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对巴尔特的影响

从巴尔特的学术发展历程看,他在思想上曾依赖过很多人,受到过多家思想和理论流派的浸润,但毫无疑问,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思想对学术上刚刚起步、思想上正在萌芽的巴尔特的影响最为深远。因此,深入研究索绪尔的思想对巴尔特的影响,是全面认识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重要前提。

索绪尔,在学界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哲学的先驱者”和“符号学的创始人”等多项盛誉,即使是在他去世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他的思想和理论在世界学术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他作为现代语言学奠基者的身份已然不可动摇。虽然,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思想在他生前已经基本形成,但其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真正广为世人所认识、接受甚至推崇,还要归功于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出版和传播。这本书是在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在整理了索绪尔的书稿和大量的课堂笔记的基础上,最终写成并出版的。经过了出版后最初的沉寂,《教程》及其所承载的宝贵思想在二十世纪西方学界掀起了语言学研究的重大革命,并引发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整体上的“语言学转向”,这个世纪因此又被称为“语言学的世纪”。在今天看来,《教程》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语言学研究的疆域,在索绪尔现代语言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符号学,在艺术、建筑、哲学、文学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等更为广泛的学术研究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样一来,《教程》便成为现代语言学和现代符号学的共同发源地,索绪尔不但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也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对于巴尔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并不容置疑的,它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渠道来发挥作用。一方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国学界,首先重新发现了索绪尔的思想及其价值,巴尔特和格雷马斯又是法国学界率先开始接触并研究索绪尔的代表性人物。他们通过深入阅读索绪尔的作品并展开频繁而热烈的讨论,直接接触到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另一方面,索绪尔在生前便与法国学界之间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早在1876年,他就申请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巴黎语言学会(la SociétéLinguistique de Paris),并且自1880年秋天起,他便开始了在巴黎高等研究院(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de Paris)长达十年(1881—1891)的教学工作。在此期间,索绪尔开设了大量深受学生喜爱的语言课程,他还积极参加巴黎语言学会的活动,在巴黎学术圈建立了良好的名望,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如梅耶(Meillet)等人。索绪尔在法国学术界的地位日益增高,“他甚至被称为法兰西语言学派的开创者”^[19],1910年被法国研究学院授予院士称号。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索绪尔在巴黎学界,特别是语言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在他去世之后,他的思想依然为法国学界深切关注。比如,1916年索绪尔的《教程》率先在巴黎得以出版。这些因素使得法国学界成为索绪尔现代语言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传播的前沿阵地,法国学界具有浓厚的语言学氛围,法国学者如梅耶、本维尼斯特、马丁内和格雷马斯等人,从各角度研究和传承索绪尔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又对巴尔特产生了重要影响。综上所述,无论是直接研读索绪尔的作品和思想,还是通过法国语言学界接触到索绪尔,对巴尔特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索绪尔。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显然从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中借用了关键性的理论和观念。

从传承速度、影响范围和重视程度上来看,法国学界对发展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思想所做出的贡献,无人能与之比肩。与此同时,索绪尔的思想几乎深刻地影响到二十世纪法国的所有重要思想家。二十世纪,法国学界先后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符号学研究、文学叙事学研究、后结构主义转向都可看作是对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进行传承和发展的不同表现形式。如果将索绪尔在法国教学时的学生梅耶等人看作是受索绪尔思想影响的第一代法国学者,那么二十世纪中期,格雷马斯和巴尔特等人则应被看作是第二代。与梅耶等人对待索绪尔学说的谨慎态度不同,格雷马斯和巴尔特他们表现出了对索绪尔学说的狂热追求。可见,巴尔特是法国最早开始接受并紧紧追随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学者之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思想对巴尔特影响至深,特别是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结构(langue)和言语(parole)”概念组,不仅成为巴尔特符号集合的两层面理论的直接来源,而且对巴尔特的文学、文化符号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阶段。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是对语言进行科学研究的一门科学,因此它必须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因此他把语言活动(language)分成“语言结构”和“言语”两部分,并将“语言结构”确定为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索绪尔提出:“语言结构是语言活动的社会性的一面,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个人没有能力制造或者是修改语言结构,它只能以语言团体(speech community)成员共同认可的一种契约的形式存在。”^[20]可见,语言结构是语言团体成员之间共享的系统,从严格意义上看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然而,“言语则完全是语言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是个人意愿和智力的行为”^[21],带有个人在发音、用词、造句上的特点。尽管个人的言语特点不同,同一语言集团中的成员依然能够互相交流和沟通,这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结构的缘故。但是,索绪尔提出这一概念组不是要将二者割裂开来,而是为了在理论上构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而认识语言的根本性质。在“语言结构”和“言语”之间,索绪尔指出现代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结构而不是言语,排除语言使用者的主体性,提倡封闭的形式化的语言学研究。索绪尔提出的这组概念对整个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结构主义哲学中寻找和研究万事万物的深层结构的做法。从这个角度看,索绪尔的思想显然还是结构主义哲学的重要发源地。

“语言结构-言语”这一概念组对巴尔特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理论构建中,它主要表现为巴尔特的符号集合的两层面理论的研究。在批评实践中,它则清楚地体现在巴尔特所进行的结构主义的文学、文化研究中,比如巴尔特将这组概念借用到社会文化符号研究中,区分出了社会生活中的服装、饮食、汽车、家具等意指系统中的“语言结构”和“言语”,扩大了这组概念的应用范围。在文学研究中,巴尔特从“语言结构”和“言语”的比较入手,区分出文学的第三种形式——“写作”,并进一步发展成“零度写作”观,促进了形式主义文学研究的发展。这一概念组所催发的结构主义哲学,还具体体现在巴尔特的文学叙事研究中,巴尔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明确主张在研究世界上杂乱无章的文学叙事时,应脱离作者来寻找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提出了叙事作品结构的层次说,并尝试在无序中建立秩序、寻找叙述的深层“语言结构”。由此可见,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对巴尔特早期的文学、文化研究影响深远。同时,滥觞于“语言结构”概念的结构主义哲学,为巴尔特赢得了“文学结构主义者”的称号。

第二,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共同构成,这一观点便是巴尔特符号学理论构建中的符号内部构成要素理论的根本来源,它对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提出“语言结构-言语”这一概念组的基础上,索绪尔提出“语言结构是一套符号系统,符号本质上是意义和声音模式的组合体,但这两个组成部分都是心理的”^[22]。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结构”本质上是符号的,而语言符号又是由作为能指的心理印记或声响形象和作为所指的概念或意义共同构成,而且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对应的不是名称和外界事物^[23],而是一种心理概念和一个声音结构,语言不再是一套“命名集”,而是一套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符号系统。在研究语言符号的内部构成要素——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时,索绪尔提出现代语言学的第一原则是任意性原则(arbitrariness)^[24],他坚持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性的、必然的关系,但是这种任意性关系一旦建立后,必然会通过社会惯约性(conventionalization)得以固定下来,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最终将形成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之间的紧密关系,一一对应、不可分割。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开辟了语言学研究史上的新纪元,提出“语言符号是一个两面的心理实体”^[25],坚持这两个方面或是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同时他也强调这种关系一旦建立之后,必然会在语言团体内部被固定下来,变成语言团体成员之间约定俗成的意义,最终一个能指只能指向一个所指。索绪尔的这种观点后来为结构主义哲学所借用,认为各种形式的能指必然指向某一个确定的、终极的、固定的所指,能指似乎只是通往所指的媒介和渠道,所指获得了一种高于能指的地位。这一点后来成为解构主义所诟病的对象,解构主义哲学致力于消解所指的特权,将能指从工具性的从属地位解放出来,赋予它独立的主体性。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对巴尔特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理论构建上,表现为巴尔特的符号内部的构成要素理论,主要是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符号、能指、所指、意指作用和值项等问题。此外,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对巴尔特的文学、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影响更为深远。比如,巴尔特将这一思想放大到更宏观的层面,他将文学作品看作是由能指(作品形式)和所指(作品意义)构成的符号,在符号学视角下思考并阐述了文学形式问题,他提出的“零度写作”便是一种摆脱了社会的、历史的和阶级的所指的能指。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影响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表现为巴尔特寻找普遍叙事结构,挖掘作品深层的、真理般的意义的做法,这无疑是寻找文学符号的终极所指的一种变形。在这些思考和研究中,巴尔特对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的观点产生了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他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蜕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巴尔特的新型“能指-所指”观逐步呈现,他认为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产生了延迟、断裂和多层次,最终能指不再指向某一固定所指,他将符号构成要素——能指和所指间的单向的、固定关系发展成多层次的、动态关系。巴尔特将这一新型的“符号”观运用于日本文化的研究,发现日本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一种“空洞的符号”。在这种符号中,能指不再指向某一神秘的所指,而是为自己存在,这一做法开当代解构主义比较文化研究之先河。同时,巴尔特还将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与文学理论研究相结合,提出了文本不再有终极意义或权威意义的观点,阅读的目的不再是寻找所谓的文本的“真理”意义,所指的位置注定被其他的能指取代,这证明能指之间是互相指涉的,这种指涉使符号不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个自足的单位,符号与符号之间出现了互相交织的关系,“作者之死”成为必然,互文性研究必然登场。符号的构成要素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巴尔特后期思想的重要生发点。

第三,索绪尔区分出语言符号之间的“横组合(syntagmatic relations)和纵聚合(associative relations)”概念组,也对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索绪尔提出语言结构是一种符号系统后,发现系统成员的价值(在语言系统中指词的意义)是由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语言符号之间在横向上表现为横组合关系或“句段关系”,而在纵向上则构成了纵聚合关系或“联想关系”。前者是指语言单位的横向组合、是一种共现关系,而后者则是指由心理联想而产生的语词之间的纵向聚合关系,是一种选择关系,这两种关系共同作用、决定每个语言单位在语言系统中的坐标。索绪尔的这一概念组思想,在现代语言学领域广为接受并被进一步发展,比如雅各布森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隐喻”和“转喻”的区分,它们不仅指两种修辞格,而且是人类的两种基本思维模式。

这一概念组对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在理论构建上,它们是巴尔特的符号集合的两向度研究的雏形,巴尔特进一步论证了它们在符号学研究中的适用性。在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研究中,这一概念组的影响也清晰可见。比如,在《写作的零度》中,巴尔特认为,“文学作品的结构是由言语的水平轴和风格的垂直轴共同组成的图式结构”^[26]。这一思想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得以进一步发展,巴尔特在横组合轴上展开了关于叙事作品结构的研究,提出了“叙事是个大句子”的观点。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巴尔特为“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找到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如服饰系统中,由衣服、裤子、帽子、手套、袜子、鞋子等不同功能的服饰要素共同组成了“横组合”体,但具有同样功能而风格不同、细节不同的帽子总体构成了服饰系统中帽子的“纵聚合”体。进入思想后期,巴尔特着重强调“系统决定意义”的符号观,并将其运用于文学意义的研究,提出解构主义的“文本”理论,认为文本的意义取决于和其他文本的关系,并由此引出对于文学的其他构成要素如作者、读者、阅读等问题的新思考。

由上述分析可见,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思想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对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产生了多角度、深层次的影响,并成为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它不仅是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地,而且从多角度、长时间地对巴尔特在符号学视角下展开的文学、文化研究产生影响。通过追溯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思想对巴尔特产生影响的必然原因、主要途径和具体表现,这一部分的研究从学理传承上再现了索绪尔与巴尔特之间的学缘关系将有助于全面了解巴尔特思想的生发背景、理论传承,深刻认识他的思想内涵及其在学术史中的传承价值和地位,这也是进行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研究的必要前提。此外,巴尔特还深受其他理论家和学者的影响,其中又以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思想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