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的“写作”观与其他的语言学思想

从以上分析可见,现代语言学思想对巴尔特的“写作”观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和语言符号理论上,但却又远不止于此。比如,“零度写作”观中的“零度”思想,便直接来源于现代语言学思想的“中间项”思想。巴尔特说:“某些语言学家在某一对极关系(单数与多数,过去时和现在时)的两项之间建立了一个第三项,即一中性项和零项,这样,在虚拟式和命令式之间似乎存在了一个像是非语式形式的直陈式。”^[42]巴尔特将这个观点运用于文学研究,提出了“零度写作”观,他说“零度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写作”^[43]。这是一种新闻式写作,一种毫不动心的纯洁的写作。从语言符号理论的角度来看,“零度写作”发生在文学符号的二级意指系统的含蓄意指层面上,“写作”的意义也就是含蓄意指层面上的第二所指,应该是透明的、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意义。巴尔特的“零度写作”观,旨在将文学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掌控和利用之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这几乎是文学中的无人之境,文学自身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它的形式也不是纯粹自由的,正如巴尔特所说的“零度写作”无异于语言中的“乌托邦”。

此外,巴尔特还借助于索绪尔现代语言学思想中的“组合段-系统”概念组,分析了“语言”和“风格”这两种原有的文学形式要素之间的关系。巴尔特将贯穿某一历史时期的语言看作是文学符号系统在水平方向上的组合段关系,把因人而异的作家个人风格则看成是垂直方向上的系统关系。他提出“语言结构的水平性和风格的垂直性共同构成了作家的一种天性”^[44]。这两者共同作用,决定了某一时代某个作家的特点。巴尔特在文学作品的“语言”中发现了历史维面,而在“风格”中则发现了作家个人因素。从中可见,巴尔特借助于符号间的横向组合段关系和纵向系统关系,更清楚地表明了“语言”是具有时代性的历史产物,而“风格”则是生物性个人的自然产物。

综上所述,在现代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巴尔特对文学活动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最终形成了他的“写作”观思想。这具体表现为,根据“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巴尔特对原有的两种文学形式要素“语言”和“风格”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第三种形式要素“写作”。他借助于语言学中的语言符号理论,对“写作”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论证了它既不同于语言符号的意义,也不同于文学作品思想的“意图意义”。此外,巴尔特在推进“写作”观的研究中,还涉及动词的及物和不及物性、时态问题、中间项思想、“组合段-系统”概念组等语言学思想。这些研究都表明“写作就是一套符号系统”^[45]。从语言符号学的视角切入,这一章的研究展示了巴尔特的“写作观”与现代语言符号学理论之间的天然关系,构成了巴尔特文学符号学研究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