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结构-言语”观与文学结构主义

虽然“语言结构-言语”这一概念组首先是在语言学研究中被提出的,但是它的影响却远不为语言学研究所限,最突出的便是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转向。赵毅衡教授指出:“在结构主义中,语言结构/言语实际上是拿语言学术语来类比,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深层结构/表层结构(deep structure/surface structure)。”^[37]一旦将“语言结构-言语”等同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我们就会发现“语言结构-言语”的影响已经渗透了人文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巴尔特指出:“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也许是对索绪尔理论发生兴趣的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并发展成了事件与结构之间的经典对立,后者在历史学中取得了公认的成效。”^[38]可见,历史学中的“结构-事件”思想也是“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的具体表现。列维-斯特劳斯则将“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运用于人类学研究,建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并催发了西方思想界的结构主义研究大潮。“语言结构-言语”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表现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关系以及价值和价格的关系等。此外,在所有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对各种形式的“语言结构-言语”的区分,以及他们对于各自领域中的“语言结构”的追寻。

在语言学研究之外,“语言结构-言语”这一概念组影响最深的领域莫过于文学研究,比如文学理论的结构主义转向、文学叙事学研究和文学符号学研究等。赵毅衡教授曾在他的《文学符号学》一书中,对文学中的结构主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和分析,并以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从“语言结构-言语”的关系来理解“意识形态-文学作品”的关系为例,说明了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决定作用和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苏联著名的文化符号学家洛特曼则将“语言结构”和“言语”分别对应于生活和文学,分析了文学和生活之间相互影响。文学解构主义研究最突出的成就和最深远的影响则是文学叙事学研究,探求文学叙事的“语言结构”,即文学作品的普遍叙事模式,几乎是所有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的追求。巴尔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便是文学结构主义研究的代表作。从这部作品中可见,巴尔特曾努力寻找各种叙事作品中的普遍的深层叙事模式。巴尔特将各种具体的叙事作品看作是文学的“言语”,而普遍的叙事模式则是其“语言结构”。寻找叙事作品的“语言结构”的尝试,使得巴尔特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家。

“语言结构-言语”是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结构主义”思潮的理论来源。巴尔特说:“‘语言结构-言语’这组二元对立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中心。”^[39]它是现代语言学的立足之本。然而,这组区分的影响远远超出现代语言学的范围,广泛波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并且引发了二十世纪人文学科内的结构主义转向。鉴于“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所取得的丰富成就和深远影响,巴尔特提出:“可以假设,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一般性范畴,广泛地存在于一切意指系统中。”^[40]一直密切关注法国社会大众文化的巴尔特,很快便将“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运用于大众文化中的各种各样的意指系统的研究。巴尔特在“语言结构-言语”观的影响下,展开了丰富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并取得了富有创建性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