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族主义的现状和渊源

一、中日民族主义的现状和渊源

（一）概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讨论视野。就在大家还在为“要不要民族主义”以及“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而争论的时候，突然之间人们发现，民间在反日旗帜下的民族义愤已成燎原之势。面对这股汹涌的公众情绪，我们不禁感到有些猝不及防。其实我们的思考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还没有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做好准备。这就注定了我们从反日情绪中成长的民族主义会“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就像仓促之间受孕的婴孩，生命要从悲情开始。

中国和日本是对奇妙的邻居。学者孙歌说，我们有“相互缠绕的历史”，每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曾是老师，又是学生；曾经心怀倾慕和向往，又横隔着最无法释怀的宿怨。在全球化的时代，即便撇开历史和文化的渊源，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大国际关系行为体，日本对于中国，中国对于日本，都是无法绕开和忽略的对象。既然如此，搞好中日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是人心所向。

应该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双方在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上都做出了很大努力：1972年，作为西方阵营一员的日本，率美国之先给中国递来建交的橄榄枝，可谓是新中国外交进程的一次破冰之举；1992年日本天皇夫妇访华和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实现中日交流史上首次元首互访；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2003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335亿美元，2005年1月26日日本财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包括香港在内，2004年日中贸易额为22.2万亿日元，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在二战后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自1979年到2001年，日本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09亿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重庆长江大桥、秦皇岛码头、满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2]；到2002年底，中日相互结成友好县省、友好城市已有289对^[3]；2004年，中日人员往来近400万人次^[4]。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如此密切的双边往来并不能掩盖中日关系依然脆弱的现实。多年来，中日关系一直是在前进——倒退之间反复。日本教科书问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围绕着这些历史纠葛，又有各种各样的媒体事件此起彼伏：赵薇军旗装事件、齐齐哈尔毒气事件、珠海买春事件、西北大学演出事件、长沙广播电台罗刚事件、重庆中日足球风波——尽管这些小小摩擦，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单独每一个其实都不足以对中日关系构成多么致命的伤害。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这些不愉快事件彼此成为另一个的延续时，相互敌视的情绪就会形成蝴蝶效应。后来全国范围的反日大游行，就是这一蝴蝶效应到达顶峰的体现。带来的直接后果用国际关系专家们的话说就是：两国关系跌至“自建交以来最糟糕的地步”^[5]。

据日本内阁府2004年12月18日公布的“外交相关舆论调查”显示，回答“对中国感到亲近”的日本人较上一年进行的调查减少了10.3个百分点，下降到37.6％，是自1975年此项调查开始以来最低的一次。在这次调查中，“不感到亲近”的比例则大幅上升，达58.2％（上次为48.0％）。认为现在日中“关系良好”的比例也锐减到28.1％（上次为46.9％）^[6]。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九十月份也曾做过一次类似调查，就“对日本是否抱有亲近感”这个问题，31.2％的中国民众选择了“不亲近”，22.4％的民众选择了“很不亲近”，显示已有超过半数的中国民众对日本抱有不亲近感，这个比例比上一年的43.3％增长了很多^[7]。正如一位日本传媒工作者所指出的：“从90年代中后期起，两国民间感情就已经开始大范围地恶化，与其说‘政冷’，不如说是‘情冷’的日益深化所致。”^[8]

民间如此，政府似乎也患上了一种情绪病：日本首相上任以来反复参拜靖国神社，并表示不会因为亚洲国家的反对而停止，日本宣称要逐步取消对华ODA（政府开发援助）、中日围绕东海石油开采问题各不让步、日本阻止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中日首脑互访搁置、中国保钓人士强登钓鱼岛被日方扣留、在中国大规模反日游行问题上两国政府相互指责——在这一系列外交事件上，虽然都有国家现实利益的考虑，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民族情绪这片阴云的无所不在。

（二）媒体的共谋

对于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升温的民族对立情绪，当然有历史、政治、经济等错综复杂的原因，但是，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中日传媒在其中的共谋作用。后工业时代的民族主义有一个天然的外部条件，就是它能够得到大众传媒的帮助。事实也证明，传媒在近年来每一次中日矛盾激化中确实彰显了自己的威力。

我们这里所讲的共谋，当然不是指中日两国传媒有意识的合作。相反，二者是对立的，两国传媒引导着舆论走在情绪冲突的最前沿。但是媒体的冲突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共谋的效果，那就是：它们一道催化了中日民间潜伏已久的敌对情感。

我们不妨以一个媒体事件为例，看看中日媒体怎样按照各自“超稳定状态”的思维模式塑造民意。这些事件会提醒我们：国家框架作为一个潜在的思考单位，对于它的舆论工具，以及对于生活在其中每个成员的规定性。

案例：东史郎诉讼案

东史郎诉讼案起源于一部名叫《东史郎日记》的出版物。作者东史郎两次参加日本侵华战争。《东史郎日记》是他在第一次侵华时的部分战地日记。1987日本青木书店出版了该日记的一部分，名为《我们南京步兵队》。他的记述后又被同一书店所出版的《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1989年）所收。该记述中涉及的邮袋事件当事人桥本光治以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和青木书店以及《资料集》编辑人下里正树，一审二审东史郎均败诉。

日本传媒对于东史郎一案的反应极其冷淡。最多只有若干报纸在东史郎案败诉之后报道一下结果，此事就不再被关注。

在1998年12月东史郎败诉的当天，日本东京最有影响且被公认为具有进步倾向的报纸《朝日新闻》上找不到对此事的报道，相反倒是刊登了一则报道魏京生流亡美国、讨论中国人权问题的文字。日本传媒的这种冷处理显然有些反常，就连东史郎诉讼的律师小组也极其遗憾地表示，东史郎一案在日本引不起关注，是日本社会现状的一大问题。

而与日本传媒的低调反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史郎诉讼案受到中国传媒强烈的关注，各种报道频频出现。在日本败诉的东史郎在中国却家喻户晓，成为传媒眼中孤军奋战的英雄人物。中国民众的热情也因传媒的渲染而勃发，他们一面积极声援东史郎，一面表达对日本更强烈的谴责和不满。

东史郎在北京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里播出了一则新闻，某单位把一幅抗战时期的地图赠给了东史郎。一位老人（似乎与日本虐杀华人事件有关系的虎背熊腰的老人）用一双大手握着东史郎的手说：“谢谢！”^[9]

在南京，东史郎的活动也得到江苏媒体全方位的报道，十几万人现场聆听了东史郎的演讲，用来签名声援东史郎的条幅长以百米计。江苏教育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了五卷《东史郎日记》（这只是东史郎日记的一部分，但是比日文的《我们南京步兵队》的篇幅多）；6月便印刷到第三次，仅第三次就印刷了150030册^[10]。

1999年4月18—25日，中央电视台收视率非常高的节目《实话实说》分上下两次播出了由东史郎和他的后援会亲自参加的讨论，题为《战争的记忆》，该节目获该季度较高收视率。与此同时，上半年在北京上演了以小说《我认识的鬼子兵》为蓝本的同名话剧，由汪遵淇执导。

有意思的是，中国媒体一浪高过一浪的报道声势，特别是《实话实说》节目的卷入而不是东史郎事件本身，使日本媒体一改其在1998年时的沉默。针对《战争的记忆》这一个具体的事实摆出应战姿态。

双方的叙述是截然不同的。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具有两个相同之点：一是传媒把东史郎视为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证人，把邮袋事件的事实视为南京大屠杀存在的有力证词，不能接受东史郎的败诉是单纯的民事诉讼结果的观点，而把其视为一种日本的官方政治姿态。二是所有传媒都对东京的两次审判过程中双方的具体争论细节缺少兴趣，他们集中关注的是，寻找证实东史郎有关邮袋事件的记述的证据，包括南京最高法院门前马路对面确有水塘，以及手榴弹绑在燃烧的邮袋上扔进水塘这一行为的可行性等。而这些恰巧与当时中国政府的官方姿态不谋而合。

在大多数传媒的宣传中，和许多中日关系的事件报道一样，东史郎被从他所在的日本背景中剥离了出来，被简单地安排在了中国人的对日情绪之中；而《实话实说》借助“让大家说心里话”的节目宗旨，希望以东史郎来华的契机，创造一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彼此对视的机会。节目不仅邀请东史郎和他的支援者山内小叶子女士为嘉宾，还安排了东史郎来华的辩护律师、著名日本评论家、在日华侨、在华的日本留学生等等参加讨论，以期听到来自日本的声音，并且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

在这场讨论中，仍然没有人对东史郎诉讼案的细节感兴趣，与其说是一次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不如说是一场交流各自历史记忆的讨论。场上的情绪基本上是以对战争的回忆、伤感和愤怒为主，唯一跳出的一个不和谐的因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日本留学生水谷尚子。她在发言中首先对东史郎提出质疑，婉转地暗示东史郎在出庭作证时的证词前后矛盾没有可信性，而且暗示日本从事日中友好工作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对东史郎有批评。接着，她又不客气地向批判日本人不肯反省战争责任的津田提出抗议，说他把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勺烩使得在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很为难，希望他“谨慎”；她还强调说日本课本不教授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不是事实，日本的年轻一代都了解战争事实。

无论《实话实说》节目的本意是什么，在客观上它还是顺应了中国国民对日本的强烈情绪。和其他媒体一样，它无法摆脱中国传媒的思维定势——“日本”作为一个整体，保持着不变的形象。东史郎在媒体上的倾诉也仅仅是加深了中国人对拒不认罪的“日本”的憎恶而已；而水谷尚子的表现，使得她在事实上代表了她试图以自己的工作加以否定的今天的日本。时至今日，中国传媒里既定的“一勺烩”的日本形象也深深地烙在中国民众心上，“不变的日本人”的意象，已经变成了难以变更的传媒的“真实”。这些意象的核心不是日本内部进步人士为追究战争责任而做的长期不懈努力，而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拒不谢罪的意象：几乎每年都要经由新闻媒介传入中国的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从否认当年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的存在到强调30万死难者数字不确的日本右翼的“历史逻辑”，日本政府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一贯性姿态，日本右翼的恐怖活动等等。

在日本，6月2日《产经新闻》以差不多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战争的记忆》的经过。报道分两个部分，均出于该报驻北京记者古森义夫之手。第一部分是一则简单的消息，题为《东氏被当成了英雄　中国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分析说《战争的记忆》节目的制作“很难设想没有当局的参与和了解能够实施”^[11]。该消息报道说1998年12月中国政府对东史郎案件的败诉所显示的姿态完全无视日本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性的基本原则，而《实话实说》只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姿态却是同样的。报道直接引用水谷的话：“东氏一个人被当成了英雄，日本全被视为坏蛋，中国方面的这种手法对于日本方面认真研究战争责任和侵略历史的人们实在是太失礼了。”并且暗示中国的宣传采取了官民一致的做法^[12]。第二部分是有关《战争的记忆》的详细报道，题为《历史认识　暴露了日中间的断层》。日本报纸经常使用的揭示主要内容的提示语分别为：“国营电视台进行的讨论”、“对‘事件’一边倒的姿态”、“东史郎在中国说了些什么”、“在围绕南京事件的书籍的审判中败诉　指控‘否定大屠杀的不正当判决’”、“日本方面批判说‘违反事实’”。^[13]

在记述了讨论的内容和引用原话时，该报道确实做到了细致、准确，但当这些记述被加以裁剪以适合于该记者的意识形态思路的时候，整个讨论的氛围被进行了微妙的改造，呈现了相当不同的面貌。

一开始，《战争的记忆》这个讨论的主题与《实话实说》节目制作人的基本立场被完全改写。《战争的记忆》被等同为与中国政府的姿态完全相同的政治性姿态；而《实话实说》节目在后期制作中删掉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数字的情绪性争论和在场中国人的激烈反应，在该报道中不仅依靠水谷的回忆被恢复，特别还引用了在场的中国人“他妈的”的国骂以增强效果。

《产经新闻》在这则报道的版面中还安插了另一篇有关“南京事件”的介绍性短文，以一种不情愿的书写方式承认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屠杀中国俘虏和市民以及掠夺这一“事件”的存在，但强调日本方面要求调查人数的呼声很高。

紧接着，东京岩波书店发行的刊物《世界》登载了水谷尚子的文章，就《实话实说》节目，她对东史郎进行质疑并对中国人对待东史郎的态度进行了批判。

水谷在文中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在节目中，她的发言涉及的日本教科书不教授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说法、南京大屠杀的人数问题等等，均使得她处于被围攻的状态；中国人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是情绪性的，她对这种情绪持完全否定态度，而中国的专家学者缺少探究问题的意愿而不依靠资料说话，强调所谓历史真实的绝对价值；中国人不了解有良知的日本人战后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承受的心灵折磨，却把东史郎一个人看成了正义的化身……

水谷在文章中对批判日本人不肯反省战争责任的津田严厉地指责，说津田把日本人一勺烩了，而在自己的发言和文章里她却把中国人也“一勺烩”了。当她指责她所遇到的具体人和事的时候，她把指责的对象置换为“中国人”，于是把问题导向对整个中国现状的否定。

水谷的做法和《产经新闻》如出一辙，它们也不约而同强化了日本人固有的“中国人意象”。日本保守的传媒《产经新闻》尚且如此，其他右翼报纸的极端论调自不待言。日本传媒复制的中国形象是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不能面对历史事实，不断根据政治需要改变历史真实的形象。东史郎在中国引起的热烈情绪，被视为有组织的宣传活动，中国人民的感情创伤，被轻易地归入了政府的政治谋略。而在日本传媒的字里行间，时时流露着当年东史郎在日记里流露的种族优越，那就是中国没有历史真相，而日本却是一个追究历史真相的国家。

在中国国内，被媒体简化了的日本意象不断把相当数量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和单纯民族主义情绪推向高潮；同样在日本，这一定势也没有被打破。大众媒体就是一面过滤镜。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说，“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仍然是通过其民族的国家的过滤镜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毫无疑问，站在这面过滤镜后面的两国大众，当然只能依照中日传媒所复制的这种逻辑视角，媒体的思维框架也成为民众的思维框架。

但是，没有办法证明媒介对受众的作用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因为事实上，大众媒体和普通个体之间还有一个“中介”——新闻从业人员。大众媒介的叙事逻辑和受众个体的思维定势实际上都同时受制于这个中介。所以，有必要把这个中介从幕后拉到前台，说明那种无所不在的逻辑怎样完成一个自足的过程。

（三）新中国民族主义的缺失

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民族主义经历了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面对外忧内患，中国共产党扛起民族主义这面大旗，最大范围内动员了全国人民群众参与救亡图存的斗争。但是，采用民族主义只是当时的权宜之举。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意识形态迅速取代民族主义，成为全社会认同的新基础。民族主义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加以全面否定。这样，深厚的民族情谊就被置换为了热烈而崭新的阶级弟兄情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带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极端一致性当中。

无怪乎许多中国人在谈到日本人的话题时，会不假思索地用“小日本”、“日本鬼子”这样的称谓。这不就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宣传特有的产物吗？

1986年出版的《民族百科全书》这样定义民族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该词条列举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有：“把民族分为‘优等’和‘劣等’，认为只有所谓‘优等’民族才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极力抹杀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把本民族（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谋求这种利益，不惜牺牲本民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的利益”；“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的政策”^[14]。无疑，这完全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偏狭视角，它根本无法解释当今发生在世界上的所有有关民族主义的事情、更不能反映民族主义的真正本质。

（四）现代仇日情绪的焦点

清理我们民族意识发展的历史脉络就会发现，中国现代民族秉性中也能够找到这些历史的遗产——自大、狭隘、极端、狂热、缺乏公共意识、蔑视个体的尊严……这些恰恰是旧有文化中属于糟粕的部分，却被我们忠实地继承下来，在成熟的政治民主和法制制度缺席的情况下，经由现代媒体的共谋，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伪民族主义运动。

在这种民族意识的支配下，便有在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后，网上充斥着《我来扒掉赵薇的裙子》之类的帖子；在“日本人珠海买春事件”后，有国人喊出要“组织千人华人买春团去追奸日本女人”的论调；《对日新思维》文章的作者马立诚被网友们群起攻之，背上“汉奸”、“卖国贼”的骂名；还有苏州寒山寺外一店铺打出“日本人莫入”牌子；南京两教师专程到安徽歙县夜砸王直墓……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民族主义有太多的缺陷，甚至都够不上真正的民族主义。但我不认为中国当今狂热的民族情绪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我们还要看到，日本作为一个民族整体一个世纪以来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也赋予了我们民族主义的悲情。

19世纪末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许多都与日本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就像历史学家郭廷以说的：“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15]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恩将仇报历来为人所不齿，更可恨的是，施了暴的人不但没有悔改之心，连所犯的罪行都不愿痛痛快快地承认。所以，众所周知，现在横隔在中日中间最大的障碍就是历史问题，也就是怎样定性那场战争的问题。战争的历史成为中国人心头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而日本反反复复出现的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以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等，无异于一次次重新揭开这道伤疤。

（五）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和身份危机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思潮，学术界冠以“亚细亚主义”。日本的亚洲观是了解日本当年发动战争的依据和对今天对这场战争认识的基础。

日本亚洲主义的原初意义是指：在亚洲共同文化背景下，以日本为主导，实行中日、亚洲连携，共同抗击欧美世界列强侵略。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其他许多思潮相似，日本的亚洲主义有其内在逻辑发展过程：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点；而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界的亚细亚思想主要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所谓“脱亚入欧”和以冈仓天心为代表的“亚洲一体论”。二者都以19世纪80年代日本知识界和上层社会的文化危机感与民族危机感为背景。

在发表《脱亚论》一文之前，福泽谕吉其实主张的是“东洋连带论”。主张连带的福泽谕吉，也同样主张对邻国的革新派给予实际支持，加入他们推翻本国保守派政府的政变，输出“文明”。在这种情况下，世纪之交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包含了连带感和扩张欲的悖论关系，也包含了真实的危机意识和对于欧美列强的现实对抗心情。《脱亚论》是一篇短文，通篇充满了福泽谕吉特有的紧迫感。把文明比喻为麻疹，且认为智者的选择当为“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体现了福泽谕吉对于同时代世界大势的判断：他认为西方文明对于全球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东方民族不具有抵抗的能力，正如东京人不能够抵抗从长崎传来的麻疹一样。既然文明利大于弊，那么，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接受它。

《脱亚论》发表于1885年，福泽谕吉表明了他对东亚紧邻的失望，他认定邻国必定亡国，大声疾呼与亚洲的“恶友”绝交，以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必定亡国的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脱亚论传达的首先是他的民族生存危机感，其次才是他对于亚洲邻国的失望和由此而来的视亚洲为野蛮的价值观。

所谓“脱亚入欧”，实际上就是把日本这一亚洲国家从它所在的地域位置上抽离出来，符号化为可以移动的文明载体，使它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近代强国发生一体性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地理位置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世界”这一新的格局中，日本人重新排列了秩序。但是，当福泽谕吉把日本符号化并且试图使它与亚洲决裂的时候，却让日本实际陷入既脱不了“亚”也入不了“欧”的无家可归的尴尬境地。而这一内在的思想矛盾一直影响到今天日本的自我认同。

和福泽谕吉相比，冈仓天心的日本情结更具弹性，它所针对的问题不是日本如何在弱肉强食的现代世界中生存，而是日本如何为现代世界提供新的文明价值观。他不无自豪地说：在亚洲的“所有的孩子中”，日本可以毫不惭愧地说确实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日本有理由为此而高兴^[16]。他的这些论述在后来被利用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舆论工具，蛊惑了日本国民作为亚洲发达国家对抗西方白人统治的心理因素；而军国主义正是利用国民的这一心理因素发动了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的所谓“东亚解放战争”。直到今天，许多日本国民也正是因为这层心理因素而无法直面当年侵略战争的本质，尤其是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

当明治日本迅速完成跻身世界近代化国家的行列，大正、昭和前期的法西斯国家主义不断升级之后，亚细亚主义不再负载明治时代的民族危机感，被置换为使日本充当东亚霸主的舆论工具。它的顶点，就是为亚洲各国所不齿的“大东亚共荣圈”。

二战的失败一度遏制了日本的野心，但是50年代之后脱亚与兴亚的二重变奏又开始登场，直到60年代中期再次出现“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从亚细亚主义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一思想与日本明治以来的对外膨胀之间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知识分子的思想被政治意识形态断章取义地利用，用来证明日本民族在亚洲的优越性。

这个被遮蔽起来的严峻事实就是，日本不断持续着的“脱亚”与“兴亚”的二重变奏，暗示着日本对于亚洲的态度中缺少主体性责任感，这同时也意味着日本无法形成自我认同，更无法正视对华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