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学思想

文学不仅是怡情悦性的个人行为,也是时代精神的主要表征、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在西方社会里,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从本质上看,文学是以语言符号形式存在的一种意义活动,它涉及意义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因此,文学活动必然是一种符号活动,文学的符号特质使文学符号学研究成为必然。在现代符号学研究中,“真正使符号学产生影响并在文艺学领域付诸实践的,是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和他的美国女弟子苏珊·朗格”^[1]。卡西尔“把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看成是符号化行为的结果,诸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史学等”^[2];朗格(Susanne K.Langer)则集中剖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艺术符号的特点。总体而言,“卡西尔-朗格符号学”是从文化人类学推演而来,它强调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将其置于文化整体中展开研究。在他们看来,文学研究只是文化艺术符号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和苏联塔尔图学派的洛特曼(Y.Lotman)等学者,侧重于研究符号与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内涵之间的关系,文学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自然也被包括进来。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学界才出现了以具体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符号学,它是结构主义运动的催生物,也是现代叙事学的初期形态。这类文学研究成为文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叙事学等研究之间的衔接纽带。直到今天,学界甚至仍将上述三者看作是同义词,它们共同作用,从而催发了文学符号学的蓬勃发展。

法国是二十世纪文学符号学研究的主战场。巴尔特凭借他在文学研究中的深厚功底和在现代符号学研究中的丰富积累,一度成为法国学界的“文学符号学”创始人。这具体表现为巴尔特在进行符号学理论思考的同时,注重把符号学内化为观察世界的视角和理解世界的思维模式,积极展开符号学视角下的批评实践研究。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实践又常常以文学文本、文艺美学观点为分析对象。他坚持文学研究和符号学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力,并致力于在符号学视角下考量文学问题。因此,巴尔特的文学研究具有浓厚的符号学色彩,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在文学批评和符号学研究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此,这一章将系统呈现巴尔特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学研究,挖掘其思想内涵,重现他的不同的文学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彰显其价值和意义,最终形成完整的巴尔特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学思想研究。

巴尔特通过一系列文章的发表和著作的问世,特别是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到《S/Z》,逐步构建起他的文学符号学思想体系。它主要包括“叙事”观、“文本”观和“作者”观三部分。巴尔特的这些文学观都与他的符号学理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或隐或现、或疏或密的关系,它们都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与他的文学研究相互碰撞的结果。本章将集中研究由“叙事”观、“文本”观和“作者”观所构成的巴尔特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学思想,挖掘这些文学思想和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符号学视角下把握这些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本章的研究旨在将巴尔特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活动重新置于它们生发于其中的符号学视野中,在力图真实反映它们的思想原貌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对巴尔特的文学活动的影响,包括这些影响的具体表现、主要特点、贡献价值以及带来的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