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研究是巴尔特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巴尔特毕生追求的事业。巴尔特的“写作”观,主要通过《写作的零度》《不及物写作》和《作家与作者》等作品得以形成,主要包括“写作”的定义、“写作”的类型、法国“写作”史的构建、“零度写作”和“不及物写作”等内容。巴尔特的语言符号学视角下的“写作”观在巴尔特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二十世纪的文学研究、符号学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巴尔特的“写作”观是巴尔特文学符号学研究的初期形态,是巴尔特从语言符号学下的文学研究向文学符号学研究发展的中间环节。在“写作”研究中,巴尔特借助于语言符号学研究中的“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区分出文学形式的第三要素“写作”。在这一概念组的影响下,巴尔特比较了语言、风格和“写作”等形式三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厘清了“写作”的概念,并将它和言语区分开来,从而较为清楚地对“写作”进行了界定和阐释。
根据“写作”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的不同表现,巴尔特进行了“写作”的类型研究,区分出了政治性写作、小说写作、诗歌写作等。在这部分的研究中,巴尔特赋予了文学形式“写作”独立于语言符号意义的所指意义,并称其为“一种意图意义”或是“一种言外之意”。巴尔特的“写作”观显然是建立在二级符号意指系统的前提之上,虽然当时还没有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但显然,他已经将文学看作是建立在自然语言符号意指系统之上的含蓄意指符号系统。“写作”必然要以自然语言为载体,它的意义一定要建立在自然语言意义的基础上,同时又指向语言符号的意义之外的意义。当然前提是文学被看作是由文学形式的能指和文学内容的所指构成的符号,“写作”是含蓄意指符号系统的能指之一,而它的意义则是含蓄意指系统中的所指之一,文学便是一个大符号。巴尔特率先发现了文学活动的符号性体质,而且借助于符号能指和所指关系研究,重新阐释了文学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些分析可见,巴尔特的“写作”观本质上是他在语言符号学视角下展开的文学研究,是巴尔特将语言符号学的相关理论运用于文学问题思考的尝试之举,是巴尔特后期文学符号学研究的雏形。随着研究的深入,巴尔特在将语言符号学理论运用于文学现象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出一种独立而又鲜明的文学符号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写作”观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巴尔特的“写作”研究使得“写作”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关键性概念。“零度写作”至今仍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零度写作’是一突然发现,它是对那些不动声色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将写作交给了虚无,而写作者则义无反顾地退场了)的一个发现和概括。”[12]“零度写作”是广为流传的巴尔特的文学思想的关键词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它几乎是巴尔特的代名词。然而,学界对“零度写作”观的研究和评论中存在不少曲解或误读。比如对“零度写作”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们常常认为“只要是作家写作就不可能是零度的、不含思想感情的写作,任何文学作品都包含有作家主观的观念意图和感情色彩”[13]。然而,巴尔特是针对萨特的文学“介入”观,提出了摆脱外在的功利主义目的的“零度写作”,它带有唯美主义的色彩,而并非围绕作品中是否能够看出作家的影响而展开。因此,对“零度写作”的上述理解显然有失偏颇,而由这类理解所引发的争论则更缺少理性。“零度写作意图消除写作的干预性,消除写作中的价值评判(巴特不喜欢的那类政治式写作),消除写作中的功力色彩,从而扩大写作本身的容量,扩充写作本身的种种可能。写作一旦斩除任何写作之外的目的时,它就变得专注自我了,它就开始留恋写作本身了。”[14]可见,早期巴尔特的思想上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文学是巴尔特进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领地。他为了避免文学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奴隶,所以提出了一种“在场”却不“发声”的“写作”方式,旨在通过“意指作用的欠缺”来实现特定的意指目的。
巴尔特的“写作”观,特别是“零度写作”强调了形式要素“写作”的主体性和价值,使它从“文学形式工具论”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首先是一种目光的对象,然后是一种劳作的对象,最终是一个被谋杀的对象’,它所达到的最后变体即‘不在’。”[15]这便使得“写作”最终成为沉默的存在物。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来看,“零度写作”无疑是巴尔特在文学领域进行的“解神话”运动,也是巴尔特展开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的“解神话”研究的预热活动。从写作主体的消退来看,“零度写作”又为巴尔特后来提出的“作者之死”观埋下了伏笔。此外,巴尔特的“零度写作”观也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新依据,常被用于海明威等现代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中,因为它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在对抗和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这一点上不谋而合。随着巴尔特思想研究的深入展开,“零度写作”观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逐渐为更多的理论家和学者所认识和认同,这一文艺观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
巴尔特的“写作”观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形式主义研究的发展,开辟了文学形式主义研究的符号学途径。作为一股重要的文艺美学思潮,“形式主义”是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向”的直接产物,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等文学流派共同作用的结果。上述文学流派共居于“形式主义”文学研究的大旗之下,虽然它们内部表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但是它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是不容撼动的。“形式主义”者们反对“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等的文学批评模式,他们主张推翻传统文学研究中的“形式表现内容”的工具论,而提倡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在于文学的形式机制而不是文学内容。因此,他们将文学的语言、技巧、叙事方式等形式要素确立为首要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文学研究范式,它排斥主体,排斥社会和历史因素,带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封闭性缺陷。尽管如此,“形式主义”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都不容小觑。巴尔特在推动“形式主义”研究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学形式要素“写作”,并论证了它的合法性和重要性。他将“写作”从作为文学内容的“工具”“容器”或“载体”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赋予它独立的主体性和存在价值。巴尔特的“写作”观成为“形式主义”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写作的零度》常被学界看作是“巴尔特形式主义文学观的一份纲领性宣言”[16]。更重要的是,巴尔特的“写作”观生成于语言符号学的背景中。“写作”是文学符号的含蓄意指系统上的能指,它具有自身的所指,这是一种独立于文学内容和思想的意义。因此,对于“写作”的重视和回归,便是对文学符号的含蓄意指层面上的“能指”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形式主义”的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文学符号系统的含蓄意指层面上的“能指”的回归。根据巴尔特语言符号学视角下的“写作”观,作为能指的形式要素“写作”,获得了文学思想内容之外的独立的所指意义,文学形式要素不再是服务于文学内容的工具。因此,巴尔特的“写作”观还为传统文学研究中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这一命题的研究开辟了符号学视角。
巴尔特的“写作”观还表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色彩。为了避免文学系统之外的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要素通过“写作”进入文学系统,巴尔特提出“写作”的理想状态便是“零度写作”。这是一种没有所指的能指,它是白色的、透明的、沉默的存在,它拒绝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然而,这多少带有一些乌托邦的色彩,不仅因为文学形式自身便是历史的产物,而且没有所指的意指本身也是一种意指形式。因此,在文学领域中,“零度写作”难以实现,但是它对于形式主义文学研究和文论研究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却不能因此而被低估。
总之,巴尔特的“写作”观是他从语言符号学影响下的文学研究到文学符号学研究的过渡环节,它是全面认识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涵的切入点。巴尔特在这项研究中所提出的“零度写作”观,也已经成为当今文学理论的重要术语。从本质上看,巴尔特的“写作”观是他在符号学视角下,对传统文学研究中“内容”和“关系”这一古老命题的新阐释,这无疑为二十世纪文学的形式主义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符号学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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