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的“写作”观与语言符号理论

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并以“能指-所指”概念组为核心发展出一套语言符号理论。在“能指-所指”概念组的影响下,巴尔特将文学活动阐释为一种符号活动。他说:“它富有一种意义,属于论述性质;它有一个能指,和形式或写作一样的论述;有一个所指,是文学的概念;还有一个意指行为,那是文学论述本身。”^[40]可见,在巴尔特看来,文学形式是符号的能指,文学思想则是符号的所指,两者发生意指作用后构成文学符号。基于此,巴尔特在语言符号视角下,重新阐发了文学研究中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在传统文学批评中,文学形式被看作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和传递意义的媒介。这种看法正如现代语言学中认为符号的能指指向所指的符号观,作为能指的文学形式是服务并表达着文学思想所指的奴仆。这种观点导致了传统文学研究在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上,总是持“轻形式而重内容”的态度。然而,巴尔特的“写作”观明确反对这种文学形式“工具论”,而且强调了形式自身的价值。这使得形式要素“写作”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即作为文学符号的“写作”获得了自己的所指。巴尔特说:“在写作深处存在有一种语言之外的‘环境’,似乎存在有一种意图的目光,后者已经不再是语言的目光了。”^[41]这种有意图的目光,寄居在自然语言上,但又完全独立于语言意义之外。

可以说,巴尔特的“写作”观,在本质上是他在语言符号理论的影响下展开的文学形式问题研究。借助于语言符号的内部构成要素和层次关系理论,巴尔特的“写作”观思想可以表示如下:

图3-1

如上图所示,巴尔特的“写作”观以文学活动是一种二级符号系统为基础。其中,声音作为能指,概念作为所指,构成第一级符号系统,即语言符号系统,或曰直接意指层面。在此基础上,语言符号系统整体上作为能指,进入一个更大的二级符号系统,即文学符号系统,又叫作含蓄意指层面,并指向新的所指,即文学的内容和思想。这便是传统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形式“工具论”的符号学阐释。然而,巴尔特的“写作”观则强调文学形式,即文学符号的能指的第三要素“写作”,并认为“写作”指向文学内容或思想之外的含义或意图,成为这个含蓄意指层面的第二种所指,即“写作”的意义。可见,文学本身是建立在自然语言符号系统上的二级符号系统。这个系统的每一层面都有各自的能指和所指,它们在发生意指作用后表达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巴尔特的“写作”观便是创造性地从这个文学符号系统的含蓄意指系统中发展出两个所指。

综上所述,巴尔特的“写作”观显然深受现代语言学中的语言符号理论的影响。他提出“写作”的意义建立在自然语言意义的基础上,但却不同于自然语言的意义,并且又独立于文学内容和思想之外,这是形式自身所产生的一种意图意义。可见,巴尔特的“写作”观认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活动,因此,巴尔特的“写作”研究必然要和意义分析结合起来。随着巴尔特研究的深入,他逐渐在语言符号理论的影响下发展出一种更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符号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