时间播出后,收视率反而出现滑坡,因为播出时间不规律,经常避让一些临时节目,或者干脆改期,收视率一下降到0.66%,也就是说,只有700万人还在收看《实话实说》,这个数字只是从前收视率的零头。可见,节目的目标受众并不明确和固定,现有的观众群中有很多人是碰到了就看,碰不到就算,也说明至今为止,吸引观众目光的不是《实话实说》说了什么,而是它以怎样的一种方式说实话。简言之,节目以谈话名义被人接受,但并未发挥谈话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