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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生成以及符号世界

时间:2022-03-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事实上,政策问题建构也表现出了对符号的高度依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需要对政策问题建构中的符号以及政策问题建构过程的符号化进行专门的考察。符号中所包含的这部分与经验并不完全一致的内容被现代符号学称作为“意义”。就符号指称的具体对象而言,是确定的,但符号中的意义部分则是不确定的。
符号的生成以及符号世界_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历史演进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符号是人们须臾不可离异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符号也构成了人的一部分,没有了符号,我们就无法想象人是什么样子。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行轨迹中,每前进一步,都可以看到符号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就人是一种类存在而言,得益于符号的支持,或者说,是符号使人的类存在成为现实。然而,在传统认识论物质与精神二分的视野中,却没有符号的位置,因为符号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但是,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存在,离开了符号,又都是难以理解和难以认识的。也就是说,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存在,都只有首先转化为符号,然后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和把握,并能够在人们之间实现经验共享。

符号首先是经验的表征,是用来指称物质的或精神的存在物的。可是,符号的生成和演进又包含着符号自身繁衍和扩张的图谱,以至于符号自身也需要通过符号来加以表征和指称。正是符号的繁衍造就了一个发达的符号世界,成为环绕着人也内在于人的完整的系统,使人的社会生活中的每一项行动都表现出了对符号的依赖。从某个角度看,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不断符号化的历史。社会的进步使人对符号的依赖日益增强,无论是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还是社会治理的领域中,离开了符号都寸步难行,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而,政策问题建构过程需要求助于符号。事实上,政策问题建构也表现出了对符号的高度依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需要对政策问题建构中的符号以及政策问题建构过程的符号化进行专门的考察。

就符号的生成史而言,可以认为,人与自然的分离使人获得了关于外在于他的世界的经验,如果这种经验仅仅属于个人,至多也只能通过遗传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而不可能在同类中交流和共享。人的经验之所以能够转达给同类,是因为符号的发明。所以,符号最初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具体的情境中用来指称某一具体的事物,并通过这种指称而使同类获取间接的经验,进而,还可以加以直接验证。这样一来,首先,符号是与具体事物相对应的,是人们关于具体事物的经验;其次,当人们交流和共享经验时,又会赋予符号以一定的内涵,这些内涵往往是经验的附加部分,与经验并不完全一致。符号中所包含的这部分与经验并不完全一致的内容被现代符号学称作为“意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这部分超出了经验的内容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人的世界观的差异,思想、理论或学说的分野,大都源于此。

这说明,符号中既包含着确定性的内容也包含着不确定性的内容。就符号指称的具体对象而言,是确定的,但符号中的意义部分则是不确定的。实际上,在符号的应用中,确定性的部分与不确定性的部分是混杂和交融的,是无法将它们严格区分开来的,“指称符号在它们被说出的时候已经蕴含着意义,这些意义依据它们被使用的语境而定。”[27]这也就是说,符号的功用会表现出复杂的情况。一般说来,就符号的功用而言,在具体情境中所发明和使用的符号在意指上是明确的,在一定环境中能够被清楚地了解和意会,从而使符号能够被用来传递经验、知识和意义。据此,人们能够开展面对面的交流,社会活动能够被集结起来,社会行为也能够得到相互配合,以至于人们可以朝着某个共同目标进发。但是,在一切集体活动中都难免存在着分歧和不同意见,而且相互抵触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行为也是随处可见的。一旦出现了这些情况,肯定存在着人们对同一符号有着不同理解的问题。正是因为人们可能会对同一符号有着不同的理解,才让人们有了求真的冲动,即要求把握符号中真的部分。这就是人类社会中出现了真理追求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政治追求共识,即要求祛除符号中不确定性的部分而谋求确定性,那么,科学往往把确定性的部分化约为真实性,从而谋求真理。在真理的名义下,科学拨开符号中芜杂、混沌的经验表象,即深入到其深层去把握真实的部分。正是由于科学是通过这一方式去追求真理的,才有了抽象的方法,而且在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史中形成了一整套从属于抽象要求的方法论体系。在科学认识中,符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没有符号,科学活动也就无从开展,也就没有认识的问题了。一方面,符号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产物;另一方面,符号又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所以,人类的认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符号的发展史。

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对世界的认识会有着不同的主题,并反映出不同的认识特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所谓认识无非是觉识,更多地表现出直观地反映世界。因而,这一时期的符号在内容上是具有确定性的,所指称的就是具体的事物,如果说符号中包含着意义的话,也应当说其意义尚浅。当然,人们在这一时期也普遍学会了使用符号去表达情感,让符号的接受者通过意会而实现情感交流。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人们也有着丰富的情感想象力,能够从符号化的某些信物中读出至微至妙的情感。但就科学认识而言,这一时期的符号主要是与具体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如此,符号的发明是包含着促使认识抽象化的潜质的,即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恭送入抽象的道路上,以至于今天的人们把符号的发明本身也理解成抽象活动的产物,认为符号不是用来指称某个具体的事物,而是用来指称某一类事物的。

人类的认识史的确呈现出了一个抽象化的轨迹,也许正是得益于符号而能够在具体的表象中去解读抽象的“事实”。在农业社会中,由于人们的交往和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处在较低的水平上,因而对符号的需要程度也较低。而在工业社会中,脱域化和社会化大生产使人的交往和交流变得日益频繁,从而激发出了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无尽欲望,对符号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甚至变得非常严苛。这时,人们不再满足于只与事物的表象联系在一起的符号,而是要求拥有更多能够表达或反映事物表象背后甚至深层存在的符号。而这些符号的获得,唯有通过抽象。这就是抽象与人类认识史并轨的原因所在。这样一来,就可以将符号在两个层面上排列开来:第一,在感性的层面上,与事物表象直接关联的符号被铺展开来;第二,在理性的层面上,通过抽象而获得的符号依据一定的结构而展开为一个体系。

抽象意味着理性,而在理性取代了神的位置后,也就成了科学真理的标志和获得科学真理的唯一途径;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理性代表了公平正义等;最为重要的是,代表了不确定性世界中的某种意想中的确定性。特别是面对具有多面性的繁杂的社会问题时,抽象似乎把人们领入清楚的认知之中,让人们透过芜杂的表象而获得普遍性的真实情景。所以,通过抽象而获得的一切符号都让人感受到了某种似乎是确定无疑的确定性。福克斯和米勒准确地解读了抽象与确定性之间的联系:“尽管各种抽象的思想可能是公正的——它们不仅是抽象的,而且与真正的日常生活交流的指称—意谓的连续性有着难以解释的联系——但抽象性也可能被或多或少地赋予了一定的凝结性和确定性特性。”[28]

人们总是希望符号具有确定性,能够稳定地与指称物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符号所传递的经验和意义无论在哪一个接受者那里都不会引发歧义。但符号与指称物毕竟不同,或者说,当符号与指称物相分离的时候,就不再是始终指向具体的指称物的,而是用来指一类物的。这就意味着符号所指的是一般,而指称物则是具体。符号是在抽象中获得的,而指称物则是混沌的存在,更不用说符号中所包含的意义需要得到人的理解和领悟。所以,在抽象的过程中获得的符号既与具体的指称物相联系又与具体的指称物相分离。特别是从历史的维度上去看,在科学尚未兴起的农业社会中,符号中的经验内容占主导地位,其意义尚浅,因而在经验的传递中会较少失真;到了工业社会,科学的兴起使得抽象的手段得到了普遍应用,符号中的经验成分变得越来越少,而意义的成分则不断地增强,以至于符号所要传递的内容在每一个人那里都会得到不同的理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符号所指是否具有确定性成了一个问题,从而引来了“能指”与“所指”的探讨。

符号与指称物的分离使符号的自身繁衍获得了巨大的空间。本来,符号是通过对表象的抽象而形成的。但当符号获得了自我繁衍的能力后,就摆脱了经验世界的束缚,开始了在思维和逻辑演绎中不断发展的行程,并逐渐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和有着自我论证能力的完整世界,而且是一个既存在于人之外又同时内在于人的世界。因此,严密的符号体系逐渐成了稳定的、周延的并代表了真理的世界,作为它的诞生地的表象世界则反过来服从于它,或者由它作出评价和判断,以至于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抽象化的东西,无论是范畴、故事或者一个完整的宗教,都是客体化或物化了的;而居于主导地位的现实反要归因于它。”[29]

因为符号世界的产生,人们逐渐习惯于运用符号来剪裁现实问题,而不是用现实去检验符号,各种各样的社会行动也都是从符号以及对符号的把握出发的,而不是从现实出发。而且,这正是康德所确立的原则。根据康德的意见,科学家就像几何学家一样,要通过抽象而从众多混乱的感觉中提取事物的清晰图像,研究者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自己需要什么,而不是面前事物的所有可能的特性。也就是说,仅仅研究现有的概念需要他关注的那些特性足矣。康德对此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只有使用这样的方法,图像——也就是概念——才能完全清晰:因为研究者在实际经验检验的支持下能够使图像清晰。他就像一个渔夫,他用有可能网网丰收的那些因素编织成一张渔网。渔网即研究者进入现实的海洋进行搜索的概念。渔网的形状决定着能够捕捞到的东西。但是,渔网究竟能否捕到鱼,最终必须放进海里:它只有捕到一满网的鱼才是好渔网。”[30]

赫梅尔对康德的解释是:“通过在大脑里对现实进行精确而清晰的构建、迫使现实对之做出(或不做出)回应并衡量一致性的程度,现代科学家回避了完全沉陷在现实中的复杂、混乱和模糊(很快,社会本身为科学的成就所感动,它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并认可了那些成就。科学无能为力的事情,社会也认为没有价值)。”[31]我们认为,无论是科学探索还是社会实践,都应服务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当符号成为科学探索和社会实践的前提时,人们在遇到一切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符号,从符号出发,运用符号去作出判断并对现实问题进行剪裁。无论所遇到的问题何等千差万别,也不管所遇到的问题具有什么样的全新性质,都要求它们合乎符号的标准,将它们纳入到符号的评价和判断中来。结果,科学探索和社会实践都是按照某些固定的模式进行的,所有复杂的要素都被归入因变量和自变量,似乎只要找到这些变量并输入模型之中,就能获得想要得到的结论。事实上,无论科学探索和社会实践,都是在并未穷尽或并未找到这些变量的时候就开始行动了,以致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得到落实的同时又引发出更多的问题。

自康德开始,人们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经验不甚可靠,唯有理性能够指示真理。因而,当人们遇到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求运用理性去消解经验,而符号就是理性神圣职责的担当者。在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这一点反映得非常典型。随着符号在科学探索和社会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或者说,随着政策问题建构的符号化,大量的公式、数据或者特定的语言被引入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并对社会问题进行肆意地阉割和剪裁,使其适应于政策问题建构的某些固定模式或套路的要求,甚至使政策问题建构成了符号世界中的一场游戏,而不是出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这就是赫梅尔所看到的,“将现实完全简化为测量的做法创造出一个‘公式的世界’。以这种方式思考真实世界使科学家如此远离真实生活,这便产生了被胡塞尔描绘出‘一般世界的形式逻辑观点’的概念。我们想起了E=mc2。但是我们几乎无须自我提醒,那个公式如此远离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常经验,这种经验只对我们不同的视角、并且从我们不同的视角看才是有意义的。”[32]

当政策问题建构表现出了对符号的高度依赖时,也就造成了政策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分离。虽然表面看来政策问题是指向社会问题的,而在实际上,政策问题与社会问题却没有什么关联。因为政策问题是在符号游戏中生产出来的。在运用符号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分解和抽象的过程中,也许可以声称抓住了某些关键变量,但那些被删除、被忽略的因素却可能恰好构成了社会问题的核心要素。对此,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以来的符号学家们是有所知觉的,他们看到了符号描述的这种局限性:符号描述是通过“指谓链”进行的,而“指谓的过程本然地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一个‘符号’总关涉着‘所指’(概念)和‘能指’(代表概念的语词),但通常所指关涉的不是某物(后者可以是前者的基础并能制止指谓的过程),而是由另一能指与所指构成的另一个符号”[33]。由于符号与“所指”之间存在着距离,致使运用符号而进行的政策问题建构与真实的社会问题之间出现了不一致。然而,现代社会中的符号却是如此紧密地与理性捆绑在了一起,关于理性的一切神圣信仰也都被加予到了符号之上,从而使得人们普遍以为运用符号而对社会问题所作出的分析不仅是科学的理性表达,而且是对社会问题最为真实的客观描述,实现了对经验不可靠性的消除。可是,无所不在的政策失灵等问题对此所做出的却恰恰是反证。

符号的自身繁衍造就了一个符号世界,不仅使人们在遭遇社会问题时可以独立于社会问题而在符号世界中实现政策问题建构,而且也可以通过影响人们的现实感知去隐蔽地塑造现实。比如,股市的活跃与否也许要建立在经济发展基本面的基础上,但股市的政策以及相关的符号系统却可以让人们完全放弃对经济发展基本面的关注,从而达到塑造一波“牛市”的目的。在现代社会,我们清晰地看到,人们关于社会问题的感知往往是建立在符号暗示或指示的基础上的,以致我们眼中的世界是模糊的、易变的。正如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所说,“无论我们直接经历的微小的现实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整个完整的‘图片’只是我们符号系统的一种建构。需要一直思考这一事实,直到一个人将它的完整的含义看作就像隐藏在边缘的东西进入了一个终极的深渊。并且毫无疑问,这是为什么人会紧握天真的口头现实不放的一个原因,这种口头现实拒绝实现在其现实观念中的符号所扮演角色的完整程度,虽然一个人通常是一个符号运用的动物。”[34]

默里·埃德尔曼在其研究中也发现,对于一个符号的情感上的认可,是与心灵的满足和平静相联系的,否则,同样的问题可能带给人们的是焦虑与不安。著名的逻辑学和语义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在分析了语言塑造人的行为以及灌输对现存权力体制的满意方面的作用时也指出,可能存在一种无法理解的现象,即被剥削群体可能会“积极反对剥削他们的现存体制上的符号的变化”,从而表现出了对现存剥削体制的适应性,会把既有的符号系统作为自己不可改变的习惯。对此,莫里斯的解释:“所讨论的符号可能缓和一些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中所存在的焦虑,因而受到这种满意感的珍视,即使这种符号实际上阻碍或者甚至使得他的那些社会行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35]所以,符号不仅可以塑造现实的世界,还可以通过影响人们的观念而维护它所塑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对于这些,我们往往认为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实际上,符号对既定秩序方面的维护,远大于意识形态所能企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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