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的“神话”符号学研究

随着对大众文化意义思考的不断深入,巴尔特开始将源于现代语言学思想的符号学理论运用于大众文化意指作用的研究。这是巴尔特的大众文化意义研究发展的需要和符号学的理论给养之间的契合之举,巴尔特的大众文化研究进入“神话”符号学研究阶段。与其他的分析方法相比,符号学增强了意义研究的科学性、理论性和说服力。巴尔特对于“神话”符号学研究模式的阐述,集中体现在《今日神话》一文中,他从符号学的角度提出了解读神话的符号学方法,构建起大众文化研究的符号学理论框架,主要包括“神话”的定义、“神话”的运作方式(神话化的过程)和“解神话”(再政治化的过程)等内容。

巴尔特的研究赋予“神话”一词新的含义。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神话”被定义为“一是古代先民以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为基础,集体创作的部落故事,神话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古代先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二是指荒诞无稽的说法”^[13]。在一般意义上,“神话”的特征表现为:一是人类演化初期的故事,二是神话内容是虚构的或荒诞的。因此,“神话”普遍带有抽象性、虚构性和欺骗性等特点。此外,在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神话”还获得了文学上的意义。作为一种叙事形式的“神话”旨在建立一种秩序,神话的讲述者和听众对叙事内容的敬畏和信任,使“神话”能够居高临下并微言大义地划定一套章法和秩序,并渗透至人类的心灵,从而教化人类规约并检点自己的行为。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四卷本中,“神话”还获得了一种人类学的意义。与此同时,针对各种不同意义的“神话”而展开的关于神话的产生、发展、演变、流传的规律和创作特色的研究,以及对大量的神话资料进行理论阐释的科研工作,都被统称为“神话学”。

然而,与上述各种用法不同,巴尔特借助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从三个层面上将“神话”界定为:神话是一种言谈;神话是一种传播体系,它不是一个客体或观念,而是一种意指方式;神话也是一套不断将特殊物转化为固定形式的修辞。巴尔特所使用的“神话”一词与人类社会的远古时期无关,但保留了传统神话的讲述者和听众对神话的内容信以为真的特点,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虚构性、欺骗性和盲目性等特征。巴尔特使用的“神话”特指二十世纪中期,随着消费经济的膨胀而泛滥的大众文化的各种虚假表征。巴尔特发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神话”,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借助于大众文化将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放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每个角落,成为统治一切的社会秩序。它将阶级的变成普遍的、社会历史的变成自然的,也因此具有了虚构性和欺骗性。巴尔特认为“神话”就是“冒牌事实”,主要是指大众媒介创造出的大众文化,它在潜在的层面上捍卫着资产阶级规范的现状,并有力地支持着一个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标准,力图将人为的、特殊的事物,变成自然的和普遍的理念。

巴尔特研究了“神话”的运作方式,并且提出了“神话”本质上表现为一种二级三度的符号意指模式。“神话”是指语言符号的直接意指系统整体上作为能指进入“神话”的含蓄意指系统,并结合新的“神话”所指后产生的结果。因此,在“神话”系统中也存在能指、所指和意指作用三个组成要素。神话发生意指作用的机制也就是神话的形成机制,它是基于对第一系统的意义的改造和伪装,“但并未废弃意义,有一个词可以充分表示这种冲突:它疏离了它”^[14]。确切地说,“神话”是将事物原来的意义进行扭曲和变形。“神话”将本来明晰、确定的语言符号意义变成了可变的、不确定的、可人为操纵的“神话”意义,这为“神话”的虚构性、欺骗性、人为操控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巴尔特说:“神话是这样一种言语类型,它是由它的意图而不是它的字面意义来定义的。”^[15]这说明“神话”包括了意图意义和字面意义,它是两个意指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个意指作用是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指作用,第二个意指作用则是指“神话”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指作用。“神话”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某种特定社会的或阶级的利益需要,因此“神话”是历史的。同时,“神话”的“被需要”和“满足需要”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神话”又是有动机的。

“神话”更喜欢附着在非自然的、片段的、不完整的意象上,因为相比于完整的意象所具有的整体性、清晰性而言,不完整的意象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更容易成为“神话”的猎物。但是,“神话”可以发生在一切事物之上,因为它可以从任何意义中发展出第二层意指作用,可将一切有意义的形式转化为空洞的形式,巴尔特说这是对语言的掠夺、偷窃和暴力。巴尔特发现法国的媒介“在全国范围内演练,资产阶级规范被视为自然秩序的明显法则——资产阶级越宣扬它的各种表现,它们就变得越自然化”^[16]。“神话”将匿名的资产阶级文化变为显现的大众哲学,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遍及法国。巴尔特评述说:“整个法国都被笼罩在这匿名的意识形态中:我们的报纸媒体、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剧院,我们的通俗文学、我们的仪式、我们的司法、我们的外交、我们的对话、我们对天气的评论、一桩谋杀案的审判、一场感人的婚礼、我们梦想的烹调、我们穿着的礼服等,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依赖资产阶级所有并使我们所拥有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各种表现。”^[17]资产阶级借助于“神话”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将自身意志转变为普遍存在,将历史转变为自然。世界给予神话一个历史性现实,神话使这种历史意图自然化、正当化,并使其偶然性变得不朽,所以“神话”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言谈,它隐藏事物的政治本质,纯化事物,并赋予事物自然的和不朽的正当化。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神话”是普遍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根据需要变成“神话”。巴尔特说:“人和神话间的关系并非建立在真理,而是在使用上:他们根据需要将其去政治化。”^[18]“神话”与现实的结合必然是人为选择的结果。“神话”不是某一政治阵营的特权物,也不会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产生本质上的差异,所以“左翼神话”和“右翼神话”并存。只要事物接受“神话”的面具将自身隐藏起来,并产生一种去政治化的言谈,这便会产生“神话”。“神话”的普遍性并不否认“神话”内部的差异性,巴尔特发现了“左翼神话”和“右翼神话”具有不尽相同的特质,而在数量上,“右翼神话”更占优势。资产阶级通过制造大量的“神话”,将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普遍化,用于维护和稳定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神话”已经和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这种情况陷“神话学家”的身份、存在和作用于两难的境地。巴尔特说:“神话学家注定要活在一个理论性的社交圈中。”^[19]“神话学家”不能去想象没有神话的世界会怎样,因为完全摆脱“神话”的社会现实必然是乌有之乡。既然如此,如何正确辨析并合理应对无孔不入的“神话”现象则显得尤为重要。巴尔特借助于他的符号学理论提出了“解神话”的策略。

首先,他发现“神话”的能指既是“意义的”又是“形式的”。根据人们对待这一双重性的不同态度,巴尔特区分出“神话”生产者、“神话”学家和“神话”消费者。“神话”生产者把能指看作是“空洞的能指”,它存在的目的便是承载和传递“神话”概念的形式。对他们而言,能指的本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种形式能够成功地表达出他们需要它表达的“神话”概念。“神话”学家则将能指看作是“完满的能指”,他不仅能区分出能指的形式和意义,发现形式对意义的扭曲和形式的欺诈性,还能破解“神话”的意指作用,他们以戳破“神话”的虚假面具和批判“神话”的欺骗性为己任。第三种人则是将能指的意义和形式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似乎它们之间具有必然的内在关系,他们将“神话”当作是真实的事实,这便是作为“神话”消费者的普通大众。在他们看来,在黑人士兵敬礼的照片中,“仿佛照片是自然地召唤出概念,仿佛能指给予所指以基础:当法国帝国特性达到自然的状态时,神话便同时存在了;神话是被过度正常化的言谈”^[20]。可见,“神话”将人造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意义悄悄地假扮成语言符号的自然意义,从而将历史转化为自然。“神话”的消费者对这一切都信以为真。由上述分析可见,资产阶级制造的“神话”充满了统治阶级和法定化的圈套。普通大众在享用大众文化时,也接受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事实。今天,“神话”借助于大众文化和现代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表现出更强的渗透力和更广泛的普适性。

有上述分析可见,巴尔特从“神话”的定义、“神话化”的过程和“解神话”等方面,对“神话”进行了系统研究。巴尔特的上述研究都是在符号学视野中展开的,是巴尔特用符号学理论对大众文化中的“神话”的意义生产机制进行思考的结果。可见,这一部分既是巴尔特对大众文化符号学研究模式的构建,也是他的大众文化符号学思想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