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的“作者”观

早在《写作的零度》中,巴尔特便已经触及“作者”这一文学要素。然而,由于当时巴尔特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如何使文学形式获得独立于文学思想或内容的价值和如何使文学摆脱意识形态的渗透而实现“零度写作”等方面,所以即便是巴尔特在回答“怎样写”这个问题时,也曾触碰到了“谁在写”的问题,但当时这并没有引起巴尔特的重视和深入思考。随着巴尔特“写作”研究的不断发展,他很快便认识到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写作”,并相应地区分出不同的“写作者”。这项“写作者”的研究主要表现为1960年巴尔特发表的《作家与作者》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将与写作活动有关的人划分为“作家”(author)和“作者”(writer)两大类。作者是“一个及物的人”^[81],而“作家”的写作是不及物的。作者给写作活动设立了一个或是证明、或是解释、或是说教的目标。对作者而言,语言仅仅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渠道和工具。巴尔特对于“作家”和“作者”的区分,是为了更好地阐述他的“不及物写作”观,但并没有针对“作者”进行独立研究。由此可见,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和《作家与作者》中已经注意到“作者”的问题,但它只是“写作”研究的附带产物。

在《批评与真实》中,巴尔特对于“作者”、“作者”的身份和“作者”对于文学作品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与皮卡尔的论证中,巴尔特向传统文学批评发起攻击,并对“作者”进行了重新考量和定位。巴尔特说:“至少时至今日,我们仍普遍倾向于相信作者能够宣告他的作品的意义,并使之成为合法意义,鉴于此,批评家便会毫无道理地去审问这个已故作家的生平、写作动机,以便于肯定他的作品的意义。”^[82]在这段话中,巴尔特指出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两个误区,一是赋予作者至高无上的权利,他便是作品唯一的、正确的意义来源,二是给予批评家及其批评活动过多的天真的信任。这使得批评家的批评似乎也获得了某种神圣性。因此,为了获取作品的“正确的”“最终的”意义,人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去让作者或他的代替物(如他的时代、作品的体裁和词汇)发言”^[83],他们甚至觉得“只有等到作家去世后才能‘客观地’处理他的作品”^[84]。这些做法在巴尔特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相反,他认为要纠正传统文学批评的弊病,必须首先要消除“作者”头上耀眼的光环,他提出要“把作品从作家意图的制约中解放出来,再现意义神话般的震撼”^[85]。巴尔特开始公开责难“作者”的身份和他对于作品意义的权威性。巴尔特主张断裂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传统关系,反对传统文学批评将作者视为作品之父的观点,消解了决定作品意义的“作者”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驳斥了“作者是文学作品意义研究的源头”等偏见。同时,他提出作品的意义并不是源于作者的唯一的意义,而是由语言结构所引发的多重意义,因此应当抛弃回到作者那里去寻找作品意义的做法。从这些观点中可见,当时巴尔特已开始疏离、冷淡、拒绝“作者”。巴尔特对于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作者权威论”的公开责难,虽然是针对皮卡尔所代表的传统学院派的文学批评方式而展开,但从中明显可看出巴尔特“作者死亡”论的雏形。从这个角度看,《批评与真实》堪称是两年之后发表的《作者之死》的前言之作。

1968年,巴尔特发表了《作者之死》。这篇文章给文学批评界带来了巨大震撼,直到今天学界仍普遍认为,“如果要举出巴尔特最有名的一篇论文,就非‘作者之死’莫属了”^[86]。这篇文章既是巴尔特对“写作”“作品的意义”等命题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也是他与学院派的辩论所取得的“战利品”之一。此外,从中还可以看出形式主义文论的影子。与二十世纪之前的“考据”式的文学批评相比,对于作者的轻视和忽略几乎是所有形式派文论的共居之地。他们拒绝作者,因为作者外在于作品,并且具有将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带入文学批评的危险。因此,在巴尔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中,他强调关注文本结构、叙事结构,并主张从结构中寻求意义,也暗示出“作者的隐退”。后来,为了彻底将文学作品的意义从“作者”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将文学批评从“作者研究”中拉回来,巴尔特提出了“作者之死”。

巴尔特在文学史中考察了“作者”的起源、产生背景和意义。巴尔特提出:“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是我们的社会与英格兰的经验主义、法国的理性主义和宗教改革的个人信仰一起脱离中世纪时的产物,它发现了个人的魅力,或者像有人更郑重地说的那样,发现了‘人性的人’。”^[87]在巴尔特看来,西方文学史上作者出现在中世纪以后,它是欧洲文艺复兴中人的主体性理念的兴起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巴尔特说:“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括与结果的实证主义,赋予作者‘本人’以最大的关注,是符合逻辑的。”^[88]巴尔特认为“作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的文学伴生物。从那时起,“作者”在文学、传记、访谈、杂志等文类中一直居于主控地位。人们认为作者本人、他的日记和回忆都是理解他的作品的权威依据。“作者”这种神圣的权威感,助长了文学批评中“作者中心论”的特权系统,并使得文学研究必须要讨论作者的人格、生平和品味。“在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在于说明,波德莱尔的作品是关于波德莱尔本人的失败的,梵高的作品则是关于他的疯狂的,柴可夫斯基则是关于他的堕落的。”^[89]巴尔特以此说明了在传统文学批评中,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必然的、决定性的关系。文学批评总认为“关于作品的解释总是要在创作它的男人或女人那里寻找,好像通过一个多多少少透明的小说的讽喻,最终总是唯一的一个人,即作者‘吐露’给我们的声音”^[90]。这种文学批评态度认定了作者和作品之间如同“父与子”的关系。

经过细察,巴尔特挖掘出法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的“拒绝作者”的些许微小的音粒。巴尔特发现,马拉美(Mallarmé)的全部诗学理论在于取消作者而崇尚写作,对作家内在性的任何求助在瓦莱里看来纯粹都是一种迷信,普鲁斯特则以极端琐碎的方式力求打乱作家与其人物的关系等等。在巴尔特看来,他们的这些做法无疑为挑战并取消作者的“人造”权威性做出了重要尝试。近代的“超现实主义”文学也通过各种技巧为消解作者的神圣化做出了贡献。在文学之外,现代语言学的出现和发展也为“破坏作者提供了珍贵的分析工具”^[91]。在语言学研究影响下的文学研究的形式主义转向,成为促使“作者”死去的主要力量。综上所述,所有这些疏离“作者”的举动,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最终在“解构主义”消解一切权威的呼声中,终结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作者”神话。作者的离去,带来了文本意义、阅读、读者等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要素的变化。

“作者之死”引发了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前,作者(the Author^[92])总是被看成是先于作品而存在,“他为书籍而思考、而忍受、而活着,他与其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父与子的先后关系”^[93]。这些都指向作品来自于作者的说法。然而,现代文本只有一位“书写者”(the scriptor),“他和文本同时诞生”^[94],同时存在。传统文学研究中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先后顺序,被文本和抄写者之间的同时性关系所取代。对于“作品”而言,“作者总是被视为他的作品的创造者和主人”^[95],作者常常被看作是作品终极意义的来源和化身。然而,文本的书写者不再是如父亲般的担保人,“他的标志不再是特许的和类似于父亲保护式的方式,或绝对真理的存在,而是游戏”^[96]。书写者成为读者中的一员,以一种与其他读者没有两样的“客人”身份来造访这个文本。

从“作者”到“书写者”的变化,也带来了巴尔特对文本意义的新思考。巴尔特说:“文本不是一行释放唯一的神学意义(是上帝般的作者的信息)的字眼,而是一个多维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多种写作相互混合、碰撞,但没有一种是起源性的:文本就是来自于文化中数不清的中心点的各种引证所构成的编织物。”^[97]文本一旦摆脱了作者意图的束缚,它的意义便是复数的,文本的意义没有源头、没有结束、没有中心,书写本身成为一种符号织物。各个符号(字词)都只能借助于其他字词来解释,而且如此下去永无止境。文本的意义呈现出开放性、复数性和编织性的特点。既然文本意义是开放的,不再有终极意义在等待着读者和阅读(含文学批评)来发现和挖掘,原有的对读者和阅读活动的认识,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作者之死”换来了“读者之生”。巴尔特提出了新型的“作者性读者”观和“写作型阅读”观。对于“作者”授予神权意义的作品而言,文学批评“以在作品中发现作者(或其代替用语:社会、历史、心理、自由)为己重任:作者一被发现,文本一被‘说明’,批评家就成功了”^[98]。因此,文学批评旨在通过各种途径去挖掘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作者”的意图。面对作品,普通读者只能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接受文学批评家们的帮助,并通过阅读努力寻找“作者”的意图。然而,“作者之死”,也就是“作者意图”的权威性被瓦解后,“文本”的意义不再是确定的,传统的文学批评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写作不停地产生新的意义而没有终点,写作拒绝给予文本一种“秘密”,拒绝中断意义。这赋予“作者之死”一种神学的意义,因为对作者的拒绝“最终便是拒绝上帝和它的代替用语,即理智、科学和规则”^[99]。文本的意义“不是源于作者,而是具有多重性的意义汇聚于读者,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颠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100]。在传统文学批评中被淡忘的读者,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对于“作者之死”和“文本意义开放”后的阅读活动、读者功能和定位,巴尔特给予了高度关注。在对它们进行了深入探讨后,巴尔特尝试着提出新型的“读者”观和“阅读”观。在《S/Z》一书中,巴尔特还为“作者型读者”树立了榜样。在阅读《S/Z》的过程中,巴尔特将小说《萨拉辛》分解切割成561个片断,并用五种符码来分析这些片断。巴尔特运用以符号学为主的各门学科的知识和文化因素,对作品进行多元意义的解构性解读,以旁逸闲墨的方式记录下自己阅读时的所感所想,与引文片段一起构成了一部独立的著作。“作者之死”实则是指文本终极意义的消解,这使得阅读不再具有明确的方向,赋予了阅读极大的自主性。阅读不再是一种寄生行为,而是一种创作过程,一个发现意义并命名意义的过程,一种展现文学意义的复数性的途径。文本的复数性决定了“阅读亦须成复数,也就是说,入门无顺序”^[101]。阅读本身即是写作,即意义的发现和创作。它将文本进行重现编织,这必然会引起文本的意义(能指)的进一步滑动,从而产生新的意义。于是阅读也就没有了顺序,初读和重读也不再有区别。阅读成为符码的来回移动,重读成为阅读活动不可分割的部分。巴尔特说:“重读其实常常是为了一种游戏的利益:增值能指,而不是获得某种终极的所指。”^[102]巴尔特称这种重读为“追溯性的阅读”,并赋予其重要意义。

传统的文学批评和阅读,是为了能够得到或者是接近真理般的、深藏的“作者”意图,而现在的文本中却只有能指的嬉戏,批评家和读者们又该何为?巴尔特指出,人们接近文本的最后一条途径便是享乐。作品带来的是愉悦、一种消费性的愉悦;而文本则可以带来享乐。在这里,巴尔特提到了他思想后期的重要关键词“享乐”,尽管他晚年曾受到尼采主义的影响,并在生活中表现出“享乐主义”的倾向,但是巴尔特的“享乐”观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文本”思想。在他的“文本”观的影响下,巴尔特同时作为作者和读者,参与“文本”的阅读亦是创作活动,并产生极乐之情。这种文本“享乐”观成为巴尔特后期写作的伦理追求,在他的作品《罗兰·巴尔特自述》和《恋人絮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巴尔特通过片段式写作、按照字母顺序对片断进行排列和第一、三人称混用的写作手法,使他既是作者又是读者的身份交替出现。他乐此不疲地进行着既是写作又是阅读的工作,他全身心地融于这种貌似混乱的文学活动中,并从中体味到了写作的激情和文本的享乐。

综上所述,巴尔特的“作者”观一方面是巴尔特对于“写作”“叙事”和“文本”等研究继续推进的结果和伴生物,另一方面“作者之死”又进一步极大地解放了文本意义,有力地支持了巴尔特“文本”观的发展。由此可见,对于文学系统诸要素的思考,几乎伴随着巴尔特学术生涯的始终,从“零度写作”到“文本”理论,巴尔特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的符号学色彩的文学文本思想。他提出了新型的“文本”观,并衍生出与这种文本观相适应的作者观、读者观和阅读观。鉴于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并系统梳理巴尔特的“作者”观与他的符号学理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