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的流行文化的符号学研究方法

巴尔特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基于符号学视角下的服饰系统研究而展开,主要包括研究对象和目的的界定、研究方法的选择、书写服装符号的内部层次研究、书写服装符号内部的意指作用研究等内容。

巴尔特在展开流行文化的符号学研究之前,便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认真界定。起初,巴尔特想写一本关于服饰体系的符号学著作,但由于流行最主要的、最集中的表现领域就是服饰,流行和服饰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在铺天盖地的服装杂志中,巴尔特发现了流行和服装同存于“流行时装”中,因此当这本书写成时就变成了一部关于流行文化研究的作品。面对时装杂志中各式各样的服装,巴尔特首先区别出真实服装(现实中的服装)、意象服装(以摄影和绘图的形式呈现的服装)和书写服装(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服装)三种形态的服装。虽然它们是同一服装的三种形态,并且是由三者联合起来构成流行时装的全部,但是这三种“形态”的服装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构成实体。真实服装是技术性的结构,意象服装是形体性的结构,书写服装则是文字性的结构。相比而言,真实服装受制于服装的蔽体、保暖或装饰等实用价值的影响;意象服装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这些价值,而且更加强调它的形体特性,而“只有书写服装没有实际的或审美的功能,它完全是针对一种意指作用而建立起来的:杂志用文字来描述某件衣服,不过是在传递一种信息,其内容就是“流行”^[27]。在充分考虑了服装的上述三种形态或曰三种服装各自的特点后,巴尔特决定选取书写服装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书写服装才是流行发生的场所,它是意指活动的范围,本质上是符号的。鉴于时装杂志对流行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巴尔特将时装杂志中的书写时装确定为研究对象,“选择了1958年至1959年度(从6月到6月)的杂志来进行研究”^[28],这排除了文学作品中的时装描写和百货公司对服装的介绍等其他形式的服装描述。从研究对象的界定中可见,巴尔特在繁杂无序的服装系统中,较为明确地确定了以流行杂志中的书写服装为研究对象,因为这类服装意指着流行。可见,巴尔特的流行服饰研究并不在于服饰本身,而是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流行文化,他的分析工具便是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

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巴尔特将书写服装区分为A和B两组。A组符号是由服装书写的能指和世事所指构成,而B组符号则是由服装书写的能指和流行所指构成。为了系统研究书写服装中的意义关系,巴尔特采用了语言学研究中的对比替换实验法(the commutation test)。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检验一旦人为地改变对比替换组中的一个要素,是否会引起这个对比实验组在解读或用法上的相应变化。A组和B组中的两个对比项表现不同,在A组中分别表现为服装和世事^[29],而且两者都被明确地表示出来,而在B组中则分别表现为服装和流行^[30],并且两者中必然有一个是不明确的。从A组和B组中各自的两个共变项之间的关系来看,虽然它们的具体内容变化无常、千差万别,但它们的关系是恒定的,尽管在服装与世事中这种关系表现为功用性,而在服装与流行中杂志则创造出一种同义性。巴尔特提出:“为了和索绪尔的命名法保持一致,我们可以称这两个术语(即服饰能指和世事所指或流行所指)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符号。”^[31]这样,巴尔特便将书写服装转化为一种符号。这表现为A组是由“服装能指”和“世事所指”构成的符号,而B组则是由“服装能指”和“流行所指”构成的符号。在此基础上,巴尔特提出针对书写服装的分析必须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在单个符号内部的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展开,这至少包含对服装描述语言自身的解读和对世事或流行与服装之间的意指关系的解读两部分。二是在符号之间的关系上展开,所有的服饰符号都是根据一种差异系统组织起来的。可见,对书写服装符号的能指(服装)和所指(世事或流行)之间的关系研究,必须要结合符号集合之间的关系研究,才能形成完整的书写服装的符号学分析。

不论是A组还是B组,都不能脱离文字表达,并且对比只能发生在文字与世事或文字与流行之间,而不是直接存在于世事和流行之间,流行服饰的这一特点表明书写服装是一个内部呈现出多层意指关系的符号系统。鉴于此,巴尔特展开了详细的书写服装符号的内部层次研究。巴尔特将符号内部多维层次理论运用于书写服装的符号学研究,分别对书写服装中的“服装-世事”和“服装-流行”这两种类型进行了系统分析。他发现在A组系统中存在真实服饰符码、书写服饰符码、流行的含蓄意指和修辞系统四级系统,而在B组系统中则有真实服饰系统、书写服饰系统和修辞系统三级系统,A、B两组表现出不同的符号层次系统。换言之,A组中的流行以世事或以功能的形式出现,表现得遮遮掩掩;而B组中的流行则直接表现为价值。巴尔特认为“流行在A组中是含蓄意指的价值,而在B组中是直接意指的价值”^[32]。这一点成为A、B两组之间最大的不同。

当时巴尔特的思想仍深受结构主义哲学中寻找事物普遍结构理念的影响,一味强调这两组书写服装符号系统的共性,坚持要在A组和B组之间抽取出更具普遍性的构成模式来分析流行,最终他总结出“整个流行的一般体系当然也就包括了三个层面,供我们进行理论分析,即修辞的、术语的、真实的”^[33]。巴尔特将叶尔姆斯列夫提出的(ERC)RC和ER(ERC)两种二级符号系统,融合于书写服装符号的研究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三级符号体系观:系统1(真实符码/实物系统)、系统2(术语/直接意指系统)和系统3(修辞/含蓄意指系统)。系统1作为所指进入系统2中,然后系统2整体上作为能指进入系统3中。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5-1

由上图可见,书写服装符号内部的不同层次之间表现出垂直方向上的不断深化,同时符号内部的能指和所指之间,以及不同符号之间又表现为一种水平方向上的扩展。为了进一步简化这两组符号的内部构成层次,并抽取出更具普遍性的书写服装符号的“语言结构”,巴尔特提出采用“转形”(transformation)的操作手段。针对A组和B组的不同特点,巴尔特认为要进行两种转形:转形1是从修辞系统转到术语系统,这是两个系统之间的文字同义替换;转形2则是从术语系统到服饰符码系统,这是将术语层转化为足以代替真实服装的某种语法关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巴尔特意识到必须要修正此前他在分析A组和B组系统时所使用的“真实服饰符码”这一概念,因为转形2并没有转到任何真实的衣服上,而是转到对这种服装的语言描述上。这种语言形式是“一个特定的符码,从语言中形成它的单元,从逻辑中形成它的功能,这一逻辑相当普遍化,足以使它能够代替真实服装的某种关系”^[34]。这种语言实质上是介于书写服饰符码和真实服饰符码之间的混合符码,巴尔特将其命名为“伪真符码”。这样一来,巴尔特便将A组和B组统一成“修辞的”、“术语的”和“伪真的”三个基本系统,从而摆脱了真实服装系统对于流行服饰的符号学分析的干扰。不过,巴尔特很快便发现,实际上“只有两种结构直接与书写服装有关:修辞层和伪真符码”^[35]。这样巴尔特便将流行表述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简化,在杂乱如麻的书写服装中构建出它们的深层结构。巴尔特将其归纳为“我们从中选择两项清单分析,一是伪真服饰符码,或简单地说,就是服饰符码(第一层次)和修辞系统(第二层次)”^[36]。可见,当时巴尔特思想上仍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不断统一、简化研究对象,致力于寻找事物的普遍模式,并最终从符号内部构成层次的角度,将一切书写服装符号简化为由“服饰符码”层面和“修辞系统”层面构成的二级符号系统。

巴尔特致力于构建书写服装符号系统的普遍模式的同时,他也发现A组和B组在服饰符码内部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上也不相同。A组中因为存在明显的、由语言表述出来的所指,从而构成了具有丰富的意指作用的表述。在巴尔特看来,“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完全渗透着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37],即服装能指和世事所指。当然,还存在一些复杂情况,比如,“在一个单独的句子表达的范围内,杂志很有可能给予一个能指以两个所指,或者给一个所指加上两个能指,甚至两个能指和两个所指,靠双重共变连接起来”^[38]。这使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复杂。然而,与A组的情况截然不同,B组中的所指“流行”是隐含的,因为B组中的描述都对应着同一个所指,即今年的“流行”。因此,巴尔特提出将整个B组的服饰描述都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巨大能指,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意指着“流行”。这样无以穷尽的书写服装就被分解为意指作用的表述。巴尔特认为:“在A组和B组中,能指表述都是由意指作用的一个单独表述所具有的所有服饰特征构建的。”^[39]“对A组来说,所指表述由意指作用的一个单独表述所具有的世事特征组成。在B组中,因为所指是隐含的,根据定义可知,它是从表述中派生出来的。”^[40]通过这种方式,巴尔特将A、B两组的内部构成要素整齐划一地表示出来。

上述部分主要分析了巴尔特在展开流行文化的符号学研究之前所进行的理论构建。在这一部分中,巴尔特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托,对服装杂志中的流行服饰进行了结构主义的符号学透视。他将研究对象的范围从流行服饰具体到书写服装,并根据它们不同的符号内部构成系统,将书写服装分为A组和B组。在此基础上,巴尔特旨在抽取出A组和B组中的普遍结构,这便是由第一层次的“服饰符码系统”和第二层次的“修辞系统”所构成的符号内部层次结构。在符号内部构成要素上,巴尔特则将无以穷尽的服装分解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指作用的表述和辅助表述。这样,巴尔特便建立了对所有书写服装进行符号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思路,并随后分别在“服饰符码”和“修辞系统”两个层面上对流行服饰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