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既平常又复杂的字眼。著名诗人艾略特(T.S.Eliot)曾说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黑夜,甚至在睡梦之中。”[1]广义上,文化就是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然而,当代著名文化学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却又提出:“文化是英语中两三个最为复杂的单词之一。”[2]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依伯(A.Kroeber)在《文化:概念和定义批评分析》(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3]一书中,就列举了上百条关于文化的定义,在将它们归为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学的、历史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和生物学的九大类之后,却发现仍难以给出文化一个明确的定义。“文化”一词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差别很大,这也导致了文化研究游走在多个传统学科之间,没有固定的研究范围。以本文研究的逻辑性、系统性、科学性为虑,根据巴尔特思想自身的特点,本章所使用的“文化”一词是指巴尔特所研究的文学形式之外的文化现象,主要包括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日本文化。本章旨在分析上述三种“文化”研究与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打通巴尔特的上述“文化”研究之间的藩篱,并在符号学视角下展开系统的巴尔特文化思想研究。
文化与符号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符号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人类一切活动都起源于符号,符号乃是文化的根基”[4],没有符号便没有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又反作用于符号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不断丰富、发展和深化符号的意义。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曾尝试从符号的角度将文化定义如下:“文化是以符号表征的某种历史性的意义模式,它是关于人们如何交流、保存以及发展生活知识的,它是以符号形式表达出来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感知系统。”[5]我国学者陆扬则提出:“文化是意义被生产、流通、交换的社会过程的集合。”[6]由上述定义可见,文化是规范、是价值、也是意义活动。因此,文化必然与符号有关,甚至可以说一切文化实践都要依赖符号生产的意义。文化是意义活动的集合,符号是意义的存在形态,文化、符号和意义三者之间密不可分。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社会中各种大众文化产品大量涌现,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等充斥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种现象很快便引起了身为社会观察家的巴尔特的注意。在思考和分析这些文化现象的过程中,巴尔特逐渐发现,基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发展起来的现代符号学,无疑是研究和阐释这些文化现象的理想的理论工具。因此,他尝试着构建起符号学理论的主体框架,并积极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各种文化现象的分析,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研究。这些文化研究反过来又丰富并发展了他的符号学理论。巴尔特的这种结构主义的文化符号学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神话学》和《流行体系》等早期作品中。进入七十年代后,法国学界的学术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思想本身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他的文化符号学研究逐渐淡化了结构主义和意识形态批评的色彩,进入了一种解构主义的、带有异域色彩的文化研究中,《符号帝国》便是巴尔特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的代表作。随着研究的深入,巴尔特认识到,“我们越来越认为文化就是受制于统一的操作的一个广泛的符号系统”[7]。显然,巴尔特已经注意到了文化的符号特质,而且巴尔特的各种文化研究都与他的符号学理论交织在一起,他的文化研究本质上就是符号学的。因此,只有在符号学的视野下,才能全面认识巴尔特的文化符号学思想。
鉴于此,本章将在细读巴尔特的文化研究的相关论著和资料的基础上,主要以《神话学》《流行服饰》《符号帝国》等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巴尔特所进行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日本文化研究,挖掘巴尔特的这些文化研究与他的主要符号学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特点,探讨这些特点形成和变化的原因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本章将分为符号学与大众文化研究、符号学与流行文化研究和符号学与日本文化研究三个部分,旨在以符号学为线索全面呈现巴尔特的文化研究体系,从而形成较完整的巴尔特文化符号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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