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韦尔与莱特的影响

二、拉斯韦尔与莱特的影响

白鲁恂对政治心理学和政治精英的研究兴趣首先受益于拉斯韦尔和莱特。白鲁恂在耶鲁学习与研究期间，拉斯韦尔和莱特都在那里任教。课堂上的影响自不待言，私下里的交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耶鲁大学当时有一个比较政治精英讨论会，主要讨论、分析与国际事务相关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作品。莱特与白鲁恂两人在这个讨论会上形成一个非正式组合，相互支持、回应对方观点。后来，白鲁恂又和莱特、拉斯韦尔一起在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准备和教授研讨课。^[124]拉斯韦尔与白鲁恂渊源尤深，因为拉斯韦尔还是白鲁恂的导师阿尔蒙德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从个人情感上来讲，白鲁恂受拉斯韦尔的影响会比其他人更强烈一些。当然，更主要的因素在于拉斯韦尔对政治心理学的开创性贡献。

政治心理学在美国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拉斯韦尔被公认为是开山鼻祖。这位来自于伊利诺斯小城的多产政治学家，青少年时代就接触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1918年，年仅16岁的拉斯韦尔来到芝加哥大学。当时，芝加哥大学正处于转型期。但当拉斯韦尔本科毕业师承梅里亚姆攻读研究生时，芝加哥政治学派的宣言《政治学研究现状》发表。贯彻其师梅里亚姆主张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政治的立场，拉斯韦尔运用精神分析学理论与方法描述和分析政治现象，自1926年开始从事政治心理学研究。^[125]1930年，拉斯韦尔在政治心理学领域第一部重要专著《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出版。这部著作在政治心理学上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是第一部相对系统、实证性地研究政治行为心理方面的著作。就发表时间上看，又与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派的文化与人格研究几乎同步。^[126]此后，拉斯韦尔相继出版了《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1935年)、《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1936年)、《权力与人格》(1948年)等专著，并在《美国精神病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分析评论》、《美国政治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多篇有关政治心理学的论文，系统地建立起一套关于政治行为和政治精英的政治心理学的方法与理论。

拉斯韦尔大胆承继了梅里亚姆的观点，从精神病学的角度解释政治人的行为动机。他在《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中，通过对政治人(political man)“人生史”(life histories)的追问，学习临床精神分析学的深度访谈法，探究政治人的深层心理，得出结论——“政治活动的动力源于人们私人癖好对于公共目标的置换”^[127]。这一结论在《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中进一步表述为“政治活动家把他的私人动机移置到公共事物上面，并运用公共利益的措词使这种移置合理化”^[128]。私人动机为什么需要以公共利益的措辞合理化？拉斯韦尔的解释来自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区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依照唯乐原则，一味追求需要的彻底满足；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会在考虑现实的情况下寻求需要的最大满足；超我则以至善原则的道德信条压制本我，引导自我。拉斯韦尔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说，由于超我的道德信条不能违反，而自我的需要又必须得到满足，因此，政治活动家最好的现实策略就是以公共利益的措辞将私人动机合理化。“一个充分发展的典型政治人格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在充满公共事物的世界中实现他的命运的。他总是打着集体利益的旗号，把私人动机转移到公共事物上面。”^[129]

拉斯韦尔的政治心理学研究重点关注政治领导人的政治心理与政治人格，原因何在？拉斯韦尔说得很清楚。在他看来，“政治学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130]，之所以将研究对象集中在权势人物身上，是因为在所有那些可获取的价值诸如尊重、收入、安全中，取得价值最多的是精英，而非大众。政治就是关于“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的问题。从这一公式出发，精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拉斯韦尔的首要研究对象。如何研究精英？拉斯韦尔认为，“注意力应集中在权势人物的某些特征上。这些特征可以用阶级、技能、人格、态度群等专门的词汇”^[131]，明确指出人格和态度是研究政治精英的重要途径。拉斯韦尔对政治精英的政治人格研究绝非一般化的描述，而是心理学术语与理论的专业化运用。他分析了被压制的情绪如何由于不能及时释放而在方向上发生突变，遇到阻碍的情感如何通过各种途径求得发泄，人们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如何通过投射得以缓解等情感处理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林肯、拿破仑等政治精英处理情感冲动的方式，得出结论：一个充分发展的政治人格具备“能使冲动外在化的感情能力与足以取得成功的技能融合在一起”^[132]的能力。

以心理学人格理论为工具，拉斯韦尔为政治学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他给出了一个与政治学正统理论大相径庭的“权力”定义，认为“权力是用来克服自身的自卑心理，追求权力是对被剥夺感的一种补偿”^[133]；将政治人定义为“重视权力、为自身要求权力、看重与权力有关的其他预期、至少要获得最低限度的运用权力能力”^[134]的人；从心理动力的角度将政治人物分为三种类型：鼓动家、行政管理者和理论家；还首次用“民主性格”(democratic character)这个词勾勒出利于维持民主制度的价值观取向，在民主所需的社会条件以及为创造这些社会条件所需的心理条件之间架构了桥梁，并为分析个体心理特征在某一社会中的分布与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开阔的思路。^[135]

作为政治心理学的开创性宗师，拉斯韦尔为政治心理学乃至于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作出了诸多贡献。上面所述，只是挂一漏万。就他与白鲁恂学术养成的关系而言，下述三点最值得注意。

第一，通过与擅长访问原始民族的文化人类学家、精于猎取个人生活史的心理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家、善于长时间进行技术性会谈和搞控制观察的心理学家的多方接触^[136]，拉斯韦尔以不拘一格、汲取众长的态度实现了对政治学传统研究方法的突破，诸如“人生史”的运用、深度访谈、将研究病态人群的精神分析理论扩展至正常人群等，为白鲁恂的政治文化研究方法提供了范本。

第二，拉斯韦尔对心理学理论的处理能力达到了既不肤浅、外行又不过于艰深、泛化的境界。可以推测，白鲁恂的心理学知识储备，有一部分直接来自于拉斯韦尔，至少也是受拉斯韦尔启发之后通过扩展阅读而来。

第三，拉斯韦尔关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政治人的行为动机以及政治人的分类等方面的阐述，直接为白鲁恂所吸收和运用。从白鲁恂频繁地引用拉斯韦尔的观点来看，可以肯定地说，白鲁恂对政治精英的特别兴趣，最应该归因于拉斯韦尔。

此外，拉斯韦尔学术生涯中还发生过两件事，很可能构成了白鲁恂在文化与人格领域深入研究的另一个推力。一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拉斯韦尔曾与耶鲁大学的文化人类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华盛顿大学的新弗洛伊德主义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三人一起筹划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研究文化、社会与人格。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搁浅。二是，1938年，拉斯韦尔为研究政治人格特意在诸多医院花费很大精力而搜集、整理的大量临床病案资料在运输途中因为车祸起火被焚烧殆尽，致使拉斯韦尔放下了对文化与人格的研究兴趣，将注意力转移至其他方面。也许，就像当年梅里亚姆将自己在政治心理学上所未能充分展开的学术兴趣交给拉斯韦尔一样^[137]，拉斯韦尔没能在文化与人格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遗憾会交由白鲁恂弥补。

领受阿尔蒙德的熏陶，承接拉斯韦尔的兴趣，白鲁恂探索着政治文化研究的新通路。不过，诚如白鲁恂本人所言，他在政治心理学方面受到的影响除了拉斯韦尔，还有莱特。

作为苏联问题研究专家，莱特以其心理分析理论运用于政治精英的研究赢得了学术声誉。^[138]白鲁恂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莱特正从事一项关于“政治局的操作准则”(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的研究，意在发现引导政治精英的政治行为的潜在假定和行为规则。白鲁恂的博士论文，利用军阀的日记和其他文本资料分析20世纪20年代潜藏于中国军阀政治体系下的态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意图上受到莱特很大的影响。^[139]1976年，他在《领导人毛泽东》中运用“操作准则”模式归纳毛泽东的政治风格。后来又通过《中国政治中共识与派系的动力》^[140](The Dynamics of Factions and Consensus in Chinese Politics：A Model and Some Propositions，1980年)的研究探求潜藏于中国精英的“政治行为之后的基本原则与模式”^[141]，与莱特的研究取向相当一致。

莱特加于白鲁恂学术影响的另一方面表现在他重视政治行为的心理文化分析。1948年10月，莱特在《世界政治》创刊号上发表《政治行为的心理文化假设》一文，主要就政治行为心理文化的假设之一——某种儿童养育模式与成人政治行为的连续性关系——以及对假设的疑问作了分析。文章指出，在早期私人生活与后来的公共生活之间，肯定存在与其他因素的相互联系，也许那种联系更加复杂。然而儿童时期的成长经历与其成年后的行为反应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尽管在关联程度上存在争议，但一般都接受这样一个假设，即相同文化背景中养育而成的个体，成年后在遇到类似情境时，其行为反应的倾向存在一致性。因此，从心理文化角度分析政治行为，可以提供更充分的解释。^[142]从白鲁恂重视儿童养育模式与情感体验对成年后政治行为的影响来看，莱特的观点显然对他影响颇深。莱特在这篇文章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从文化上看，特定的政治行为如何与过去的生活体验相联系” ——后来一直成为白鲁恂所关注与思考的问题。当然，重视儿童早期生活体验对成年行为的影响也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整体特征。白鲁恂对儿童早期生活体验的重视究竟首先来自于精神分析学派还是莱特，笔者目前没有资料予以说明。只是从白鲁恂进入耶鲁大学(1947年)和莱特发表这篇文章(1948年)的时间接近程度看，倾向于认为莱特的影响在先。不过，无论谁在先谁在后，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莱特和精神分析学派在这一点上的共通性强化了白鲁恂对社会化早期阶段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