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的结构通约

5　语言与文化的结构通约

20世纪40年代，正是语言研究中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盛行的时代。在结构主义看来，语言单位的价值与它的内容无关，与它的历史无关，纯粹是由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平面关系决定的。而与此同时，在美洲语言人文主义学者看来，语言的“内面”即认知模式、思维方式乃至文化类型，尤其当两种差异很大的语言进行对话和比较时，语言的差异实质上是两个民族世界观的深刻对立。在这一方面，美洲语言人文主义的代表沃尔夫对欧洲语言和美洲印第安霍皮语的比较，给人以极大的启示。

一、语言对文化的建构性影响

沃尔夫认为，在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整体上的“平等交换”关系，而这种“交换关系”的实质，是语言对文化的建构性的影响。因而一个民族的语言与该民族的思维方式是同构的，并由此形成每个人用以衡量和理解宏观世界的“微观世界”即“思维世界”。欧洲语言构筑的“微观世界”对现实的分析采用一种二项型式，即认定内容是与它的载体的外廓相联系的，因而任何存在物都可以表述为一个空间形式(物量词)加上一个与形式相联系的空间的无形统一体(名词)(如“a piece of cloth”，一块布)。对于那些抽象的存在物(如时间)则在虚拟中加以空间化，仍使用二项型式(如“ten days”，十天)。这样一种经“物量化”的世界样式，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切割、被静置的。而霍皮语构筑的“微观世界”却不是像欧洲语那样以“事物”为中心的，而是以“事件”甚至“事件中”为中心的。人们对现实的认识，除了它客观可感的一面(如轮廓、颜色、运动)外，更重视它变化中的“强度”。在霍皮语的思维习惯看来，任何东西不仅在发展中(即“渐渐远逝”中)是一个“事件”(即一个过程)，而且在其“强度”上也是一个“事件”(即变化方式)。换句话说，任何存在物并不是以相同的力量持续方式发展的。有些存在物处于渐渐成长中，就如植物那样;有些存在物处于渐渐扩散和消失中;有些存在物处于渐渐变质中;有些存在物则是以某种形状延续着直到受外力强有力地影响而改变。沃尔夫指出，在每一个能够作为一个确定的整体来说明的存在物的本性中，充盈着它自身持续方式的力量，即它的成长、衰落、稳定、循环或创造的力量。一切因此而已为它用先前的状态说明现在而做好了准备。它随后将会怎样发展，部分基于它已有的准备，部分基于它正在进行中的准备。世界的这个准备中或被准备了的方面，对于霍皮人来说就是“现实的性质”。如果说欧洲人的语言世界是物化的、客体化的、静置的，那么霍皮人的语言世界是过程化的、主体化的、动态的。世象作为一个连续体，可以说在霍皮语中得到较为真实的体现。

由于重视过程，霍皮人的行为方式也强调预备和预期。沃尔夫发现，霍皮人做事总要经过事先宣告、外部准备、内部准备、暗中参与和坚持这样几个阶段。事先宣告是一种准备性的宣传，通常由首席传呼官员来做。外部准备包括日常练习、排练、介绍性的礼节、特定食物的准备等。还包括一些高强度持续的肌肉运动，如跑步、竞赛、舞蹈。霍皮人认为这种准备性的运动能增加事件发展的强度(如加快农作物的生长)。还包括一些模仿性或巫术性的准备活动，如设置祈祷杖、祈祷羽饰、祈祷餐。最后是隆重的循环性仪式，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霍皮语含有“准备”义的动词中，就有一个是由名词“收获”或“庄稼”派生来的，即“na'twani”，意思是“准备好了的”或“准备中的”。显然，事件过程中的“准备”是与事件的良好预期相联系的。

在霍皮人的工作准备中，内部的准备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所谓“内部准备”是一种祈祷活动。它不像外部准备那样仅仅依靠动作、仪式或器物，表达美好的意愿和期待。它在运用一种“思想的力量”。说欧洲语言的人也许会奇怪，思想，或者说精神，其本身会是什么物理性的力量吗?欧洲人会认定思想是联系万物，涵盖宇宙，就像灯光照亮室外;或者承认思想像其他任何力量一样处处留下作用的痕迹，但思想毕竟是在宇宙万物之外。这种思想的非物质性在沃尔夫看来是由欧洲语言决定的。因为欧洲语言认识现实的二项型式认定像“物质”这样的无形之物其本身就是物体，只有依赖同样的物体(物量化)或更多的物质(复数化)才能延展或变化。抽象概念的物化尽管是“语言的”，或者说虚拟的，但它还是构筑了“微观世界”。物化的结果就是“物质”远离精神，“思想的力量”难以进入已经物化的逻辑之中。沃尔夫指出，当欧洲人设想某棵实际的蔷薇树时，他们并不假定他们的思想也来到这棵树旁萦绕盘旋，像探照灯光那样照亮它，而是很自然地认为自己的意识正在处理一个“精神图像”。这个图像不是蔷薇树，而是树的精神替身。意识对于欧洲人来说，它承载的是一个充满精神替身的完全虚拟的空间。正是欧洲语言的物化逻辑使欧洲人能够把思想上实际存在的蔷薇树和虚拟空间的图像一起安顿，因为后者和前者一样，都是可以物量化的。

在霍皮语构筑的思维世界中设有精神替身，没有虚拟空间，霍皮语没有为“精神图像”留出任何位置，无法把处理真实空间的思想安顿在除了真实空间以外的任何地方，于是也就不能把真实空间与思想的影响隔离开来。沃尔夫认为，霍皮人在作为内部准备活动的祈祷中，深信自己的思想具有能量，而能量的消耗能产生效果。一个人的期望和思想不仅影响他自己的行为，而且会影响整个自然界。在霍皮语的规范下，一个霍皮人会很自然地假定他的思想和他思考的对象即实际的蔷薇树或田里的庄稼发生了交易，思想在田里的植物上留下了一些踪迹。如果这是一个吉利的思想，想的是健康和成长，那它对植物有利;反之，则对植物不利。显然，霍皮语的非虚拟性使霍皮人将精神和物质融合在一起，把工作前的内部准备即精神的祈祷看作无比重要，且具有决定性的准备阶段。为了加强思想的强度，以利于植物的生长，霍皮人在祈祷中强调“全神贯注”、“暗记在心”、“魂牵梦系”、“孜孜以求”，以使意识生动、确定、稳定、持久，充满动人心魄的良好意愿。而祈祷用的管乐也被视为对“全神贯注”的支持。它名为“na'twanpi”，意思是“准备的乐器”。祈祷的仪式、典礼的烟雾，也都是用来强化思想的力量的。

不仅如此，沃尔夫还揭示出祈祷者周围的“精神赞助者”，他们隐蔽地参与了思想准备活动。在每一次准备活动中，霍皮人都会号召人们用他们能动的良好意愿对实际事务施以援手。他们深信无数良好愿望者会形成巨大的思想力量，给祈祷者以支持，帮助他们抵御一些不良愿望者会导致灾难的邪恶思想。这就像足球场上热情的拉拉队为场上队员鼓励，拉拉队为场上队员注入了思想力量。沃尔夫指出，霍皮社会并非没有竞争和利益冲突。他们的语言在“教会”他们对存在物进行思想介入的同时，也使他们意识到以积极思想压倒有害思想的必要，意识到团结一致、避免分裂的必要。于是，语言的非虚拟性逻辑地导致整个民族在思想上组合起来、强化起来，协调一致去争取胜利。在所有重要的文化活动中，霍皮族都显示了这种合作。

以上我们看到两条逻辑，即霍皮人语言的“事件中心”导致动态、过程化的认知图式;这种过程化亦即主体化的认知图式又导致对事件的准备工作的重视;霍皮人语言的“非虚拟空间性”又大大强化了准备工作中的思想介入意识，对思想力量的信任又导致众多的精神参与协作意识。霍皮语的这两个特点就这样建构了霍皮人的行为模式，语言方式成为认知方式，并进而成为行为方式。

在过程化认知与精神性介入的共同作用下，霍皮族的准备工作又显示出反复持久的特点。沃尔夫指出，霍皮人的时间观是“序数”式的。他们不像欧洲人那样按日子的周而复始来计算天数，将时间的天数看作一个集合体(“十天”就像“十个人”那样由个体堆积而成)，而是按同一个日子的依次再现来作时间运算，就像用同一个人的连续访问次数来计算人数一样。这种计算方式便于进行准备，因为孤立地看，人们不能通过作用于一个人而达到作用于几个人的目的，但通过计算同一个人的访问次数来运算，人们就能够做好准备以影响这一个人后续的几次访问。这种“序数”式的时间观注重事件的现时准备性，通过在一个现实情景中工作，将现实情境中一些既明显又神秘的印记导入未来，由此作用于未来事件。“序数”式的时间观又注重事件的重复性，认为事件的发展在于不断地重复。重复所形成的“序数”积累和延续了事件的能量。这又是由霍皮语的型式决定的。沃尔夫认为，那种来自无数小的冲动的积累性的价值感，在欧洲文化中被一种客体化、空间化的时间观给淡化了，而在霍皮文化中则被一种持续性的、将事件视为在不停中“渐渐远逝”的主观思维方式所提升了。在欧洲文化看来，时间是在一定空间内离我们而去的运动，因而持久不变的重复似乎是将它的力量分散在那个空间的一长串单位中，被浪费了。而在霍皮文化看来，不是时间经过客体而消逝，而是已完成的事件在“渐渐远逝”。重复对于时间可能不重要，但对于事件却是一个积累力量的方式。持久不变的重复把看不见的变化储存起来，使它保持在后来的事件中。这就像一个人的成长，我们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比过去更成熟一些，但他不是换了一个人。他带给我们的是“昨日”印象，而非“他日”印象。沃尔夫就是这样，从霍皮语的“事件中心”进入霍皮文化的过程化认知，从霍皮语的“非虚拟空间”进入霍皮文化的“精神介入”，由此将霍皮族村落文化中求雨和祈丰收的礼仪舞蹈中“持久性重复”的价值和意义凸显出来，在霍皮语和霍皮人短短的、像活塞一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千万次重复的舞步之间找到了一种文化的结构通约。

二、文化的语言限度

霍皮语的文化建构显然使作为“一般标准欧洲语”的说话人的沃尔夫受到了震动。这种震动在他看来，不亚于欧洲人第一次发现运动和速度在静止状态中完全是相对的这一相对论。事实上，物理学上的“加速”概念与霍皮人行为中的贮存力量概念，在沃尔夫看来正是“同源”的。沃尔夫认为霍皮人思想的语言背景使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力量不是显示为运动或速度，而是显示为积累或加速。而欧洲人思想的语言背景使欧洲人通过语言隐喻成分——运动——来思考力量的变化，而不把变化视为纯粹静止的积累或加速。正因为如此，当欧洲人从物理实验中发现不可能用运动定义力量，发现同样在静止状态中的运动和速度完全是相对的，发现力量只能用加速来衡量时，他们天真幼稚的感觉自然被震颤了!沃尔夫正是从这种震颤中开始反思西方文化在语言规范下的限度或者说特征。当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文化中视为宇宙模式的那些认知“立柱”本质上都在一个语言模型中时，他自然有着强烈的好奇想了解这个作为认知“枷锁”的语言模型究竟是怎样在束缚我们。然而这样做并不容易，不仅因为“我们脑子里已经渗透了自己文化的观点”，而且因为我们对语言的反思本身也是语言的。然而就像人类理解语言之间本质上的不可译而仍然努力去翻译和沟通一样，语言人文主义对语言限度的反思与超越仍然是人类探索自身的极富勇气与价值的努力。

西方文化的语言限度是一个范围很大的课题，沃尔夫的反思集中于四个方面。

1．语言二项式与西方哲学

沃尔夫认为，作为“西方世界”主要传统特征的西方哲学，其主要的支柱是西方语言的二项式，即将事物表述为形式加物质，由此产生了唯物主义、心理物理平行论、传统物理学和宇宙二元论。由于这些观点在语言结构中获得巨大的支持，它们几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常识。而与之相对的一元论、整体论、相对论的观点，由于得不到语言结构的肯定，或者说不能通过语言的“言说”而使人们理解，它们对一般人就没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有悖于“常识”或“直觉”，事实上，由牛顿的空间、时间和物质概念建立起来的经典物理学之所以能被人们普遍接受，是由于牛顿在文化和语言中模铸了这些概念。这些概念与同样在文化和语言中模铸的西方人的“直觉”具有文化通约性。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出于直觉都可以理解牛顿的概念，而相对论却用数学分析表明西方人的直觉是错误的。显然，谈论一元论、整体论和相对论的观点，几乎要使用一种新的语言。它成了主要是哲学家和一部分科学家感兴趣的事情。

2．语言二项式与历史观

沃尔夫认为，由于霍皮人对时间的看法是一个持续不停的事件，他们从来不回答“一个”事件何时结束，“另一个”事件何时开始，认定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一如既往，因而霍皮人对历史研究少有兴趣，对“现在”也只视为一种过程中的准备。然而欧洲语言的二项式将时间物量化了。它们在无限的空间中将时间划出界限，切割下来，并加以记载。经过语言处理的时间，在整个文化中产生了一系列历史范畴，例如记录、日记、簿记、账目、由会计引发的数学;又如序列、日期、日历、年表、钟、计时工资、计时器、物理学;再如编年史、历史记载、历史态度、考古学以及融入历史的态度，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未来范畴，因为欧洲人可以设想客体化的时间以与延伸至过去相同的方式延伸至未来，于是又有了时间表、预算等。沃尔夫指出，在语言形式的规范下，欧洲人用类似空间的单位来衡量和构想时间。语言的二项式使得物量化的时间看上去如其语言形式(如“十天”、“两个早晨”)那样是均质和平等的，与单位的数量成比率。因而人们把价值按比率分配给时间，以便在时间比率价值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商品结构，如计时工资、租金、存款、利息、折旧、价钱和保险费。这样庞大的系统一旦建立，就会在对时间的任何种类的语言处理下持续运作。与霍皮文化相比较，这样一个系统之所以能建立，能够在西方世界发挥巨大的作用，正是因为它和欧洲语言的形式协调一致。而与此相关，时间在语言处理下的客体化，又产生出“节约时间”的概念，并导致对速度的高度评价，这在西方人的行为中处处显示出来。当科学家们意识到自己的世界中对时间的处理乃至整个科学的建立都在语言的策划之中时，他们开始寻求新的语言来探索宇宙。沃尔夫说：

我们这样一种文明是否可能有非常不同的对时间的语言处理方式，这是一个大问题——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的语言形式和使我们的行为适应时间次序是两回事，但它们又是一致的。我们自然很有兴趣使用日历、钟和表，试图更精确地计算时间，这有助于科学。而科学遵循这些老生常谈的文化习惯，又回馈给文化大量不断增长的应用、习惯和价值，文化则又用它们来指导科学。但是在这个螺旋形上升之外的又是什么?科学开始发现在宇宙中有一些东西与我们在这螺旋上升形成的概念不一致。科学正在努力构造一种新的语言，用来调整科学以适应一个更大的宇宙。^[27]

3．语言二项式与单一性

所谓“单一性”，是指看问题的机械性、片面性、直线性。用单一的事件眼光来看待事件，就好像把一个真实、立体的图像压扁了，成为一个平面体。这种平面的认知正是导致许多事故的根源，因为平面遮盖了事件的本来面目。沃尔夫认为，单一性已经成为欧洲人的行为规范，而它正是由语言二项式产生的。语言的二项式把时间想象为一个平均分配的无限度的带状计量单位，由此赋予时间单一和规律性的特点。于是在欧洲文化中，人们自然地倾向于肯定事物的常规性、稳定性、不变性，将自己罩在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缺乏对意外的预见和防备，于是事故不断，险象环生。这种单一性的认知在霍皮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语言的二项式表述由认知建构而进一步成为行为规范，这使欧洲人的行为反应具有与语言相应的特征。例如在沃尔夫看来，由于语言二项式对时空的物量化切割，人们看待事物只知其一(确定性的一面)，不知其二(不确定的一面)，于是把烟蒂扔进废纸堆、鲁莽驾车等粗心大意的行为类型产生了。又由于语言二项式用空间的隐喻建立了一个虚拟空间(例如“很长的过程”、“很多的顾虑”，都是用一个有形的空间形式加上一个无形物这种二项式来表达)，于是说欧洲语言的人更容易在谈论抓住一个难以捉摸的念头时做“抓”的手势，而不是在谈论抓住一个门把手时做“抓”的动作。在这里，手势寻求的是使一个隐喻的所指物更为清晰。它不是一种真实空间的参照，而是一种虚拟空间的参照。沃尔夫认为，如果一种语言在指称非空间物时未暗含一种空间的类推，那么手势也无法使所指物更为清晰。霍皮人正因此而很少在说话时使用手势，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欧洲人所理解的手势。

4．语言二项式与艺术

语言对世界的二项式表述，将有形空间向虚拟空间类推，事实上建立了一个隐喻系统。欧洲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这个隐喻系统之上。其突出的表现在沃尔夫看来，就是审慎地追求通感化的表述。沃尔夫指出，通感即由某种感觉的暗示而接收到属于另一种感觉的特征，例如由声音而引起光和色彩的感觉或由光和色彩而引起声音的感觉。在欧洲艺术中，通感由于语言的隐喻系统而表现得更为自觉。语言的隐喻系统通过按空间体验命名非空间经验，把颜色、光度、形状、角度、结构、运动等空间经验的品性注入声音、嗅觉、味觉、情感和思想;或者反过来，用类似音调的因素来思考空间经验，谈论颜色的“音调”、灰色的“单调”、衣服的“味道”，将非空间经验的品性注入空间经验。于是我们看到，欧洲的音乐在试图传达场景、颜色、运动、几何图案;欧洲的绘画、雕塑在自觉遵循音乐节律的抑扬顿挫，其色彩的变化与感情的和谐与不和谐结合在一起;欧洲的戏剧更讲究多种艺术的通感。沃尔夫深刻揭示了语言隐喻系统在艺术中产生的连锁性的通感效果，揭示了在人们的感官通道中记录的多种多样现象的背后深藏着的底层统一性——一种更深的美感。而在沃尔夫之前谁又能想到，这种诉诸艺术通感的底层审美统一性，是和语言的二项式表述同构和同源的呢?

三、语言与文化的系统相关

沃尔夫在谈到隐喻和通感的关系时，认为很可能是首先从通感生发即时的隐喻，而隐喻一旦在语言的规划下成其系统，又会使通感的运用更为自觉。如前所述，隐喻和人类语言并没有必然联系，霍皮语中就鲜有隐喻。但在欧洲语言中，隐喻扎根于语言的二项式，并构筑了一个无所不包的语言、文化和行为的网络。于是就引出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即语言形式和文化规范，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谁决定谁?从美洲语言人文主义的整个研究来看，它倾向于语言决定论。一方面，沃尔夫认为欧洲人由语言决定的思想不仅与欧洲的文化偶像和理想相一致，而且使无意识的个人反应遵循它的型式，也就是说，语言决定思想和行为，同时又与文化相适应。沃尔夫把这种关系形容为“伙伴关系”，即语言和文化一起成长，在成长中经常相互影响。但另一方面，沃尔夫认为在这个伙伴关系中，语言的本质是以一种更专制的方式限制发展中柔性通道与刚性通道的自由。这里的“专制”，指的是语言结构的稳定性，稳定的结构制约了文化发展中的许多“定点”。沃尔夫认为，相对于许多文化现象而言，语言不仅仅是规范的集合，而且是一个体系。大系统的纲目只能非常缓慢地变成某种真正新的东西，而其他许多文化子目的革新则相对要快一些。欧洲这个“语言—文化联合体”的源远流长的发展也说明了语言型式对文化“定点”的制约。

沃尔夫指出，早在欧洲古代语言尤其是拉丁语中，就已经用空间词对非空间经验作隐喻指称。虽然拉丁语中也有一些将非空间经验隐喻为空间经验的现象，但拉丁语的发展方向是从空间到非空间，这部分地同“理智粗陋的罗马人遇上了希腊文化，第二次刺激了抽象思维”有关。拉丁语在欧洲中世纪的统治地位，使欧洲各民族语言都模仿它的型式，由此形成了欧洲语言语义变化中统一的从空间到非空间的自然方向。这使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与东方学术界截然不同的坚执的概念——客观经验先于主观性。

客观经验先于主观性，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西方民族自古希腊开始，就割断人与世界的不可分离的本质关系，将人从他所生存的世界中分离出来。人置身于世界之外，世界对于人就只呈现为一个视觉平面。人为了与世界重新发生关系，就要去认识他所面对的客体。而一个视觉平面的客体对于人的关系只是一维的、单一的。人要认识一个只呈现为一个平面的世界，就必然追求认识的确定性，注重形式逻辑、抽象思维，力求从独立于自我的自然界中抽象出某种纯粹形式的简单观念。人的思维也因而成了直线式的——在对原本复杂的关系和现象作了平面化的单一切割后，一切不是肯定，便是否定;不是黑，便是白;“坚决无情地或者把思想发挥到光辉的顶点，或者把它归结为谬误”。这样一种平面、直线切割的思维方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沃尔夫从与霍皮文化和语言的令人震颤的比较中，为我们揭示了“希腊式”思维方式的语言根源——欧洲语言自拉丁语开始对世界由空间到非空间的隐喻与切割，由此形成西方与人类其他地方很不相同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沃尔夫回顾这一历史指出，早在中世纪，拉丁语中已经形成的由空间到非空间的型式，开始与不断增长的机械创造、工业、贸易、经院的和科学的思想交织在一起。测量的需要反映在工业、贸易、各种容器中“原材料”的仓储、处理各种商品的铅字盘、计量单位的标准化、钟表的发明和时间的计算、档案的保存、账目、年表、历史记载、数学的发展及其与科学的伙伴关系。所有这些合力推动欧洲人的思想和语言世界产生其现代形式。

与霍皮语和霍皮文化比较，在西方的语言和文化中所显示的世界的平面性、分析性、直线性，在与东方文化的比较中也清晰地显现出来。美国学者卡普兰在《跨文化教育中的文化思维类型》一文，分析比较六百份外籍学生用英语写的作文，从他们文章内部的衔接方式、话题的组合方式等运思途径发现，典型的英语文章的组织架构，显示“直线型”思维方式，即每一段落以主题句开头，后接例证句，最后收尾;或先有例证句，最后结束于主题句。而那些母语是东方语言(包括汉语)的学生，他们的典型作文方式却显示“螺旋型”的思维方式，即不直接论证段落主题，而是“转弯抹角”地从各种外围角度间接论证主题。这种思考方法使母语是英语的读者深感困惑^[28]。显然，这种困惑和沃尔夫面对霍皮语思考方式而产生的震颤一样，都是直线式的西方思维突然面对自己的语言限度而引起的。

意大利文物保护专家米其勒·考德拉在考察了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后，在中西时间观的不同类型上有了与卡普兰同样的发现。他认为西方人的时间观是线性的，时间在西方人的眼里起源于一个固定的点。因此西方人的文物保护工作是要尽量保存文物的历史真实面貌。即使是修复一件古青铜器，也要遵循“可识别的、可逆的、适当的”三条原则，即用来粘连青铜器碎片的黏合剂必须是临时性的。修复后的作品不仅可以恢复原状，而且必须能看得出碎片的纹路，以使人们能从修复件看到原作者的技艺和手法。不仅如此，修复者用来填补原件缺损的材料必须在化学和美学角度上同原件使用的材料一致。这一切都是为了回溯那个文物发生的时间原点。这种回溯力求存历史之真，其运思方向是直线的。

而中国人的时间观却是循环的。中国历史上每一位新皇帝登基，都要重新开始纪年，给人一种“改朝换代而江山依旧”的感觉。这种循环的时间观在文物的保护上则不求原始之真而求历久弥新，重新开始。于是翻修和重建就成了保护古迹的重要手段，重建、复制的古建筑往往采用水泥、混凝土等现代材料以代替木料，难以真实地重现原作的风格和技艺。修复一件青铜器则往往使用焊接一类的手段，修复后的作品难以完全不留痕迹地复原。考德拉认为，按照西方的直线式时间观，北京的故宫在15世纪被摧毁后又重修了无数次，虽然整座建筑油漆得崭新、鲜红，但已算不上是真正的古代建筑。颐和园则看起来更像是迪斯尼乐园或海外中国城的餐馆，而非18世纪清王朝的遗迹。同样，日本的伊势神宫建于6世纪，日本人每二十年将它推倒重建一次。如今它的每一片砖瓦都是1993年重建时的现代制品，但日本人仍然认为这个神宫是1300年重建时的古物。东方人的时间观乃至文物观让西方人深感困惑，以致许多东方古迹难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汉学教授肯德武金也指出类似的现象：中国最伟大的古典文学著作如《三国演义》、《水浒》等都被改写过多次，每个改写者都出版了各自的版本，有的以大团圆结局，有的以悲剧收场。这种改写都和修复文物一样，致力于原作品的“日臻完善”，“历久弥新”，“整旧如新”，而在直线思维的西方人眼里则成了“把真品变成赝品”^[29]。

由于对文化相对性和语言人文性的深刻理解，沃尔夫并不将非直线、非平面的语言和认知视为类似“把真品变成赝品”的异端，相反，却从语言的限度中看到了文化的合理性，看到了一个不同类型的语言怎样和它所在的文化和环境相互影响：一个宁静的农业社会，因地理环境和异族游牧敌人而与世隔绝。那里久旱无雨，农业贫瘠。唯有极度坚忍才能生存下来，因而重视持久与重复的价值;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战胜困难，因而强调协作心理和精神因素;庄稼和雨是价值的标准，为了保证庄稼在贫瘠的土地和多变的气候中生长，就必然重视充分的准备和预防，并由此产生生存有赖于自然力量、祈祷自然保佑的宗教态度。沃尔夫认为，这些文化和环境的因素与霍皮的语言形式相互作用，既模铸了霍皮人，又反过来被霍皮人所模铸，由此逐渐形成了霍皮的世界观。显然，从发生论来说，语言与文化相互塑造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语言与文化的同构典型地标志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是该民族对它所面对的挑战的回答。

至于每一个个体的发生和发展中，语言与经验(文化)孰轻孰重，沃尔夫认为“时间”、“物质”这些概念并不是由经验以完全相同的形式给予所有的人的，而是依赖于某种语言或某些语言的本质。这种依赖不在于语法中任何单独的范畴，而在于语言中分析和记录经验的整套方式。可以说经验已被固定在语言中，成为一体化的“言谈方式”。这一“方式”综合了词汇、形态音位、句法等各个方面。因而“时间”和“物质”的概念是在语言的运用中形成和发展的。沃尔夫指出：

以“时间”而言，在欧洲语言中形成的“时间”就像一个有严格的尺度限制的空间，或有时在这样一个空间上像有一种运动，因而它被用作一种智力工具。而在霍皮语中形成的“持续”观念是完全不能按空间或运动来思考的。某些在欧洲时间概念中孕育的想法，如绝对的同时性，在霍皮语中或是很难表达，或是不可能表达和缺乏意义，只能用操作性的概念来替代。

以“物质”而言，欧洲语言中的“matter”(物质)是“substance”(物质基质)或“stuff”(素质)的物理亚型，它被视为无形而广大的东西。在它成为真实的存在之前，必须与形式相结合(物量化)。霍皮语中没有无形而广大的东西，存在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但有形之在和无形之在都同样具有强度和持续时间。

至于“空间”的概念，在欧洲语言和霍皮语之间没有像时间概念那样大的区别，可能空间的理解主要是由经验给予的。格士塔心理学专家的视觉实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由于空间概念的运用往往和时间、物质密切联系，它仍可能在语言的限定下产生一点变化。欧洲人的空间观念会有像时间那样作为非空间关系代理人的属性，而霍皮人的空间观念没有这种代理人属性，它不与外部概念搀和，相对来说更“纯”一些。

沃尔夫以霍皮语为镜子，照出了各民族经验、认知的语言限度。这种限度并不是机械的或庸俗的，用沃尔夫的话来说，“我们不可能从霍皮语的缺乏时态推断霍皮社会存在首席传呼员，或从传呼员的存在推断霍皮语缺乏时态”。许多怀疑或否定语言结构与文化的关系的人，正是以这种机械或庸俗的推定作为他们的理由的。沃尔夫的研究告诉我们，语言是以一个体系同文化中的思想体系相联系的。我们不可能也无须从任何一个语言范畴“诊断”其与文化范畴的一致关系。但一旦我们进入语法体系，进入语言建构方略，我们就可能在相应的文化思维方式、文化心理、文化哲学上找到结构上的一致关系。反过来，文化上的思维方式、哲学、心理，也能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方向上把握民族语言的结构特征，深刻理解民族语言在纷繁外表之下的文化规定性。这正是沃尔夫的研究对于与西方语言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启示!近十多年来，我们所从事的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正是这样做的。诚如沃尔夫所指出的，语言和使用该语言的社会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语言作为一种“言谈方式”，它和整个“一般性的文化”密切结合在一起。在语言和文化的结合中存在着各种联系——语言分析和各种行为反应的联系，语言分析和各种文化发展所采用的形态的联系。这些联系如果仅仅在语言学、人种学、社会学各自内部去研究，将这些联系置于这些学科各自的典型科目和专题之下，这种研究必然所获有限。唯有将文化和语言整体对待，即长久地将二者历史地结合在一起，那些横跨上述学科界限的联系才有可能被发现。而且，如果这些联系确实存在，它们最终将被我们的研究所发现。

【注释】

[1]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5页。

[2]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5页。

[3]维特根斯坦《笔记，1914年—1916年》，1961年，牛津德英对照本。

[4]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引自《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1980年，第175页。

[5]卡尔纳普《语言的逻辑语法》1937年英文版，第280页。

[6]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

[7]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5页。

[8]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7页。

[9]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135页。

[10]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138页。

[11]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60页。

[12]见E．Sapir，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asa Science，Language，Vol．5．No．4．1929。

[13]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134页。

[14]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134页。

[15]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24页。

[16]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128页。

[17]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136页。

[18]见L．Bloomfield，Linguistic Aspects of Science，Chicago．1960，p．13。

[19]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5页。

[20]见E．Sapir，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asa Science，Language，Vol．5，No．4．1929。

[21]见E．Sapir，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asa Science，Language，Vol．5．No．4．1929。

[22]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33页。

[23]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76页。

[24]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70页。

[25]见Leslie Spier主编，Language，Culture，and Personality，Essays in Memory of Edward Sapir，(Menasha，Wis．：Sapir Memorial Publication Fund，1941) p．75。

[26]见B．Whorf：“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in J．Carroll(ed．)：Language，Thought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M IT，1956．pp．134-159。

[27]见B．Whorf：“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in J．Carroll(ed．)：Language，Thought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M IT，1956．pp．134-139。

[28]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

[29]《一个意大利人看中国古迹保护》，《编译参考》199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