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韦尔的事业雏形

我们该怎样讲述拉斯韦尔的职业生涯?传播研究的所有伟大先驱们都有某种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早期经验，进入一流的大学，结识一些伟大的心灵。他们都有广阔的跨学科视野。他们都在很难被称作“传播学”的学科里接受训练，但都因为遭遇“现实世界”问题的经验，从而最终转向了传播研究。他们都在某一所著名大学里深深影响了年轻学者们，而且，除一个之外，他们都建立了研究机构或研究项目，以吸引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或同事。四位先驱中唯一一位没有建立这样一所研究机构的，就是拉斯韦尔，他奇特的学术经历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何以如此。

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拉斯韦尔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伊利诺斯州的小镇上。［4］他的父亲是位传教士，母亲是位教师。因此，他们属于小镇上的知识精英，哈罗德是在珍视书籍的家庭里长大的。哈罗德的父亲让他读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History of Philosophy)，^[2]他的母亲则引导他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今天，我们很难指望一位教师妈妈会这么做。［5］在公共图书馆里，他阅读哈维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的书，还在一次暑期肖托夸^[3]活动中，听读了威廉·J.布莱恩(Willian J．Bryan)和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Follette)的作品。通过父母的朋友，他有机会见到了杜威，并和这位大人物进行了交谈。

1918年，16岁的拉斯韦尔被芝加哥大学录取。那时正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的伟大年代。他能追随生物学家安东·卡尔森(Anton Carson)、经济学家约翰·M.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国际关系与贸易的权威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学习。作为研究生，拉斯韦尔和首位研究墨西哥村落特普兹兰(Tepotzlan)的社会学－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共用一间办公室。［6］他的论文导师是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那位领导“一个新政治科学”(a new science of politics)运动的政治学家(e．g．Merriam，1925)。他选修了社会学家恩斯特·伯吉斯、少数族裔问题研究专家罗伯特·帕克、哲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的课程。在米德家里，他再次遇到了杜威。他惊讶地发现，杜威居然记得他们之前的会面。后来，米德把他引荐给到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怀特海。怀特海的思想到后来有助于系统论的诞生，而拉斯韦尔也将怀特海的一些思想纳入了自己的思考之中。拉斯韦尔接受怀特海的观点，认为人是选择性地对部分环境而不是全部生活背景作出反应的，这使得他们转向背景的某一特定部分而不是其他部分。很显然，这正是拉斯韦尔毕生关注的“注意的焦点”(focus of attention)这一问题的源头。［7］

芝加哥时期，拉斯韦尔先是作为研究生，后来则作为青年教师，［8］在欧洲待过一段时间(1923－1924)。在那里，他参加过一些研讨性课程(seminar)，一同参加的还有约翰·M.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莱昂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格雷厄姆·华莱士(Graham Wallas)、G.洛斯·迪金森(G．Lowes Dickinson)等人(Marvick，1977，p．24)。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切尔西竞选下院议员时，拉斯韦尔曾作为志愿者为他挨家挨户拉选票。尽管不无遗憾，出于如实报道的要求，我还是要说罗素只得到了极少的选票而未能入围。同样是在欧洲，拉斯韦尔深深地迷上了心理分析。六个月里，他多次造访西奥多·赖克(Theodor Reick)——1949年出版的《用第三只耳朵聆听》(Listening with the Third Ear)的作者［9］——向他学习心理分析的操作与阐释。［10］回到美国后，拉斯韦尔还曾经对志愿者做过心理分析实验(e．g．Lasswell，1930/ 1960)，而他最早受到广泛关注的，也是一些将弗洛伊德理论用于解读马克思的演讲。［11］

对于年轻的社会科学家来说，20世纪20－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是一个绝佳场所。我们知道，社会科学正是在这里定型的。就像后来曾为拉斯韦尔编选文集的达瓦尼·马维克(Dwaine Marvick)在文集的长篇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人们开始认为，做研究理所当然必须“建立假说”“收集数据”“实验”“量化分析”“检验命题”［以及为命题建立“经验保证”(empirical warrant)］(Marvick，1977，p．26)。社会科学各学科变得趋于一致，同时又更具内在差别与包容性。当时，一些像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模式，研究者们仍会尝试依循各种路径，去探究环境中所有可以帮助他们理解社会的事物。作为年轻学者的拉斯韦尔，尽管在学位和院系归属上是政治科学家，但他的学生们却很可能会说他是政治社会学家、政治哲学家、政治心理学家、政治精神病学家(political psychiatrist)——假如你能想象出这么个东西来的话——以及，不用说的，政治传播专家。

经验研究和跨学科兴趣今天可能显得有些老套，但过去并非如此。拉斯韦尔自己曾用一篇描述20世纪20年代学术状况的文章表明，如果他愿意，他也能够写得条理清楚，同时又幽默风趣:

我最初结识公众舆论与传播研究时，这个领域里没有罗珀(Elmo Roper)，没有盖洛普，没有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没有斯托弗(Samuel Stouffer)，没有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测量单位，或者一个范畴。没有抽样调查、内容分析或者量化的深度分析，没有计算机存储、检索、应用系统，没有校际间的合作网络，没有训练机构、研究所、专业文献目录或研究协会。就目前情况来说，实践方面也没有广播、电视，没有即时摄影，无论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没有声呐［雷达］、红外线或者激光。

为了不让你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然未开化的国家，我应该承认，不用马拉的车子^[4]已经发明出来。电缆、电报和电话已经普遍使用了。格里菲思先生也助产了一个国家的重生景象。^[5]气球在国家展览会上广为人知，正如其在政治生活中屡见不鲜。比空气重的航空器^[6]还不值得被劫持。你可以在中央公园做一个深呼吸而不会吸入致命化学物质，吞吃一只蛤蜊也不用担心染上肝炎，在爵士舞厅吸食大麻也不会惊动FBI。公路非但未被汽车尾气污染，倒是因为马粪和叽叽喳喳的麻雀而极富于怀旧气息。男男女女们气定神闲地抽烟抽出肺癌，毫不在乎病变扩大或者咽喉剧痛显示出来病情的致命恶化。因为不卫生和被女人孩子反感，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再蓄大胡子。

各种有利条件的最佳组合促成了现代公共舆论和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但是与物理学、生物学等兄弟学科的整体发展水平相比较，社会科学研究有时不免会觉得英雄气短。那些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家承认，除非研究社会的专家们能够“量化”他们的命题，他们注定永远无法摆脱一般世俗知识领域的二等公民地位。(Lasswell，1972，pp．301－302)

在这条快车道上，一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要么掉队出局，要么跑得更快。毫无疑问，这也是哈罗德必须作出的选择。他的两篇研究生研讨课论文很快发表成为学术期刊的论文(Lasswell，1923a，1923b)，不止一位教授拿他做榜样来鞭策自己的学生。拉斯韦尔获得博士学位的当年，他的博士论文就作为专著出版了(Lasswell，1927/1971)。这部著作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传技巧的分析。除了在芝加哥大学授课之外，他还在夜校为劳工领袖讲授政治社会学。此外，他还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了“伦理”等词条。［12］那些关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演讲，构成了他1935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全感》(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的最初观点。这本书被许多读者认为是拉斯韦尔最深刻(可能也是最难懂)的著作。1936年，他写了另一本美国政治学专业每个研究生都可能仔细研读过的书:《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What，When，How，1936b)。你可能会注意到，它与关于传播过程的著名公式——谁对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形成什么效果^[7](Lasswell，1948)——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绝非偶然。这个短句是拉斯韦尔简化其思想的一种方式。

1926—1938年间，拉斯韦尔深刻地直接影响了大批研究生——1926年，拉斯韦尔成为芝加哥大学的青年教师，1938年他离开芝加哥大学。他们并不全都是政治学学者。有一位来自另一个领域，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其他人还有:康奈尔大学的V.O.凯伊(V．O．Key)、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卫·杜鲁门(David Truman)、麻省理工学院的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芝加哥大学的莫里斯·詹诺维兹(Morris Janowitz)、斯坦福大学的海因茨·尤劳(Heinz Eulau)和加布里埃尔·阿蒙德(Gabriel Almond)，以及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等。这是一份高端得异乎寻常的名单。所有这些拉斯韦尔芝加哥时代的研究生都证实，拉斯韦尔对他们的知识成长具有重大影响。

1938年，拉斯韦尔离开了芝加哥。造成他离开的主要原因是，那时的校长、杰出的人文学者罗伯特·M.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厌恶政治科学”，至少是拉斯韦尔式的政治科学，因此不打算给予他终身职位(Marvick，1977，p．32)。［13］但从那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离拒绝提升拉斯韦尔为正教授不到10年，哈钦斯担任了影响深远的新闻自由委员会的主席，并邀请拉斯韦尔为委员会工作。而拉斯韦尔的职业生涯也出现了颇具讽刺意味的转折:获得了正教授职位，但却再也没有了博士候选人。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其报告的同年(1947年)，拉斯韦尔获得了教授职位，但却是在耶鲁法学院。那里有众多优秀的青年律师，但却没有政治学博士生——毕竟那是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