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研究现状

国内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英美学界的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匡正。这表现为以专著形式出现的关于巴尔特及其思想的研究成果大幅增加,并且在符号学研究的专著中,对于巴尔特的引介和推广也占据了不小的比例。此外,大量的学术期刊文章的发表和学位论文的完成,都有力地推动了英美学界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然而,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英美学界及时、快速、全面的巴尔特作品的译介活动密不可分。

(一)译介类

根据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巴尔特的作品大部分已经被译为英文并出版。从时间上看,六十年代是英美学界巴尔特译介活动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被译入的作品主要有《论拉辛》^[94](On Racine)、《写作的零度》^[95]和《符号学原理》^[96]等,这表明巴尔特最初是以文学理论家和符号学家的身份出现在英美学界。这些译作在英美学界迅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英美学界巴尔特研究的全面展开。进入七十年代后,巴尔特显然已经成为英美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英美学界迎来了巴尔特作品译介活动的第一个高峰期。在这一时期,更多的巴尔特作品被译介进来,如《神话集》^[97]、《批评文集》^[98](Critical Essays)、《符号帝国》^[99]、《S/Z》^[100]、《文之悦》^[101]、《图像—音乐—文本》^[102](Image-Music-Text)、《埃菲尔铁塔和其他神话》^[103](The Eiffel Tower and Other Mythologies)和《恋人絮语》^[104]等,其中《罗兰·巴尔特自述》^[105]几乎是在出版后的第一时间便被译成英文。这些作品的译入更加全面地补充了前期的巴尔特译介工作,并且使得英美学界能够密切关注巴尔特学术发展的新动向。进入八十年代后,英美学界的巴尔特译介工作更加全面地展开,巴尔特去世后由他人整理出版的作品也被翻译成英文,比如《音粒:1962-1980访谈录》^[106](The Grain of the Voice:Interviews 1962-1980)、《形式的责任:音乐、艺术和表征批评文集》^[107](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ms:Critical Essays on Music,Art and Representation)。紧随其后的《语言的音粒》^[108](The Rustle of Language)和《符号学历险》^[109](The Semiotic Challenge)两部作品被翻译出版,更为全面地补充了英美学界已有的巴尔特译介成果。九十年代之后,英美学界新译的作品是《事件》^[110](Incidents),与此同时还展开了部分作品的重译活动。在这一时期,法国学界的巴尔特研究成果也陆续被翻译成英文,具有代表性的如路易-让·卡尔韦(Louis-Jean Calvet)的《罗兰·巴尔特传》^[111](Roland Barthes:A Bibliography)出版后很快便被译为英文并出版。这本书“介绍了他(巴尔特)作为思想家的一面,更根据大量的书面资料及亲朋好友提供的见证材料生动具体地描写了他鲜为人知的普通人的一面;它不但记述了巴尔特思想的主流,而且揭示了那些因为转瞬即逝而可能会被一般读者忽视的细小的思想浪花,从而使我们接触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112]。这部著作弥补了前面两部著作中缺少关于巴尔特的生平和生活介绍的不足。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英美学界对于巴尔特作品及时、全面和迅速的翻译工作,不仅使得英美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在推动巴尔特及其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这些译介活动中不乏译者或出版商等个体选择的行为,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研究旨趣和商业利益的影响,这使巴尔特在英美学界的译介工作并不系统,而且不同译者的译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困扰了英美学界的巴尔特研究。

(二)专著类

英美学界在积极展开巴尔特作品的译介工作的同时,还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工作。这首先表现为传记类的研究和论文集的编选。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英美学术界最早介绍巴尔特及其思想的专著,应属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巴尔特文选》^[113](A Barthes Reader)。这本集子是巴尔特主要代表作的选编,集中展示了巴尔特学术生涯中的标志性作品及其思想。桑塔格为这部集子所写的序言,也已经成为后人研究巴尔特的重要参考资料。美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撰写的《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14],是一部关于巴尔特其人及其思想的导引性著作,作者分别从多才多艺的人、文学史家、神话学家、批评家、符号学家、结构主义者、享乐论者、作家、文士等方面对巴尔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有助于学界全面接触和认识巴尔特及其思想。这一类的研究还有弗里德曼(Freedman)等人发表的《罗兰·巴尔特:传记式的学习指南》^[115](Roland Barthes:A Bibliographical Readers Guide),较为浅显地介绍了巴尔特及其思想,但与前两部专著相比,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较为有限。新世纪以来,为了满足英美学界迅速发展的对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的需要,陆续出现了一些论文集,具有代表性的有奈特(D.Knight)选编的《罗兰·巴尔特批评文集》^[116](Critical Essays on Roland Barthes),便于学界较为集中地掌握巴尔特及其思想的研究情况。紧随其后,盖恩(Mike Gane)等人在做了大量收集整理工作的基础上,出版了论文集《罗兰·巴尔特》^[117](Roland Barthes)三卷本,并将这些巴尔特研究的评论性文章按主题进行分类。这部集子较为全面地反映出英美学界的巴尔特研究的前沿动态,为后来的巴尔特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

鉴于巴尔特思想具有繁复多变的特点,英美学界不少学者尝试从巴尔特的某一作品或者是某一思想关键词来阐发巴尔特的思想。如南希·肖克罗斯(Nancy M.Shawcross)在其著作《罗兰·巴尔特论摄影》^[118]中研究了《明室》对摄影研究的重大影响,展示了巴尔特对于摄影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尤金·西蒙(Eugen Simion)在他的著作《作者归来》^[119]中,质疑了巴尔特的“作者之死”观,反对二十世纪有些批评家坚持作者的生平与作品无关,并进而否认作者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的做法,尤金·西蒙强调作家的生平深刻影响到他的作品,呼唤“作者归来”。此类著作还有安德鲁·布朗(Andrew Brown)的《罗兰·巴尔特:写作的形象》^[120],安妮特·拉弗斯(Annette Lavers)的《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及以后》^[121],史蒂文·昂加尔(Steven Ungar)的《罗兰·巴尔特:欲望之教授》^[122]和玛丽·怀斯曼(Mary B.Wiseman)的著作《罗兰·巴尔特的狂喜》^[123]等,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深入展开巴尔特思想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过,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研究的专著并不多见,只有昂加尔等人的著作《文化中的符号:罗兰·巴尔特在今天》^[124],集中研究了巴尔特的文化符号学思想,填补了英美巴尔特文化符号学思想研究的空白。

虽然英美学界的巴尔特研究成绩卓越,但围绕巴尔特符号学思想展开的研究并不多,这种不足在符号学研究的相关作品中得到一定的弥补。T.霍克斯(Terence Hawkes)在他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125]一书的第三章中,辟专节来讨论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他简要分析了巴尔特从第一部作品《写作的零度》到后期的《符号帝国》等作品中所体现的符号学的分析方法。理查德·麦克赛(Richard Macksey)等主编的《结构主义者的论战——批评的语言和人的科学》^[126]一书,收录了一些重要的结构主义理论家的文章,其中包括巴尔特的《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和《讨论:巴尔特—托多罗夫》两篇文章。马歇尔·布朗斯基(Marshall Blonsky)主编的《论符号》^[127]收录了艾柯、雅各布森、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等多位理论家有关符号的论著,并将它们分为关于符号、理解符号的意义和生活中的符号这三部分,前两部分中都选录了巴尔特的代表作。此外,西比奥克的著作《符号:符号学入门》^[128]也介绍了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这些著作对于阐释和推广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特别是他的符号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期刊文章类

近年来,英美学界的学术期刊上关于巴尔特研究的文章不断得以发表,根据它们的研究视角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围绕巴尔特思想中某一个关键词展开的研究,如:斯莱维·洛特瑞格(Slyvère Lotringer)在《阿戈—注释:罗兰·巴尔特的“文本之旅”》^[129]中研究了巴尔特的文本观,又如劳伦斯·D.克里兹曼(Lawrence D.Kritzman)在《罗兰·巴尔特:欲望的文本和性别的问题》^[130]一文中,分析了巴尔特的思想,尤其是他在晚期作品中关于“身体”和“性别”等问题的思考,等等。另一类则是围绕巴尔特的某部作品展开的研究,如罗伯特·米克利兹(Robert Miklitsch)在《区别:罗兰·巴尔特的文本的快感,快感的文本》^[131]中,集中研究了巴尔特的后期代表作《文之悦》,达纳·B.波伦(Dana B.Polan)在《罗兰·巴尔特和变化的形象》^[132]中研究了《S/Z》带给电影研究的启发,等等。在这些研究中,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自然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并且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往往和上述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哲学关键词纠缠在一起,如保罗·德·曼(Paul de Man)曾撰长文论述《罗兰·巴尔特和结构主义的局限》^[133],尼古拉斯·赫克尔(Nicholas Huckle)则在《论表征和存在:巴尔特与海德格尔》^[134]中对巴尔特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整体而言,英美学界期刊中关于巴尔特的研究更集中于思想的局部或个别作品的研究,其中与符号学相关的研究多是以比较研究的形式出现,缺乏对巴尔特思想本身的系统研究,而这正是进行有效的跨学科和交叉研究的保证之举。

(四)学位论文类

随着评论界对于巴尔特的关注不断升温,巴尔特及其思想也成为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来源。在PQDD学位论文系统中,以“Roland Barthes”为指令进行搜索,可发现少数具有代表性的英文硕士论文文献,如古兹(Marta Aleksandra Guzy)在题为《什么是艺术?贡布洛维奇、艾柯和巴尔特论艺术和文学》^[135]一文中,通过比较分析贡布洛维奇、艾柯和巴尔特等人关于艺术和文学的作品,研究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艺术,主要涉及巴尔特的“神话”思想。桑德斯(Julia Elaine Saunders)^[136]则主要运用姚斯、艾柯,特别是巴尔特等人的读者反映批评理论,研究了批评界和公众对于莱辛的作品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的原因。此外,博斯^[137](Dev Bose)在其论文中提及了巴尔特的新媒体研究,而艾-希可^[138](Tammer El-Sheikh)在论文中则涉及巴尔特文化视野中的意指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对巴尔特思想自身没有充分重视。马丁^[139](Machael Denny Martin)则在其硕士论文中借鉴巴尔特的“神话学”思想对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作品进行研究,发现赖特展示了在一个语言系统所制造的文化“神话”中的生活。总体而言,这些硕士学位论文更加注重对巴尔特的艺术、文化和文学思想中的某个具体观念的实践运用,却缺乏针对巴尔特的思想展开的研究。可以说,英美学界的硕士论文中的巴尔特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虽然硕士论文中的巴尔特研究显得不足,但是这在博士论文研究中得以弥补。在PQDD学位论文系统中,以“Roland Barthes”为指令共得到五十余篇论文,鉴于相关度的考虑,再次以“Roland Barthes”为标题进行检索,则得到五篇英文博士论文。根据研究方式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以博士学位论文的方式呈现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总体上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关于巴尔特的某个思想或观点展开研究,并最终将其应用于解决其他问题。这种文章的数量很少,比较典型的有萨博^[140](Craig Jonathan Saper)的博士论文,它从心理、哲学等角度分析了巴尔特在《符号帝国》中所创造的一种叫作“创造—旅行”(invention-tourism)的文类,并提倡将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运用到电化教学中,然而却未曾提及这本书中的符号学思想。沙伊^[141](Timothy Jon Scheie)的博士论文集中于巴尔特思想中的戏剧、符号学思想与“身体”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了戏剧、身体、符号和意志行为研究在巴尔特多变的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了巴尔特的思想对于戏剧中的“身体”问题研究的意义。

第二,关于巴尔特与他人思想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在有关的巴尔特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占据了主流。比如,弗格森^[142](Jeanine Carol Ferguson)在其论文中比较研究了本杰明和巴尔特关于摄影的批评性文章,而卡伯特^[143](John Bruce Culbert)则通过比较分析巴尔特等三人的作品,研究了二十世纪法国的文学、游记和民族志等,从中挖掘出法国文化中权力的重构。这类文章数量较多,通过与不同人的思想进行比较,更加彰显了巴尔特思想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过,这些研究对于巴尔特思想自身的关注又显得不够。

第三,关于巴尔特的某个思想或观点的实践运用研究。这类文章表明了巴尔特思想在多个领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文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如塔托尼(Igina Tattoni)的博士论文《托马斯·沃尔夫小说中的变革趋势》^[144]。它以巴尔特的“语言观”为理论基础来研究沃尔夫小说的“新小说”要素或者革新手法。在奥—法赖斯(Assem Al-Faress)的博士论文《比较文学与互文性:现代欧洲和美国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145],则聚焦于巴尔特的《作者之死》和《S/Z》中所体现出的作者观和文本观,论证了“互文性”才是后结构主义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等等。这些文章侧重于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实践运用及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分析。在文化领域中,巴尔特的名字又常和“艺术”、“流行”纠缠在一起,如梅尔茨(Eve Meltzer)的博士论文《超越文字的艺术:概念主义、结构主义和信息世界之梦》^[146]。它在结构主义视野下研究视觉艺术,深受巴尔特等人的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此外它还常常出现在关于摄影^[147]、服装^[148]、饮食^[149]等文化活动的研究中。此外,鉴于《符号学原理》在西方学界影响深远,这本书中的符号观和巴尔特的文学、文化符号学研究,也常成为学位论文选题,比如马德奈斯(William Anthony Marderness)的博士论文《怎样读神话和神话般家乡叙事的个案》^[150]中运用巴尔特的“神话”符号学思想来研究文学叙事,苏珊·M.卡帕索(Susan M.Capasso)的学位论文《佛罗伦萨夜莺的形象:巴尔特的符号学框架在护士注册材料描写分析中的运用》^[151],则颇富新意地运用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方法来分析护士的注册制度,等等。

从目前来看,英美学界关于巴尔特研究的学位论文选题更加侧重于巴尔特与他人的思想的比较研究,或者是巴尔特思想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实践运用,以巴尔特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却较为少见。对于巴尔特思想本身的充分认识和正确理解,必然是相关的比较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