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研究现状

国内最早的巴尔特研究,始于巴尔特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如此算来,我国的巴尔特研究已有逾三十年的历史。从早期零散地、好奇性地译介巴尔特的作品,到后来整体性地译入巴尔特的著作并开始尝试性地研究他的作品及思想,到今天理性地反思和质疑巴尔特的学说和观点,我国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从研究性质和形式上看,国内现有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主要分为译介类、专著类、期刊文章类和学位论文类四种。

(一)译介类

关于巴尔特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国内学者张晓明^[20]进行了详尽而系统的总结和梳理,他的研究为国内学界认识巴尔特及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由他的研究可见,巴尔特首先是以结构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学界,国内对巴尔特的介绍最早出现在一些介绍结构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哲学类文章^[21]和一些文学结构主义的介绍性文字中。袁可嘉先生1979年发表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22]一文和李幼蒸先生翻译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一书中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研究部分,都对巴尔特的结构主义文学思想有所介绍。国内以专门介绍巴尔特为目的的文章,应属罗芃1980年发表的《纪念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罗兰·巴尔特》^[23]一文,它发表于巴尔特逝世一周年之际,对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巴尔特的思想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填补了当时国内巴尔特研究的空白。上述这些研究成果,可看作是国内学界对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的预热活动,紧随其后便是有关巴尔特作品的译介活动。国内第一次翻译巴尔特的作品,可追溯到1980年袁可嘉先生在《文艺理论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结构主义——一种活动》^[24]一文,这是国内第一次直接译入巴尔特的作品,主要是介绍巴尔特关于结构主义的研究。直到1984年《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25]的中译本问世,这才是“国内知识界第一次真正以译介巴尔特为目的而进行的独立完整的翻译”^[26],它使得国内学界开始接触到巴尔特的叙事学思想。在当时国内研究资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两篇译文使得巴尔特出现在国内学术界的视线内,因此显得尤其可贵。不过从中也可看出,受当时时代学术背景的影响,对于巴尔特作品的译介活动主要集中于他的结构主义研究和文学思想。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国内学界迎来了巴尔特作品译介活动的第一个小高峰,期刊上开始陆续刊登巴尔特的文章和作品节选的翻译。“从1987年到1991年,《外国文学报道》《上海文论》《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等与外国文论研究密切相关的杂志相继发表了二十余篇巴尔特作品的译文,其中尤以《外国文学报道》和《上海文论》两家上海的文学期刊为主。”^[27]这些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使得巴尔特思想中的诸多闪光点在国内学界迅速传播开来。然而受到文章篇幅所限,巴尔特思想的丰富内涵难以得到全面的呈现。所幸的是,这一缺憾在后来的巴尔特著作的译介活动中有所弥补。应国内学术研究发展之需,学界展开了对巴尔特作品的完整译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符号学美学》^[28]、《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29]、《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30]、《罗兰·巴特随笔选》^[31]、《符号帝国》^[32]、《批评与真实》^[33]和《神话——大众文化诠释》^[34]等作品。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内容上来看,这一阶段的巴尔特译介研究都实现了较大突破,这有力地推动了巴尔特及其思想在国内的传播和相关研究的展开。不过,这些译介活动普遍缺乏系统性,巴尔特的某些作品如《符号学原理》被重复翻译,而他的后期著作却没有及时译入,从而难以呈现巴尔特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全貌。即使是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也在术语使用、翻译风格上存在较大差别,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内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巴尔特作品的翻译工作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这具体表现为期刊文章中对于巴尔特作品的译介显著减少,而多角度的、深入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却成为学界的主要活动。同时,巴尔特作品的翻译活动更加全面系统,具有代表性的译作有:《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35]、《S/Z》^[36]、《明室》^[37]、《文之悦》^[38]和《罗兰·巴特自述》^[39]等。随着巴尔特晚期作品的陆续译出,国内学术界迎来了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的迅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应国内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发展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提高巴尔特作品的译介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和一致性,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选了“罗兰·巴尔特文集”,共包括10卷共12本。这套丛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它将巴尔特在中国的传播带入了新阶段。

除了积极译介巴尔特的作品和思想外,国外巴尔特研究的成果也不断被译成中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研究性作品《罗兰·巴尔特》^[40](Roland Barthes)、路易-让·卡尔韦(Louis-Jean Calvet)的传记性研究《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41](Roland Barthes:A Bibliography)和铃村和成的研究性作品《巴特:文本的愉悦》^[42]等。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巴尔特及其思想在英美、法国、日本等国家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为国内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此外,学界在对国外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文学理论等领域的资料的译介中,也涉及对巴尔特思想的介绍。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中国学界对巴尔特的介绍便出现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作品的翻译中。比如,李幼蒸先生翻译的比利时哲学家布洛克曼(J.M.Broekman)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43](Strukturalismus:Moskau-Prag-Paris)一书,着重墨阐述了巴尔特在文学批评和符号学领域中的重要贡献。学者尹大贻翻译的伊·库兹韦尔(Edith Kurzweil)的《结构主义时代: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柯》^[44](The Age of Structuralism:Lévi-Strauss to Foucault)一书,强调了巴尔特在结构主义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同年,刘豫翻译的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的《文学结构主义》^[45](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一书,也充分说明了巴尔特作为“文学结构主义者”的身份和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巴尔特的某些文章和作品的中译本,比如《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写作的零度》等还被收录到国内一些重要的西方文艺理论的教材中,如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46]。伴随着这些教材的推广和使用,巴尔特思想在国内学界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一方面说明了八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对于文学结构主义的重视,凸显了文学、结构主义在巴尔特思想中的重要性,同时还说明了当时国内学界尚未完全认识到巴尔特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由上述分析可见,国内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的译介活动由零散性、局部性和附属性的研究,逐渐发展为当今的系统性、整体性和独立性的研究。它们为国内学术界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途径去认识和研究巴尔特,促使国内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逐步升温。因此,我国学界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

(二)专著类

到目前为止,国内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学者汪民安的《罗兰·巴特》^[47]和项晓敏的《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罗兰·巴尔特美学思想研究》^[48]这两部。学者汪民安的《罗兰·巴特》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巴尔特其人、其作品以及其思想的作品。该书从巴尔特的生平事迹和学术背景到巴尔特的主要作品及代表性思想,再到对巴尔特思想价值的中肯评判,都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本书对于国内巴尔特及其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这部著作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这虽然能够较清楚地展示巴尔特思想的发展过程,但对于解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却显得有些单薄。因此,这部作品在以编年史的方式呈现巴尔特思想发展过程的同时,却没有能够深入研究巴尔特的思想体系。相比而言,学者项晓敏的《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罗兰·巴尔特美学思想研究》一书,则集中研究了巴尔特的文艺美学思想,深入挖掘了巴尔特的零度写作、符号学、神话学和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等,体现了巴尔特“对审美主体人道主义和人的自由存在的终极关怀”^[49]。这部作品有助于学术界全面认识巴尔特的文艺伦理思想。然而,受其研究目的所限,这部著作主要集中于巴尔特的文艺美学思想,没有探讨巴尔特的文化研究,难以反映巴尔特思想的全貌。由此可见,国内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期刊文章类

虽然国内专著类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并不令人满意,但是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被期刊文章类的学术性研究所弥补。以罗兰·巴尔特为关键词在学术期刊网上进行搜索可以发现,近年来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的期刊文章激增,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全面、丰富,文章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可见,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正在成长为学术界新的关注点。

从时间分布上看,1990年以前仅有寥寥数篇关于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的文章发表,主要集中在《外国文学评论》、《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法国研究》等刊物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李廷揆的《略述罗朗·巴尔特的符号学》^[50]和易江的《罗兰·巴尔特的语言哲学》^[51]较为集中地研究了巴尔特的语言哲学思想和符号学理论,耿幼壮^[52]、戈华^[53]和程代熙^[54]等学者更为关注巴尔特的“写作”理论、“本文”理论和“结构主义”文艺观等文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学者张隆溪发表的《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55]一文,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符号的游戏”“从作者到读者”和“激进还是虚无”等方面探讨了巴尔特文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解构主义思想。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这是国内最早进行巴尔特解构主义文学思想研究的文章。在当时普遍重视巴尔特的结构主义文学思想的情况下,这篇文章无疑具有开拓性的价值。由上述分析可见,国内学界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才从译介性的巴尔特研究逐渐过渡到学术性的巴尔特研究上来。虽然个别学者率先发现了巴尔特思想中的符号学的、解构主义的因子,然而受当时文学结构主义研究大潮的影响,学界对于巴尔特的定位主要是一位文学结构主义者,所以相关研究也多从这个角度展开。

从1991年到2000年,关于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的文章增至三十余篇。除了数量上的变化之外,巴尔特研究的文章总体上还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巴尔特的文艺美学思想仍然是关注的焦点,包括“作者之死”^[56]、“文本”理论^[57]、“文学语言”观^[58]和“写作”观^[59]等论题在内,这类研究占据了这一时期巴尔特研究的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次,巴尔特的后期作品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线,尤其是《恋人絮语》^[60]、《符号帝国》^[61]和《罗兰·巴尔特自述》(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62]等作品,围绕它们所展开的研究成为新的科研增长点。再次,关于巴尔特结构主义思想的研究也占了不小的比例,如学者杜卫^[63]和王允道^[64]都曾深入研究巴尔特思想中的结构主义因子及其价值。此外,学者冯寿农^[65]等还开始关注巴尔特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哲学立场的变化。由上述这些特点可见,在这一阶段,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逐渐进入学界的中心地带,学界在继续推进巴尔特的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和结构主义文艺学研究的同时,还兼顾到巴尔特后期作品的评价。不过,这些研究在研究内容和角度上仍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缺少对巴尔特的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等方面的关注。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关于巴尔特思想研究的期刊文章在数量上已经过百,相关研究从不同层面和多个角度展开,可以说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的焦点话题。与以前的研究相比,这一阶段中的巴尔特研究,除了在文艺美学^[66]等领域的研究中继续推进以外,还在以下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从文化视角下展开的巴尔特研究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学者屠友祥发表的《罗兰·巴特与索绪尔: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的形成》^[67],率先开始研究巴尔特的文化符号学思想,它从新的视角有力地补充了国内现有的巴尔特研究。此外,还有学者开始关注巴尔特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刘怀玉等人发表了《消费主义批判:从大众神话到景观社会——以巴尔特、列斐伏尔、德波为线索》^[68]一文,清楚地展示了巴尔特对于学界的消费主义和景观社会研究的影响。从这些研究中不难看出,巴尔特的文化研究、文化符号学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巴尔特研究的新视角。第二,巴尔特与其他理论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大量涌现。如孟岗在《解构主义的谱系——德里达、罗兰·巴特与保罗·德曼》^[69]一文中,通过比较和梳理解构主义的这三位代表性人物,粗略构建起解构主义的主要脉络;刘文^[70]则撰文比较了克里斯蒂娃和巴尔特的互文本理论,梳理了“互文性”概念在法国的形成过程;步朝霞^[71]则通过比较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和罗兰·巴尔特的思想,梳理了西方文学史上“自我指涉性”这一概念的缘起和流变,学者左其福^[72]等人则更加关注巴尔特和福柯的“作者之死”观的比较考察。这些研究拓宽了国内巴尔特研究的范围,展示了巴尔特思想在学术界多个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然而,相关研究仍然将目光锁定在巴尔特的文学思想上,关于巴尔特的其他思想观点的比较研究并未全面展开。第三,有关巴尔特符号学理论和思想的研究不断展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如谢龙新^[73]的《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体系与叙事转向》,张智庭^[74]的《罗兰·巴特文艺符号学浅析——解读其<文艺批评文集>》,吴晓峰^[75]的《符号与意义——巴尔特的符号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比较研究》,这些成果都成为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研究的重要资料。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已经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都为进一步系统、全面地研究巴尔特的思想提供了资料和基础。然而,不难发现,这些研究中呈现出零散化、片面性和重复性的问题。所幸的是,期刊文章类的巴尔特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被学位论文类的巴尔特研究所缓解。

(四)学位论文类

近年来,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成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来源。到目前为止,共搜索到与巴尔特研究直接相关的硕士学位论文二十五篇。从时间分布上看,吴晓峰发表于2001年的《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研究》是国内最早研究巴尔特的硕士论文。在这之后,以巴尔特研究为题的硕士论文逐渐增加,具体表现为2003年1篇,2004年有2篇,2005年有3篇,2006年4篇,2008年4篇,2009年只有1篇,2010年则有8篇。从这组数字中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青年学子们对于巴尔特思想及其学说的关注总体上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势头。

从研究内容上看,有4篇硕士学位论文集中研究了巴尔特的“作者之死”观,分别是杨桴的《从“作者之死”到“作者出面”》^[76]、光辉的《罗兰·巴特作者消亡思想述评》^[77]、李文颖《罗兰·巴特“作者死亡论”批判》^[78]和桑明旭的《“作者的死亡”与“能指的狂欢”》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巴尔特的“作者观”,尤其是“作者死亡”论展开了详细研究。有十余篇是以巴尔特的文艺美学思想为选题的硕士论文,具有代表性的有《语言乌托邦与人的自由——罗兰·巴尔特美学思想述评》^[79]、贾玮《逝去的巴别塔——试论罗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思想》^[80]、张祎星《罗兰·巴特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想研究》^[81]、朱鉴成的《简论罗兰·巴尔特的“文之悦”》^[82]和唐芙蓉的《从作品到文本——罗兰·巴尔特文本理论的探讨》^[83]等,这些论文主要集中于巴尔特的文艺美学思想,特别是他思想后期的解构主义文学思想和“文本”理论,从而凸显出巴尔特作为文学理论家的一面。巴尔特的语言观、阅读观、解构主义思想也为学界所关注,比如郑艳的《论罗兰·巴特的语言观》^[84]、尤磊的《平等与自由——罗兰·巴特对阅读理论的贡献》和钟晓文的《论罗兰·巴尔特的解构主义思想》^[85],这些研究从各自的角度推进了巴尔特及其思想的研究。胡海明硕士还在他的论文《如何想象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在中国的译介及接受研究》中,系统分析了巴尔特在国内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为国内巴尔特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符号学作为巴尔特思想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近年来也引起了不少的关注,相关的硕士学位论文有陈文举《罗兰·巴尔特的传播符号学思想研究》^[86]、史云青的《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观述评》^[87]和张桂荣的《罗兰·巴特符号学的文化意蕴》^[88],这些研究从传播学、美学和文化等不同角度触及巴尔特思想中的符号学要素,有助于国内学界认识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

由上述分析可见,国内以巴尔特研究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在数量、深度和广度上都在不断进步,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推动了国内的巴尔特研究。然而,从对它们的深入研读和分析中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几乎都只是针对巴尔特思想中的某个观点展开,而缺少全面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各种研究之间缺少互通和交流、彼此相去甚远。因为忽略了对巴尔特思想的整体把握,致使国内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长期处于“碎片式”的阶段而难有所突破。

从目前收集的资料来看,国内已有四篇研究巴尔特及其思想的博士论文。最早的是韦遨宇博士的《论文学是象征思维——罗兰·巴尔特研究的启示》^[89],该文从文学的不及物性原理、多元性原理和非确定性原理三个方面,构建起巴尔特文学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象征思维理论,并以此为切入点探索了文学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时隔多年之后,浙江大学的项晓敏博士发表了题为《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罗兰·巴尔特美学思想研究》^[90]的博士论文,集中分析了巴尔特的文艺美学思想,挖掘了其中所包含的追求自由的终极关怀。紧随其后,龚小凡博士以《意义的追寻——罗兰·巴特文本理论研究》^[91]为题的博士论文问世,它集中分析了巴尔特的“文本”理论,而几乎同时发表的梅园博士的《文本的维度:罗兰·巴尔特文本观念阐释》^[92]一文,也从类似的角度切入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此外,南京大学张同铸博士还完成了题为《论“作者之死”》^[93]的学位论文,研究了以巴尔特思想为代表的西方学界的“作者之死”思潮。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国内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在深度、广度和系统性上都得以不断推进。不过,目前围绕巴尔特展开的博士学位论文都集中在巴尔特的文学思想研究上,还没有以罗兰·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研究或是从符号学视角下展开的巴尔特思想研究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问世,这为本文的研究留下了充足的空间。

毫无疑问,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这表现为巴尔特的作品和相关研究成果不断被译介进来,相关的期刊文章的数量成倍递增、质量不断提高,以巴尔特研究为选题的学位论文也不断问世,这些研究都为本文提供了资料,并拓宽了思路。然而,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详细分析可见,国内的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尽人意之处,如系统研究巴尔特思想体系的专著较少,期刊文章研究呈粗放式增长态势,重复研究现象严重,硕士学位论文多从某一局部切入巴尔特研究,“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难以全面呈现巴尔特的思想内涵,相关博士论文为数极少。虽然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在这些作品中也时有提及,但主要散见于为数不多的几篇期刊文章和硕士学位论文中,并且主要围绕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展开,缺少对他的符号学思想的系统研究,这与该思想在巴尔特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成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该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学术价值。鉴于此,从符号学视角下展开对巴尔特思想体系的整体研究,将有助于突破国内学界在巴尔特及其思想研究上所处的“瓶颈”阶段,从而将其提升到更加完善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