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的早期大众文化研究

巴尔特的早期大众文化研究,是指巴尔特在使用符号学方法之前,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哲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对广告、报纸和新闻报道中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所进行的意义分析。这些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些现象进行“再政治化”以展示其被“去政治化”的过程,揭露这些文化现象的本义和它们所负载的意义之间的不对等性,挖掘这种意义的不对等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根据研究重点和方法上所表现出的不同,巴尔特的早期大众文化研究大体上可分为政治性色彩浓厚的一类、审美意识明显的一类和政治性和审美意识兼具的一类。

第一类文章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们的目的在于剖析这些现象中所隐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揭露资产阶级将其意识形态假扮成自然从而稳定其社会秩序的做法。如《罢工的使用权人》是关于《费加罗》报纸的记者对待罢工的态度的分析。这个记者将罢工描写为一件可耻的事情,因为它扰乱了自然的、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市民的合法生活。巴尔特从中发现被冠之以自然的、市民的、正常的东西,实则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记者通过这种“偷梁换柱”的表述方式,将阶级的放大为普遍的,将人为的放大为自然的,他借用“市民的合法性”将资产阶级的利益变成了所有“市民”的利益。通过在道德和逻辑上制造混乱,资产阶级将本阶级的意识冠之以自然的外衣,将政治秩序和自然秩序混淆,它强调所有人都有责任来护卫现行的社会制度,并宣布所有对现行社会秩序不利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这样便使得镇压罢工从而维持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秩序,成为一个不容置喙的“现代神话”。

在《明见之士》一文中,巴尔特论述了女性专栏信箱(爱心信箱)表面上是对女性的关爱之举,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可恰恰是这一举动,却展示了女性所面对的残酷现实。这种专栏信箱在歌颂资产阶级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和帮助的同时,也彰显了现实生活中女性常常受到来自男人世界(父亲、丈夫、奸夫、负心汉)的威胁。然而,作为对抗男人的攻击、抛弃和伤害的社会符号,信箱却让女性要么保持缄默,以牺牲的形式将这些伤害“圣洁化”,要么是让她们与女伴同心协力工作,将所受的“挫败”转化为一种更纯粹的“自由”。这些都不过是服从、适应或与男性世界妥协的不同形式。巴尔特极具讽刺意味地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用于拯救和保护女性的爱心信箱,比任何形式都明确地指出了女人作为寄生人群的身份,而她们的寄主则是现实中的男性。爱心信箱借助于女性救助者的形象,将女性更加牢牢地束缚住。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咨询者却在帮助资产阶级社会营造一种墨守成规的道德观。女人在女性咨询者这里寻求道德上的放松和解放,但事实上却是更加稳定了当时社会构成的信条,更加强化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大众的控制。巴尔特在资产阶级社会对女性的帮助中,看到的正是隐藏在其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

第二类文章更侧重于对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事物的审美性解读。巴尔特通过剖析某些大众文化现象中的象征意义,揭示了从事物的本真意义到人们所理解的意义的转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意义所发生的变化。这类文章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成分较少。比如在《葡萄酒与牛奶》中,巴尔特分析了对于法国人而言,葡萄酒所具有的特殊的文化和心理意义。它是“一种图腾式的饮料,相对于荷兰母牛的奶,或英国皇室仪式般饮用的茶”^[11]。葡萄酒是法国文化的代名词,它是法国人集体的道德基础,也是法国精神和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在对葡萄酒的分析中,巴尔特更加侧重于从社会的、心理的和审美的角度来分析意义的发展变化。再如在《巴黎不曾淹水》中,巴尔特说他从1955年的水灾中解读出了节庆的元素,因为洪水让生活变得不同寻常,它不仅使日常景观因为走样而显得奇特,而且彻底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对于日常风景的一般印象,从而带给人们更多新鲜的视觉效果和新奇的心理感受。比如,“乘船去杂货店,神父搭小艇进教堂,一家人坐独木舟去采购粮食”^[12],这些都不禁让人联想到《圣经》里的诺亚方舟和威尼斯的水上宫殿。水灾所造成的日常生活模式的断裂,带给人们更多的审美感受。在这篇文章中充满了情趣和审美体验,很难见到政治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影子,巴尔特也一改咄咄逼人的批评语气,而是充满审美情趣地来解读法国文化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尽管它们不涉及虚构性、欺骗性和意识形态性,但是都涉及从直接的字面意义到含蓄的心理的审美意义的转化。从这一点上看,它们无疑与第一类文章是相通的。

第三类文章是前两类文章之间的中间地带,它们兼具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审美感受的描述,但巴尔特仍然坚持透过事物的表层意义来审视事物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剖析这两种意义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转变,并从心理的、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等不同角度来阐释意义变化的内在动因。如《蓝色指南》本身是一系列详细而又具有权威性的旅游指南,它非常注重艺术和建筑,并强调从历史和环境的角度对这些艺术加以阐释。然而,作为法国中产阶级文化的产物,《蓝色指南》系列体现了资产阶级用文化掩盖对金钱和利益的追求,它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乔装为一种流行、一种时尚、一种自然,悄无声息地吞噬了一切阶级。比如,它将旅游描述成一种省力的调节方式,并赋予步行一种似乎可以提升道德的功能。可是,除了它的实用功能和审美价值外,《蓝色指南》还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巴尔特批判了隐匿于《蓝色指南》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揭露了资产阶级所制造的流行时尚的欺骗性本质。

巴尔特的早期大众文化研究的成果大体上可以归为上述三类。从它们的写作时间来看,巴尔特最初侧重于从心理的、社会的角度来剖析大众文化现象中的引申意义和深层意义,比如《摔跤的世界》《哈尔古的演员》《肥皂剂与清洁剂》等文章。后来,巴尔特的研究逐渐向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到了《罢工的使用权人》《失去的大陆》《人类的大家庭》等文章,巴尔特几乎将主要精力都放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上。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这三类文章几乎都涉及直接意义和含蓄意义之间的关系,只是处于第二层级的含蓄意义表现为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审美的等不同形式。从根本上看,它们都是通过利用、改造,甚至扭曲本意来达到影响并控制受众的目的,只是政治色彩的强弱不同。在这些分析中,巴尔特并没有直接使用符号学方法,但是他对意义的关注和对意义变化的分析,使这些研究与他的符号学理论之间存在必然的共通之处,这也似乎预示了巴尔特后来在符号学视角下进行大众文化研究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