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符号学理论的影响

巴尔特对于符号学的理论思考发源于现代语言学对他的影响,特别是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结构-言语”“能指-所指”“横组合-纵聚合”等概念组和叶尔姆斯列夫的“直接意指-含蓄意指”概念组。此外,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法国二十世纪的重要语言学家如马丁内和格雷马斯等人的学说和思想,也对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构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批判性地传承前人的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巴尔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严谨地论证了将相关的语言学概念运用于语言之外的其他符号系统研究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巴尔特发展出了符号内部的构成要素理论、符号内部的多维层次理论、符号集合的两层面理论和符号集合的两向度理论,并以它们为主体构建起现代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性概念,理清了现代符号学的学科性质和基本特点。巴尔特符号学理论自身表现出的具体性、实用性,及其提纲挈领、方便操作的特点,使得它在现代符号学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思想深刻影响到现代符号学的理论构建。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术界发展之需,巴尔特系统梳理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关键性概念,介绍了当时国际符号学发展的主要成果,并提出了现代符号学的基本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这些理论、方法和分析性概念从索绪尔思想中发源,中经雅各布森、叶尔姆斯列夫、列维-斯特劳斯等不同理论家的思想滋养,再到在各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分析实践中做出调整和完善,最终成长为现代符号学的“基础要素”。更重要的是,巴尔特将这些“基础概念”开拓性地运用到一些从未被关注过的领域,并提出了让学界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在服饰系统中区分出“语言结构”和“言语”,在饮食系统中分析了它的“组合段”和“系统”等等。在研究视野上,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放大到语言之外的普遍符号研究中,拓宽了符号学研究的疆域,激发了符号学研究的生命力和活力。

随着研究的深入,巴尔特发现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远比索绪尔研究的语言意指活动更为复杂,比如在社会符号系统中“物品、图像、动作可以表达意义,并且它们实际在大量表达着意义,但是,这种表达从来不是以自助的方式进行的,所有的符号系统都与语言纠缠不清”^[1]。针对这种情况,巴尔特提出建立含蓄意指符号学。因为,在他看来非语言的符号表意系统是建立在语言符号意指系统的基础上,并从中发展出来一种二级意义的含蓄意指系统。这样巴尔特便将“所有的特殊意指系统的符号学分析普遍化了”^[2]。他将这种建立在天然语言之上的意义系统研究称为含蓄意指符号学。含蓄意指符号学在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中国占据重要位置,它常被学界看作是巴尔特符号学思想中最具创新性的部分。

巴尔特探讨了现代符号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展望了符号学学科的发展前景。巴尔特提出,“我们可以把符号学正式定义为符号的科学或有关一切符号的科学”^[3]。理论上,现代符号学源自于现代语言学,而符号学的发展必然又会引起语言学研究的膨胀和扩大,甚至解体,因为它“接受了语言的不纯的部分,语言学弃而不顾的部分以及信息的直接变形部分”^[4]。鉴于此,符号学又被定义为“对被科学语言学作为不纯因素弃置一边的一切意义问题的研究”^[5]。可见,现代符号学是关于一般意义问题的研究。基于现代符号学的学科性质,巴尔特提出,“符号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按照一切结构主义活动的方案(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研究对象的模拟物),建立不同于语言结构的意指系统之功能作用”^[6]。这一研究目的体现了符号学研究的内在统一性,这便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意指作用。巴尔特提倡,“人们只按对象具有的意义关系来研究对象,而不涉及,至少不过早地(即在系统被尽可能充分地建立起来之前)涉及对象的其他决定因素(如心理学、社会学、物理学等因素)”^[7]。然而,宽泛的研究目的必然会造成研究对象的丰富多样。巴尔特将符号系统内部的所有现象,统称为“文本整体(corpus)”,并要对它们进行整体研究。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巴尔特提出文本整体的内容必须足够大,尽量穷尽研究系统内的对象,并且文本整体应尽可能保持齐一性,才能保障符号学研究的顺利展开。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巴尔特展望了符号学学科的未来,他说:“展望前景——因为这门科学尚未建立——符号学将以所有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无论它们有着怎样的质料和界限。”^[8]在今天,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社会中各个领域的意指活动,符号学的诞生和飞速发展是必然的,而且它将囊括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广泛的意指活动。即便如此,巴尔特严肃地强调了现代符号学的产生和发展决不能取代其他学科,他“希望符号学不取代任何其他研究,反之应帮助一切学科,它这把椅子是一种轮椅,是今日人类知识的‘百搭’,正如符号本身是一切话语的百搭一样”^[9]。可见,巴尔特眼中的符号学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必不可少。

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理论构建,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符号学研究的长足发展。从整体上看,“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当然不是他的独创,但没有一个人比他整理得更系统、更细致、更具有实用性”^[10]。这种整理工作,使得现代符号学变得通俗易懂,使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模式更加易于掌握和操作。这些都有力地促使现代符号学迅速成长为一门新兴学科。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研究,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系统化,将符号学的哲理性思考具体化,相比于那些抽象的、深奥的、晦涩难懂的理论推理和论证,巴尔特比任何人都重视符号学研究的实用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符号学这门学科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它的活力和价值都在于它的实用性和阐释力,从这一点看,巴尔特率先把握住了现代符号学的脉搏。

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思想还通过研讨班和身边的学术团体等渠道,深刻影响到法国国内的众多知名学者如托多洛夫、克里斯蒂娃等人,通过艾柯等人的关注和传播,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在欧洲学界也产生了不小的震撼。此外,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还吸引了美国学界的一些学者的目光,如美国结构主义者乔纳森·卡勒、桑塔格以及拉维斯等人,他们为巴尔特的思想在英美学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仍以其实用性、通俗性在欧美大学的文科学生中广受欢迎,这甚至是某些大部头的符号学理论专著所可望而不可即的殊荣。

巴尔特并不擅长抽象的理论上的论证和长篇累牍的论述,他的符号学理论也大多可以在现代语言学思想中进行溯源,而不是有关现代符号学的各种理论的系统导读或全面推进。相反,他更加关注如何用这种理论思考或分析模式来有效地展开相关的符号学实践研究。正如汪民安先生所说:“巴特是符号学概念与方法的应用家,而非纯理论家。”^[11]相比而言,巴尔特运用这些符号学理论进行的各种意义研究,对文学、文化问题的思考,则更能显示巴尔特的才气和情怀,也是巴尔特的主要的学术价值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