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从1957年便已经开始研究流行服饰,直到1963年才完成这部作品的写作,直到1967年,这部作品才最终得以出版问世。整个研究过程涉及巴尔特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巴尔特这段时间的主要学术兴趣点。他在符号学视角下所展开的文学、文化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因此,巴尔特符号学理论的主要观点均在《流行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
《流行服饰》是巴尔特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研究的代表作,其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寻找庞杂繁复的服饰现象中深藏的带有普遍性的结构,要化杂乱为整一。巴尔特说:“要记住,我们寻求的是建立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结构,能够阐释流行的所有表述,而不论其内容如何。”[71]这种做法显然源于巴尔特的符号集合的两层面理论,特别是从“语言结构”概念中发展而来的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巴尔特从庞杂的服装系统中区分出真实服装、意象服装和书写服装。通过比较分析,巴尔特最终决定将流行杂志中的书写服装确定为研究对象。在关于书写服装的研究中,巴尔特发现了“语言结构”的普遍性和“言语”的个体性之间的差异。巴尔特认为,“我们可以称这种结构化、制度化的穿着方式为服装(clothing)(与语言结构相对),而同样的穿着方式但是已经实体化的、个人化的、穿过的称作装扮(dress)(与言语相对)”[72]。在区分出“服装”和“装扮”之后,巴尔特选择了带有普遍性的“服装”作为研究对象。然而,作为服装层面上的“语言结构”的书写服装,自身也是一种“言语”活动。书写服装表现出兼具“语言结构”和“言语”的特点,这一矛盾性特质使得书写服装的研究必然存在混乱之处。但毫无疑问,在整个研究中巴尔特的基本指导思想便是在杂乱无序的服饰表达中,构建起具有普遍性的深层结构并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做法显然受到符号集合的两层面理论的影响。
虽然巴尔特没有直接运用符号集合的两向度理论来研究流行服饰现象,但他也将这种思维借入到流行符号的内部研究中。他说:“在垂直方向上,有四个“集合”或系统;而在水平方向上,在术语层面上,有两个术语,一是能指,一是所指。”[73]在流行服饰符号内部,组合段表现为水平方向上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系统则表现为符号内部不同的意指层面之间的关系。在确定类项的清单时,为了确定最小意指单元,巴尔特采用了互不相容性测验得出在语段(组合段)上相容却属于不同系统的“类项”,或者是在语段上不相容却属于相同系统的“属项”。这实质上是对“组合段-系统”概念组的进一步阐发。此外,巴尔特提出所有的服饰都是根据一定的差异系统组织起来的,必须要研究单个符号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指符号集合的两向度关系。总之,符号集合的两向度理论也不时地影响到巴尔特的流行服饰研究。
《流行服饰》研究的主体部分,主要受到符号内部的构成要素理论和多维层次理论的影响。首先,巴尔特将研究对象书写服装最终简化为A、B两组。通过比较分析这两组符号,巴尔特将所有的书写服装转化成由“服饰符码层面”(直接意指层面)和“修辞系统层面”(含蓄意指层面)所构成的符号,流行文化的符号学研究也相应地在这两个意指层面上展开。巴尔特提出,对于书写服装必然有两种解读,即服装语言自身的解读和流行或世事与服装之间的关系解读。对于第一层面上的服饰符码层面,即服装语言的解读是必要的,但不是最终的。巴尔特借助于直接意指层面进入修辞系统,即含蓄意指体系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流行体系》是巴尔特先前作品《写作的零度》和《神话学》的直接延伸”[74]。因此,《流行体系》也可以被看作是巴尔特“解神话”研究的组成部分。巴尔特“解神话”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运用符号内部的层次理论来展示流行“神话”是如何操纵直接意指变成含蓄意指的过程。书写服装的A组和B组都是由能指、所指和意指作用构成的符号。每一个层面都由各自的能指、所指和它们的意指作用所构成。在每个层面上的研究中,巴尔特都从它们各自的三个构成要素入手,分析了书写服装制造流行的符号学机制。整个流行研究在符号的两个层面、三个要素之间展开。可见,由符号内部的构成要素和多维层次理论构成的符号内部研究,对巴尔特的流行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上述研究可见,巴尔特的流行文化研究整体上都是在他的符号学视野中展开的,而且与他的主要符号学理论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密切关系。从研究思路上看,巴尔特旨在透过芜杂的流行表象,寻求书写服装的普遍模式和深层结构,剖析流行的表象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操纵。巴尔特的流行文化研究显然遵循了结构主义的研究思路,可以说《流行体系》便是巴尔特结构主义文化符号学研究的代表作。此外,巴尔特尽量使研究达到普遍性和穷尽性的要求,同时他对例外的和不规律的现象也尽量做出说明,并且总是在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后,再补充一些例外的或被忽略不计的细节,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流行体系》标志着“巴尔特符号学时期的系统高峰”[75]。然而,就在《流行体系》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巴尔特的研究旨趣发生了重大变化,后来巴尔特多次谈到这是一个“科学梦”、一次“符号学历险”,并宣称他之后便“谢绝了”科学。因此,学界常认为在《流行体系》之后,巴尔特便放弃了科学、放弃了符号学。本文经过对大量资料的反复考证,发现巴尔特在此提出的“谢绝科学”只能是指他放弃了结构主义的系统化、科学化的研究模式,或者说是放弃了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研究和符号学的理论构建。但是,巴尔特并没有放弃符号学,相反还将符号学的研究发展到一个更加自由、更富情趣和更有才气的解构主义符号学研究阶段,这种解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还将巴尔特带入了“符号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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