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的生平与符号学

作为“作者之死”的提出者和传统传记文学的解构者,巴尔特一向对传记文学的可信度和价值持怀疑态度,即便是在1975年出版的《罗兰·巴尔特自述》中,他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一切均应看作是出自一位小说中的人物之口”^[4],巴尔特还通过片段式写作和第一、第三人称混用等方式,拉开“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距离,消解传记文学所制造的真实感,提醒读者应对叙事的可靠性保持清醒的认识。即使是这样,人们仍然执着地从巴尔特的作品和其他相关资料中寻找巴尔特的生活轨迹,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前人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资料支持,在对它们进行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本文将集中在二十世纪西方知识界,尤其是欧陆、法国知识界的背景中,研究巴尔特的求学经历和学术生涯对他的符号学思想的影响,将宏观学术背景的梳理和个体思想发展的分析相结合,旨在较为清晰地展示巴尔特的生平,特别是其学术经历与他的符号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鉴于此,本章将主要依据巴尔特符号学思想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展开研究。

第一阶段是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前符号学时期”。在前三十多年的生活中,巴尔特饱尝生活的艰辛。长期的贫困生活和贫困带来的羞耻感,使巴尔特形成了羞涩、敏感而孤独的性格,他淡漠权势而崇尚自由,所以从一开始巴尔特便以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进入学术界。此外,巴尔特还深受疾病的困扰,当时难以治愈的肺结核病,使他错过了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不能正常进入法国学界。即使如此,巴尔特一直坚持勤奋学习,并对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欣赏瓦莱里(Paul Valery),崇拜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读中学时还尝试创作小说,在大学进修古典文学专业课程的时候,他还对古典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戏剧颇有研究。长期的疗养,使得巴尔特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文学领域打下了坚实基础,并酝酿了《写作的零度》、《米什莱自述》(Michelet)^[5]和《恋人絮语》等作品的雏形。

因为长期遭受贫困和疾病困扰,巴尔特变得有些愤世嫉俗。1945年左右,巴尔特从病友乔治·富尼埃(Georges Fournié)那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这对巴尔特的思想触动很大,它与巴尔特内心自发的社会批判意识不谋而合,所以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和《神话学》等早期作品,都具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色彩。1946年初,巴尔特告别疗养院回到了巴黎。此时,巴黎知识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哲学论战,各种刊物层出不穷,萨特的存在主义如日中天,巴尔特也深受其影响,“那时他认为自己既是萨特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主义者”^[6]。

1949年,在好友勒贝罗尔(Rebeyrol)的帮助下,巴尔特在埃及亚历山大谋得了一份教书的差事。虽然巴尔特很快便因为不喜欢而放弃了这份工作,但他却开始了一段对他的学术生涯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的友谊。在那里,他结识了立陶宛人格雷马斯(A.Greimas)^[7],在和格雷马斯谈到他关于米什莱的研究计划和卡片时,格雷马斯建议他去读索绪尔的书。“巴尔特把米什莱放到一边,立刻开始读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书”^[8],以及移居美国的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等人的书。从那时开始,巴尔特开始接触到现代语言学理论^[9],并且在和格雷马斯等人关于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阅读和讨论中,成为法国学术界第一批走上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道路的学者之一。1951年,在格雷马斯的介绍下,巴尔特参加了一部针对外国学生的法语词典的编纂工作,他运用语言学知识工作的过程中,很快对语言学痴迷起来,短期内便阅读了大量的现代语言学著作,并逐渐开始关注语言学之外的普遍意义系统,在现代语言学思想的基础上开始发展符号学思想。比如,他从布莱希特的戏剧中看出,布莱希特“是一个思考过符号的马克思主义者”^[10]。1953年,《写作的零度》出版,巴尔特开始以学者的身份羞涩地进入法国学界。

总体而言,巴尔特在这一阶段的生活非常艰辛,他不断与贫困和疾病做斗争,但却依然勤奋读书,尤其是在文学领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巴尔特的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和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思想等的不断冲击,并影响到巴尔特的文学思考和研究。比如,从《写作的零度》可以看出,这三种影响并存于巴尔特的思想中,它显然是针对萨特的文学“介入”观而作,同时也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批判色彩,而且巴尔特的文学形式主义研究的切入点,显然是现代语言学的。可见,从巴尔特学术生涯的第一部作品《写作的零度》开始,语言学已进入巴尔特的视野,并逐步发展成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这也体现在《神话学》一书中。

第二阶段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后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时期”。五十年中期,巴尔特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谋到了一个职位。身为社会学研究员,巴尔特主要从事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批评,他开始关注法国社会日常生活中大量涌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在1952至1956年间,巴尔特陆续在《批评》、《法国观察家》和《新文学》(Les Lettres nouvelles)等杂志上发表了54篇《当月小神话》(“little mythologies of the month”),这些文章构成了《神话学》的主体部分。在这些文章中,巴尔特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符号学思想,比如,“1952年10月,他在《精神》(Esprit)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摔跤的文章,嘲讽了摔跤世界的奥林匹斯之神,他解释说摔跤不仅是一项运动,还是一道景观,景观中的一切都是符号,都是能指”^[11]。可见,巴尔特已经觉察到了大众文化的符号特质。随着研究的深入,巴尔特发现资产阶级常常将文化的说成自然的,将阶级的说成普遍的,将后天的说成先天的,从而为其意识形态披上合法的、自然的、普遍的外衣,这一做法的根本机制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意义变化,也可以说是扭曲。在研究这种意义的变化时,巴尔特察觉到了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密切关系,发现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生成机制的有力工具。因此,他“决定使用在格雷马斯的帮助下发现的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的概念”^[12],如符号、外延和内涵等概念,来揭示“神话中的符号远离了它的本真功能(它的基本的外延功能),因为神话中的内涵意义寄生在它的外延意义上”^[13]。巴尔特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展开了他的“解神话”研究。可见,对事物意义的人为扭曲或改变,是“神话”发生作用的根本机制,而作为意义分析的理想方法,符号学必然是“解神话”的有力工具。从这个角度看,巴尔特的“神话”研究和符号学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与意义相关的活动。在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巴尔特尝试从理论上构建大众文化的符号学分析模式,他的这一做法集中体现在《今日神话》(“Myth Today”)一文中。“这篇文章标志他进入了符号学的领地,就像入教一样”^[14],它是巴尔特构建大众文化符号学研究理论的初步尝试,它使巴尔特成为一名真正的社会文化符号学研究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巴尔特开始了一项关于服饰词汇的研究。1958年,他首先拜请列维-斯特劳斯指导他的论文写作,却遭到拒绝,后转求于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安德烈·马丁内(André Martinet)指导。这项研究的结果最终以《流行体系》一书的形式呈现出来,该书的基本理论是索绪尔语言学中的“符号”观,这项研究的指导思想完全是符号学,它的研究思路表现出在结构主义哲学中寻找普遍模式的倾向,它的结构框架则深受马丁内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因此,它既是巴尔特结构主义研究时期的代表作,也成为巴尔特运用符号学方法进行大众文化研究的新高峰。此外,虽然列维-斯特劳斯拒绝指导巴尔特的博士论文,但他建议巴尔特将研究对象集中在“书面”服装,并且让他去读俄国民俗学家普洛普(Vladimir Propp)的作品,事实证明这两条建议对巴尔特的研究非常重要。他不但最终选定研究报刊中讨论服装的语言,而且通过阅读普洛普的作品,巴尔特认识到符号学对于文学叙事研究的重要价值,这促成了巴尔特后来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研究,并使符号学思想逐渐成为巴尔特思想的聚焦点。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发展迅速。首先,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法国国内学术环境的变化。1960年,法语研究协会成立,主要成员有迪布瓦(J.Dubois)、谢瓦利埃(J.-C.Chevalier)、巴尔特、格雷马斯,以及当时法国语言学界的两位“泰斗”瓦涅(R.L.Wagner)和古根海姆(G.Gougenheim),目的在于净化法语语言学,协会的交流和讨论对其成员的思想和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其次,在这一时期,巴尔特在巴黎高等实验研究院的工作经历,也为他的符号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1960年巴尔特进入巴黎高等实验研究院,并被任命为经济与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负责人,凭借其独到的符号学研究,两年后巴尔特被任命为“符号、象征与表象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作为研究员的这项工作对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都源于巴尔特的研讨课,如在1962年到1964年间开设的“当代意指系统”(Contemporary Signifying Systems)课,促成了巴尔特的《图像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the Image”)和《符号学原理》(“Elements of Semiology”)等作品的问世,后来它们分别成为图像修辞学和符号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作品。基于从1964年到1966年间的“修辞学研究”(Studies on Rhetoric)课,巴尔特发表了《古代修辞学摘要》(“The Old System of Rhetoric:An Aide-mémoire”)一文,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再次,在这段时期内,巴尔特阅读了各种语言学、文学理论的前沿著作,如法国语言学家本韦尼斯特(E.Benveniste)、雅各布森、德里达、格雷马斯、福柯以及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等学者们的作品,这些思想汇聚到巴尔特身上,经融会贯通后发出了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的最强音。上述各种外在条件和巴尔特本人的研究旨趣的共同作用,使得符号学研究成为巴尔特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成就,并都表现为典型的结构主义研究。比如,文学研究代表作《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以结构主义哲学寻找普遍模式为目的,试图建立起能解释一切叙事作品的叙事模型;再如,文化研究的代表作《流行体系》,不论是框架思路还是思想内容,都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具体体现。

总体而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巴尔特学术生涯的开端。这一时期,巴尔特和格雷马斯重新发现了索绪尔的思想价值,并且率先接受了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论,这些思想都对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和《神话学》产生了影响深远。巴尔特师从马丁内研究词汇学,并得到列维-斯特劳斯的指导,进行深入、系统的流行体系研究,这说明那时巴尔特已经站在了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研究的前沿。进入六十年代之后,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已经进入法国学界的主流行列,当时巴尔特作为社会观察家的身份,促使其大众文化符号研究迅速发展,并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在文学领域,巴尔特所进行的结构主义的文学符号学研究也取得了不菲成绩。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一时期巴尔特主要展开了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研究。

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以后的“解构主义符号学时期”。六十年代中后期,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巴尔特并没有沿着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的方向走很远,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文学作品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巴尔特周围的学术团体成员发生了变化,新成员带来了新的思想和观点,通过学术交流,他们的思想深刻影响到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并最终将他的文学、文化符号学研究带入了新阶段。

六十年代中期,法国学界围绕新旧批评展开了激烈争论,引发这场争论的直接原因是巴尔特和索邦大学的文学教授、拉辛研究专家雷蒙·皮卡尔(Raymond Picard)之间的论战。1963年,巴尔特出版了《论拉辛》一书,在这本书中,巴尔特提倡文学研究应该摆脱从作品到作者或从作者到作品的研究范式,他认为作品的意义存在于文本结构中,提倡从语言学发展而来的结构主义文学研究模式,因此他被称为法国“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派。在论证中,巴尔特批判了几部传统的学院派的拉辛研究作品,其中包括皮卡尔的博士论文,这引起了皮卡尔的极大不满。皮卡尔发表了题为《新批评还是新骗术》^[15](“New Criticism or New Fraud?”)的抨击性文章,批评巴尔特的研究是穿着新批评外衣来哗众取宠的骗术。1966年,作为回应,巴尔特写作了《批评与真实》(Criticism and Truth,1966)一书,不仅有力地驳斥了皮卡尔的观点,而且在这场本来是关于文学批评的论战中,巴尔特深化了对文学作品意义的思考并形成了新的观点。在这场论战中,巴尔特受到来自法国学术权威——索邦大学的质问,他一下子站到了法国学术界的前沿。通过这次论战,巴尔特不仅为“新批评”在法国赢得了立足之地,还将结构主义的文学符号学研究带入了学术界,巴尔特本人也作为法国“新批评”派的代表性人物进入了大众的视线。随着巴尔特的符号学思考的不断深入,他便“产生了创办杂志的一种想法,于是有了由罗兰·巴特、波蒂埃(B.Potties)、迪布瓦、鲁威(N.Ruwet)创办的《言语活动》(Langages)这个杂志,而这个名称则是格雷玛斯依据《精神》(Esprit)或《现代》(Temps modernes)的叫法想象出来的”^[16]。这个杂志成为他们发表意义研究、语言研究等最新成果的阵地,很快这个杂志的研究范围便远远超出了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范畴,几乎囊括了整个符号学领域,从而成为一本符号学研究杂志。

在和皮卡尔的辩论中,巴尔特对于文学作品的意义形成了新的认识,并且在和新朋友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和克里斯蒂娃等人的交流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巴赫金(Mikhail M.Bakhtin)的诗学思想、“互文性”理论和新型的符号能指和所指观等,都为巴尔特的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巴尔特逐渐从中发展出一种带有解构主义色彩的新型符号观,并很快把它运用于文学、文化研究。1966年5月,巴尔特接受邀请,到东京主持一个“叙事结构分析”研讨班,并且在接下来的一年内,他三去东京。在那里,巴尔特以符号学家的独到眼光品读着日本文化。当时,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一种新型的解构主义的符号学观正在形成中,并深刻影响到巴尔特对日本文化的思考和感受,巴尔特从这个东方国度的文化细节中,悟出了解构主义哲学的精髓。在他看来,日本文化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没有所指的能指”的符号特性,巴尔特称之为“空洞的符号”。在这些思考中,巴尔特酝酿了他的后期代表作《符号帝国》,这完全是一部集文化研究和解构主义哲学色彩于一体的符号学研究专著。与此同时,1968年,法国国内爆发了全国性的“五月运动”。在这场质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运动中,学生不断对结构主义提出质疑,巴尔特的研讨课被迫中断。直到1969年,巴尔特的研讨课方得以继续,他在课上讨论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Sarrasine),这些讨论课的结果便是巴尔特的后期著作《S/Z》的主要内容。《S/Z》成为巴尔特在解构主义符号学思想的影响下进行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在这本书中,巴尔特深受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的影响,在文学研究实践中形成了“文如织物”的文本观。这标志着巴尔特的文学研究开始进入解构主义阶段。

由上述可见,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种具有解构主义色彩的符号学思想慢慢深入到巴尔特的思想深处,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甚至催发了巴尔特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哲学立场的转变。不过,这一变化也与当时外部学界的发展导向密切相关。在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的符号学研究得以长足发展,1967年,《社会科学通讯》(Information sur les Sciences Sociales)杂志设置了“符号学研究”专栏。1969年这一专栏消失,但一份独立的国际性刊物《符号学》(Semiotics)问世发行,成为符号学哲学研究的主要论坛。同年,“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在巴黎成立,大会选举本韦尼斯特担任首届主席。国际符号学研究的发展迅速体现在法国学界,法国的语言学、符号学研究取得了众多成绩。比如,法国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符号学学术著作,其中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最具代表性;创办并发行了符号学研究的刊物,如《言语活动》便是法国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杂志,在上面发表了大量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性文章。这些都说明符号学研究或意指系统研究已经成为当时法国的主流学术生活。尤其是围绕《太凯尔》形成的巴黎符号学派,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它的核心成员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的解构主义符号观,为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元素。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在这些外在因素和自身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便从前期以结构主义的文学、文化符号学研究和符号学理论构建研究为主,转而进入一个更加丰富的解构主义的符号学研究阶段。

1970年在巴尔特的学术生涯中显得不同寻常。巴尔特思想后期的代表作《符号帝国》和《S/Z》相继问世,这标志着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完全进入了“能指的世界”,即解构主义的符号学研究阶段。后来,在谈到《符号帝国》时,巴尔特曾明确地说:“这篇文章是一次决裂,因为我也许第一次进入了能指,由于这篇文章我完全地进入了能指……”^[17]从《S/Z》中明显可见,巴尔特深受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的影响,他认为:“互文性的定义让文本的作者匿名化,切断了作者文本间的关系,因为一个文本应被看作是其他的、在它之前的文本的投射:或者是派生和变形共同作用的产物,甚至是对先前文本的仿拟或剽窃。”^[18]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经由巴尔特的发展和阐释,表现为各种意义系统中的“能指的嬉戏”。

可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经历了从产品的符号学到生产的符号学的转变,结构主义的色彩逐渐淡化,而是开始了一种新型的解构主义符号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为二十世纪西方学界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转向提供了符号学的注释。在这之后出版的《文之悦》(1973)、《罗兰·巴尔特自述》(1975)和《恋人絮语》(1976)等作品,都说明后期巴尔特展开了独特的文学意义研究和文学创作活动。此外,《恋人絮语》一书出版后,迅速成为畅销书,使巴尔特不仅是学术界的焦点人物,还是畅销书作家,拥有同时代的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读者群,这使得巴尔特在法国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1976年,巴尔特竞争法兰西学院教授“文学符号学”的职位,并于1977年1月7日在法兰西学院的大厅里发表了就职演讲。在演讲中,巴尔特着重谈了符号学特别是文学符号学,并提出了他对符号学这门学科的构思和展望。这本来应该标志着巴尔特的学术生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却因为巴尔特母亲的不幸去世而夭折。丧母之痛几乎让巴尔特的生活失去了方向,他的很多写作计划都中途放弃或进展缓慢,巴尔特的学术研究并无显著进展。1980年3月,巴尔特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去世,留下了大量的卡片、笔记和手稿,在他的好友的收集和整理下,巴尔特在最后这段时间里的思想才得以保存下来并被公布于世。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尔特的思想对当今的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和学术贡献日益凸现出来。特别是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兼顾了符号学理论构建和批评实践,并且在符号学视角下同时展开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这对当今的符号学、文学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巴尔特符号学思想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这一节将巴尔特的一生划分为前符号学时期、结构主义符号学时期和解构主义符号学时期。通过逐一分析这三个时期中巴尔特的生活学习经历和他的符号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与巴尔特的求学经历、个人旨趣、工作经历,与他周围学术团体成员的思想交流和当时学界的发展动态和学术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二十世纪,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研究都经历“语言学转向”,在这一转向中,欧陆学界为符号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法国的贡献最为突出,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巴尔特的主要学术生涯期正吻合了法国的语言学、符号学研究的上升期。这样的学术背景为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提供了良好的生发条件。巴尔特早期的求学经历和生活经历,使他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这为巴尔特后来的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五十年代巴尔特所从事的社会观察家的工作,使他深谙当时的社会情况,并为他观察和思考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便利条件。巴尔特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甚至被称为“社会学家”。在不同的时期,巴尔特周围的朋友和同事都在不断变化,他们对于学术的追求和个人的思想魅力也对巴尔特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巴尔特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符号学思想。

然而,为了全面认识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丰富内涵,正确理解这一思想的来龙去脉,还必须要从理论上进行溯源研究,从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到欧陆的语言学-符号学的研究,再到法国符号学研究的发展,在这一广阔的学术背景中深入挖掘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生发土壤和成长条件,从而对这一思想进行理论传承上的溯源和学理发展上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