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角下的大众文化研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一词出现,用于意指“受到商业利益驱动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大众传播产业的典型产品,像电影、广播、电视、音像产品、广告和流行出版物之类”^[8]。在诞生之初,大众文化曾遭到了知识界的轻视和谴责,它被认为是“低层次的作品和可以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9],并成为标准文化、程式文化、重复文化和肤浅文化的同义词。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它不但能够带来巨额商业利润,其精神内涵也在不断深化,逐渐成为受政府大力支持和推动的主流文化,并衍生出世界范围内的大众文化研究热潮。二十世纪中期,法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的大众文学研究中占据领跑者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巴尔特的大众文化研究及其在学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巴尔特大众文化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神话学》一书中。此书收录了从1954到1957年间,巴尔特以法国时事感言为主题所发表的大众文化研究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可见,巴尔特的大众文化批评研究主要采用意义分析的方法,研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如何借助于语言和媒介对客观事物进行“神话化”的,旨在揭露并批判资产阶级为其意识形态披上自然而又合法的外衣并掩盖其政治目的的做法。巴尔特的研究是一种“解神话”的尝试,是为了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而将这些大众文化现象“再政治化”的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巴尔特发现符号学的分析方法是进行大众文化批评的理想工具,并基于他的符号学理论逐渐发展出一套大众文化的符号学分析模式。

《神话学》一书说明巴尔特的学术视野已经从最初的文学研究放大到广阔的文化批判中。巴尔特说:“尽管我现在关注与文学毫不相关的现象(如摔跤比赛、精美的菜肴、塑料的展览),我并不认为我远离了我们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通符号学领域,不过我在早期的文章中研究的是它的文学层面罢了。”^[10]可见,在巴尔特看来,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不过是普通符号学研究的不同层面,所以他始终都没有离开过符号学研究。此外,巴尔特提出的大众文化的符号学分析模式,也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大众文化研究的发展,他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本节将依次分析巴尔特早期的大众文化研究和巴尔特的“神话”研究,并深入分析这些研究与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思想之间的关系,从而较为全面地呈现巴尔特符号学视角下的大众文化研究的思想内涵、性质特点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