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众文化研究概述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类型，是随着经济运作的市场化、生产技术的机械化、社会生活的都市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而逐步出现的。西方大众文化就是随着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并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西方，与“大众文化”对应的英语词汇有两个，即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mass culture表述大众文化。在他们看来，mass有“乌合之众”的意思，并将“大众”视为固定不变的、单质的群体，或者说是“没有鉴别能力”的一群“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受工业巨头主宰的、被动的、无助的乌合之众”，^[1]mass culture是一种为平民准备的低等文化，这反映了文化精英人士对大众文化的蔑视。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iams）以“popular culture”表述大众文化，认为popular一词不含贬义。威廉斯重视平民及一般人的能力，并在肯定意义上使用“大众文化”，相信大众文化是民众为自己创造的东西，体现了他对大众文化的宽容态度。后来，美国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又提出应当用mass culture，而不用popular culture来称呼大众文化，因为popular含有流行、通俗、庸俗之义，popular culture多译为“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它更强调了一种被普遍喜欢和热烈追随的“进行”时态。^[2]其实，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是不一样的，两者都具有一定的民间性质和通俗性，但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与文化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紧密相连；通俗文化则是早就已经存在的文化形式。现代社会中，人们通常用mass culture而不用popular culture来指称大众文化。

明确提出大众文化并进行深刻讨论，当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该学派确立的批判传统历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理论基础。阿多诺、霍克海默及本雅明等人是该学派较早对大众文化开展研究的学者。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被异化的文化，是一种工业，是一种市场化的运作，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配方程序制造出来的，它以商业原则取代艺术原则，以市场要求取代精神要求，因而，大众文化产品是平庸的、雷同的、千篇一律的。大众文化不仅在形式、语言上表现了模式化、统一化，而且在内容上单质性地对现存社会进行肯定，用虚假的统一性来掩盖社会矛盾，具有欺骗性，丧失了自主的性格，完成不了“颠覆”“否定”和“救赎”的使命。大众文化借助于大众传媒而流行于大众之中，操纵着社会大众的思想和心理。在这种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下，民众丧失了自身的判断力，成为一种被动的文化消费者。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这一文化工业持敌视、忧虑、坚决批判的态度，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们的大众文化理论被称作“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他们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是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历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理论基点，影响深远，为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大众文化禁锢人们的思想，统一规划人们的行为，使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成为“单面人”。文化被当作产业推广，当大众在不知不觉地或麻木地享受文化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的同时，统治阶级也就在不经意间或毫不费力地达到控制大众的思想的目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把大众文化视为对大众的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形式。“人类之间最亲密的反应都已经被彻底物化了，对他们自身来说，任何特殊的观念，现在都不过是一种极端抽象的概念：人格所能表示的，不过是龇龇牙、放放屁和煞煞气的自由。在文化工业中，广告已经取得了胜利：即便是消费者已经看穿了它们，也不得不去购买和使用它们所推销的产品。”^[3]霍克海默1942年在与洛文塔尔的通信中讨论了“大众文化”这个概念，认为它是借助大众传媒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使用“文化工业”一词替代“大众文化”，所谓的文化工业是指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即现代大众文化。马尔库塞称大众文化为“肯定的文化”，“所谓肯定的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按其本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文化”，^[4]它的根本特征在于认可普遍义务、永恒美好和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更有价值的世界：这是一个根本不同于日常生存竞争的实际世界的世界，但可以由每一个追求自我的个人从“内心”而无须改造现实状况加以实现的世界。不对现存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出任何异议，使工人阶级看不到自己的客观利益，瓦解其反抗意识，在虚假的工业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下，大众无意识地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指出，肯定的文化是一种使人丧失了批判和否定能力的单向度文化。“对于大众文化来说问题在于，它并不真是大众的，与其说它是人民创造的，不如说它被用来欺骗人民，它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并潜在地是集权主义的。”^[5]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从精英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大众文化整体上是一种大杂烩，是向大众提供一种“虚假需要”的文化工业。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这种大众文化概念，倾向于突出大众文化对于个性的否定性作用，认为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作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从而对其采取否定的或批判的态度。^[6]对大众文化、大众媒介持悲观、激进的批判态度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特色，该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局限在意识和精神领域，其理论缺乏充分的实证依据，这也成为它的一大缺陷。

20世纪中叶，出现了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等文化学者为代表、以为大众文化辩护为特征的英国伯明翰文化学派（Birmingham School），这成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霍加特、威廉斯被视为“平民主义”立场的奠基者。1964年，霍加特与威廉斯等人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创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CCCS），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大众文化与大众日常生活。伯明翰文化学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著作，如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年）、《漫长的革命》（1961年）及E·P·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

英国伯明翰文化学派的新文化理论认为，大众文化是社会统治集团通过精神和道德领导的手段，赢得被统治群体赞同而产生和形成的文化，是社会被统治群体的反抗力量与社会统治集团的“兼并”力量之间斗争的场所。霍加特的贡献主要在于把文学批评的方法应用于通俗文化，把流行音乐、通俗期刊等大众文化现象都作为文本来加以分析，为早期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范例。更为重要的是，霍加特同时采用社会学、政治学与文学批评的跨学科多维视角对文化现象进行研究，至今仍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一书中，威廉斯考察了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追溯其意义的历史流变，引领人们了解英国当代的文化与社会。他指出，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不是由民众而是由其他人来确认的，并且它仍然包含两重旧有意义：下等作品（与不同于通俗大学、通俗出版物的精致出版物相比较）；意在赢得青睐的作品（有别于民主杂志的那些通俗杂志和通俗娱乐节目）。它还有很多人所喜欢的更现代的含义，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与较早含义有重叠。大众文化的近期含义是指民众为他们自己实际地制作的文化，这不同于所有那些含义。它经常被用来代替过去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但这也是现代强调的一种重要含义。^[7]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强调了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把文化从高雅文化的定义中解放出来，将大众文化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

霍尔在《解构“大众”笔记》一文中以社会关系作为大众文化的起点，“在向农业资本主义转变的漫长阶段，以及其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劳动阶级和穷人的文化中或长或短地持续着斗争”。^[8]在霍尔看来，“大众”往往成为社会“改革”的对象，要求其符合统治阶级的最大利益。霍尔注重从社会关系来定义“大众文化”。霍尔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编码/译码理论”（encoding/decoding theory），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霍尔在1973年所撰写的《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译码》（Encoding＆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堪称文化与传媒研究中一篇至关重要的文献，打破了美国传媒研究的模式，为电视的文本研究及电视受众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一个符号学的范式。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道雷认为《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译码》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西方文化研究的新起点：“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文化研究从利维斯左派、‘悲观的’马克思主义、美国传媒模式及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脱颖而出的奠基时刻，那恐怕就是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译码》的发表。”^[9]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以霍加特和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致力于发掘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更加关注受众对大众传媒、大众文化的意识能动作用，认为大众有一定的选择能力和批判能力。大众文化完全可能在观众的能动观赏中抵消可能的消极作用，转而呈现出积极的社会效果。这样，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站在平民的立场，极力为大众文化辩护，坚持把大众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研究联系起来，接受、研究与提高大众文化，强调文化是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它们存在于我们的所有社会实践中，并且认为大众文化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具有沟通、交流及促进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积极功能。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贡献是巨大而影响深远的。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伯明翰学派的影响扩展到西方其他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为许多新兴研究，尤其是为当代生活及文化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新概念、新方法及新的理论思路，使素以实证主义闻名的美国传播研究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景象。在伯明翰学派，特别是威廉斯和霍尔的影响下，西方的一些学者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大众文化研究，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学派。

英国社会学家斯特里纳蒂在其1995年出版的《大众文化理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一书中，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英国桑德兰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斯道雷教授在其2001年发表的《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中，谈到了什么是通俗文化及定义通俗文化的各种不同的方法，并提供了对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关系的详尽理论分析和批评评论，也提供了对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之间关系本质的分析和评论，从两个方面对当前通俗文化研究的讨论做出贡献，并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战后大辩论进行论述。^[10]

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约翰·费斯克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大众文化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提出的著名观点“大众文化就是日常生活”（popular culture is everyday life）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经典名言。费斯克不同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持有的大众文化观，认为大众文化是来自人民的文化，是人民群众积极创造的他们所需要的一种民间文化。他对大众文化始终持一种乐观的“积极参与”和“大众化”的态度，把大众文化称作“日常生活”的文化。1978年，约翰·费斯克与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合著了《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1989年，费斯克完成了他的两部姊妹著作《解读流行》（Reading the Popular）与《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他对大众文化的新思考，被视为当代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拓荒”之作。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费斯克提出了“两种经济”的大众文化理论。所谓“两种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费斯克以电视为文化产业的例子阐述了他的两种经济理论，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发行在这两种平行且共时的经济系统之中，其中金融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文化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11]费斯克的主要理论贡献就在于发现观众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化工业的产品，而是具有不容忽视的“辨识力”和创造力，他们在接受大众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生产和流通着各种“意义”，这种由大众主动参与的意义的生产和流动就是大众文化。因而，文化工业产品是否具有高雅文化所赞许的艺术品质无关紧要，大众不只是在消费文化商品，也是在利用和改换它。文化产品不只是消极接受的对象，更是人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12]费斯克指出，“大众文化是大众在文化工业的产品与日常生活的交界面上创造出来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它产生于内部或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13]。

加拿大社会学家麦克卢汉（Marshal McLuhan）1964年推出了他的《理解媒介》，对大众传媒在当代世界的迅速传播及其后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提出的“媒介即信息”（themedium is themessage）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媒介的本质是信息，而不是信息的载体。他对于技术本体的敏感使人类认识到媒介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后现代主义者詹姆逊认为，大众文化是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产物，是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本表征，具有无深度、无中心、无终极、无历史等后现代特征。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詹姆逊始终坚持用辩证的态度对待大众文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不仅仅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所诟病的压迫性质，同时也具有乌托邦性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Hegemony Theory）也对大众文化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赤裸裸的压迫和支配的关系，霸权是要去争得一种领导地位，它要求赞同，但并非不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它需要遏制对立面，但并非要去剪除对立面。因此，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的内容是由统治集团获得霸权的努力和被统治集团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共同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不再是法兰克福学派强加于人的政治操纵文化，也不是利维斯主义社会衰败和腐朽的标志；不是文化主义某种“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东西，也不是结构主义一种将主观性强加给某些被动主体的含义机器；而是一个经由谈判和斗争达到妥协的动态领域，是一个支配与抵抗之间的力量不断调整、趋于平衡的过程。葛兰西将霸权的观点用于大众文化的研究，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大众文化既不是被统治者操纵的文化工业，也不是社会大众自发产生的文化，它同时却又似乎兼具它们的某些特征，是“意念与反意念之间‘谈判’所产生的混合体；是一种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产生的，既是商业化的，又是真实化的文化”。因此，大众文化被看作“斗争”与“妥协”共存的文化、“强加”与“自发”兼具的文化。^[14]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学说既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又有别于强调经济基础的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它充分强调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更强调文化自身的功能。在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学说被视为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学说之一。^[15]

总之，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各个学派从不同的视角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入而又颇具特色的分析，从而构建了大众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也深化了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