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结构-言语”这一概念组,是现代语言学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组之一,是索绪尔进行语言学研究的切入点,是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随着现代语言学思想的传播,这一概念组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语言研究的范围,不仅引发了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转向,甚至已经成为人类的基本思维模式之一。同样,这组概念对巴尔特的“写作”观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首先,巴尔特将传统文学研究中已有的两种文学形式要素——“语言”和“风格”分别对应于“语言结构”和“言语”,并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巴尔特说:“语言是某一时代一切作家共同遵从的一套规定和习惯。”[33]某一时代的语言就像自然法则一样贯穿于这一时期所有作家的表述之中。贯穿于一定历史阶段的语言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特点。风格是作家个人特有的言说方式,巴尔特提出:“风格的所指物存在于一种生物学的或一种个人经历的水平上。”[34]风格是文学形式中属于作家的、因人而异的文学形式要素。然而,在语言和风格之外,巴尔特发现还存在着“表示另一种形式性现实的空间:这就是写作”[35]。可是,在将“语言结构-言语”这一概念组的思想运用于文学形式问题的思考后,巴尔特提出了“写作”,意指本身负载着语言符号意义之外的写作意图和价值的文学形式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将“写作”研究层层推进。可以说,巴尔特的“写作”观完全是他在“语言结构-言语”这一概念组的影响下进行文学形式研究的产物。
在对“写作”进行了定义和分析后,巴尔特发现由于“写作”是以言语的身份存在,导致“写作”和“言语”之间的关系趋于模糊。鉴于此,巴尔特对“写作”和“言语”进行了详细比较,并最终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巴尔特提出:“写作绝不是交流的工具,它也不是一条只有语言的意图(语言意义)在其上来去的敞开道路。”[36]可见,巴尔特认为“写作”并不是为了传递语言符号的意义而存在,它的目的并不是借由自然语言的意义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然而,“穿流过言语的完全是一片混沌,它使得言语被消耗的同时,后者(言语)则使混沌处于永远的延迟状态”[37]。这里的“混沌”是指未经过人类语言分节的、模糊的、流动中的意义,它必须要借助于“言语”表达出来,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言语”的基本功能是用来表意和交流,因此“言语”活动总是和混沌不清、连绵不断的意义纠缠在一起。然而,“写作”则是“通过其记号的统一性和阴影部分,强行加予一种在被说出以前已经被构成的言语形象”[38]。这表明“写作”发生在语言符号系统的意义之上,并被强加于这种言语活动。“写作”表达了建立在语言意义之外的附加意义,巴尔特将这种附加意义称为语言意义的阴影部分。
经过上述比较分析,巴尔特将“写作”和“言语”之间的区别归纳为,“前者永远显得是象征性的、内向化的、显然发自语言的隐秘方面的;而后者仅只是一种空的记号之流,只有其运动才具有意指性”[39]。可见,“写作”是象征性的,它表达的是语言符号作为整体所具有的象征性的隐蔽意义,它既建立在语言意义基础之上,又独立于语言意义之外;“言语”则仅仅表达自然语言在能指和所指的相互作用下所产生的意指意义,并且只有通过语言符号之间的组合和再组合活动才能表达出意义。简言之,“写作”是建立在“言语”意义的基础上,而又必然指向与之不同的意义。
从这些分析中可见,现代语言学思想中的“语言结构-言语”深刻地影响到巴尔特的“写作”观的发生和发展。通过深入分析“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对巴尔特“写作”观的影响,能够更加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巴尔特的“写作”观。巴尔特在比较分析“写作”和“言语”时,提到“写作”是建立在“言语”之上的阴影部分,“写作”意指着语言符号意义之外的其他意义。这表明当时巴尔特已经察觉到存在不同的意义层次的情况。他关于意义的思考,又与现代语言学的语言符号理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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