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韦尔与一般社会科学

也许，我们仅仅关注拉斯韦尔对传播研究的特别影响，并不公平。他的知识影响要比这宽广得多，他关于一般社会科学及社会科学家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传播研究者。

我认为拉斯韦尔的重要影响主要是非实质性的。确切地说，它可能是一种榜样示范，来自他的博学、知识与兴趣的广度、探求和处理事实的审慎、为了理解一切而认识一切的永不满足的嗜好、难以想象的兴趣广度。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读出这些，而认识他本人则会读出更多。这让我们惊叹敬佩，希望我们能够效仿，能够追随。不过，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标准非常非常高。

以非简单化的方法进行理论和调查研究，也是拉斯韦尔一贯坚持的观点。离开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之后，回忆我们的第一次会面，我发现交谈时他一直在提出各种假说。他那些晦涩的长篇论文似乎总是导向一个待验证的，或者至少是需要进行严肃思考和论证的观点。显然，就提出假设和验证假设这两个科学研究的不同侧面来说，他站在提出假设这一边。总体而言，我认为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的榜样。我想起威廉·麦圭尔(William McGuire)，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几年前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说过的一段话:

我们的研究方法教学需要一次重大变革。与批判性的假说验证阶段相比较，我们应该更加强调创造性的假说建构。我猜想，我们当前课程中至少90%的时间用在了展示假说的验证，却极少时间用于在此之前的、也是更为重要的过程，即人们最初如何形成了这些假说。(p．450)

拉斯韦尔的渊博知识、他对众多学术领域与学者的深度认知正是放在了这个阶段上。或许，他的知识太广博了，他很难停留在一个研究取向或一个假说里。我想，这里的关键还是拉斯韦尔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之处的理解。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都很可能没有一个“关键性的实验”，没有牛顿定律等待发现。这当然不是说需要放弃科学方法，而是说，这些研究需要更多的假说供选择，研究的结果需要以最大可能宽广地理解与其相关的现实世界的方式加以阐释，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浪费研究时间(毕竟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也才不会从可能碎片化或不完整的发现里得出没有保证的结论。哈罗德可能会说(假如他记得爱默森的话)，社会科学的虚假简单化是可怕的狭隘思想!

当我们转向拉斯韦尔的实质性影响时，我们发现很难准确地确定它们。因为，正如别人提出的那样，拉斯韦尔半个世纪之前的那些构想，大多数首先招来的是怀疑和震惊，有时甚至带着愤怒，而现在则是普遍被接受了。马维克(1977)列举了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人们普遍接受，无论哪里人都在为幸福(健康、知识、技能、财富)和尊重(被尊敬、有影响、参与决策及之后的权力实施、被承认为品行端正)的境况而奋斗;政治是各种处境下的权力问题;人们以公共事业之名解决其私人问题;社会动乱主要源于技术变革以及人们对劳动分工造成的幸福和尊重的境况变化适应过程中的困难;缺乏安全感的人增加对既有生活秩序的幻灭感，并接受革命宣传;我们时代的世界革命必然由职业的暴力和符号操纵专家领导。现代知识分子能够通过成为称职而富于想象力因而值得决策制定者咨询的政治专家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尊严的事业。这些思想今天可能已被普遍认同，但在拉斯韦尔写出它们来的20世纪20年代，它们绝不是被完全接受的。(pp．5－6)

然而，在他近期的构想中，有一项产生了而且还继续产生着广泛影响，这就是精英研究。并不是说，普通人的意见不值得研究，拉斯韦尔也深信大众舆论的力量。不过，他的想法是研究政治机制的权力中心，而实现这个目标更为有效的途径就是研究精英。而且，他的未来观告诉他，精英的行为和决策可能会在重大事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他在当代西方史中发现了一种趋势，新兴政权受到工程师、官僚、党魁、宣传家等技术精英的控制(Lasswell，1937，1977b)。他说，“技能联邦”(commonwealth of skill)正越来越普遍(Lasswell，1937，pp．305)。它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包括共享并扩散精英所具有的技能及其收益。因此，社会的任务就是发现如何消除自身的这种混乱。阶级意识会导致技能和技能团体的严重错位(Lasswell，1937，pp．310)，因此，社会的任务就是发现如何消除自身的这种混乱。^[8]结果，人们在研究中可以而且应该把精英视为当前权力分配的一个指数，以及未来权力分配的指示器。

这个话题促使拉斯韦尔，而且不可避免地促使拉斯韦尔的读者们，思考政治的未来。拉斯韦尔施加的重大影响之一，也可以说是他最为激励和刺激那些追随者的方式，是持一盏明灯照向未来——推动他们去理解趋势，去预测，去准备。关于未来，他最为有名的描绘之一是“军警国家(garrison state)”(Marvick，1977，p．46)。这是他在欧洲战火正炽的1941年提出来的，但那之后也绝没有失去可能性(Lasswell，1941a)。他说，军警国家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却是一幅“可能的图画”(Lasswell，1977a，p．166)。在这种国家中，暴力专家们将会成为最有权力的群体。擅长现代技术和管理的专门人员对于暴力专家来说也将十分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那些操纵符号的人，因为军警国家的人民必然会被劝服以从事战斗和生产。

他问学生，关于这种可能的未来，我们能做些什么?拉斯韦尔说，我们首先需要理解那些可能性。理解它们，然后寻找一种避免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那种可能性的方法。他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启发性的问题:军国思想能被重塑为更为文明的模式吗?普通公民能从权力精英那里接管多少权力以实现自我统治?精英们能被动员起来抵制精英统治的国家吗?尽管看起来似乎冗长而学究气十足，但在哈罗德·拉斯韦尔的课程和著作中，政治科学和传播学却从未被仅仅看作是一种理论训练，而是被看作一种涉及社会福利、未来建构，并挑战政治科学和传播学的权势人物的极具实践性的研究。

作为结论，我们因此可以相当准确地说，建立政策科学是哈罗德·拉斯韦尔一生中的重大影响之一。这是他对责任认知的一部分。一个像社会科学家这样的知识精英有责任运用知识去服务社会。他在战时看到一大批美国一流科学家积极为联邦政府工作。他认为，和平时期科学家们有着与战时同等程度的责任。这一点适用于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学习心理学家，以及许多其他专业工作与传播问题有关的各类学者。对于传播专家，他还有专门的想法要说，而用这一段来自拉斯韦尔的出色文字结束本章，也许是最为合适的了:

一个专业(profession)不是通过拥有独特文献这种传统宣示以传递其重要性。今天，每一个行业(craft)或者职业(trade)几乎都能满足这个标准。更为实质性的区别是在技能的实践以及伴随技能并与技能密切相关的知识增长过程。比如商人与经济学家的差别……经济学家被正确地认为是专业人员，因为他拥有对财富的生产、分配、投资和消费等可证实的想象。外科医生属于专业范畴，因为一般相信他们受到个体和集体的健康与疾病过程的认知地图的指导。(p．306)

传播学专家仅仅从抽样调查、内容分析或其他技术操作中获得技能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专业可以说是用领悟补充技能。就传播来说，这意味着关于整个过程的趋势、状况、规划的一般地图，也意味着为假定目标的实现而提出和评估政策的能力。(Lasswell，1972，p．306)

注释:

［1］以莱昂纳德·Q.罗斯(Leonard Q．Ross)为笔名，罗斯顿为《纽约客》和其他杂志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海曼·卡普兰的滑稽的犹太移民。这些小说被收入到好几本书中，有些还出现在美国幽默故事集中(see Ross，1937;Rosten，1938)。

［2］即位于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

［3］米德1900－1930年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按照史密斯(Smith，1969)的说法，拉斯韦尔选修了米德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与杜威和米德有“课程交往和大量的谈话”(p．52)。

［4］这里描述拉斯韦尔的早年生活主要依据达瓦尼·马维克(Dwaine Marvick，1977)。

［5］编者注:这段插曲是史密斯描述的(Smith，1969，p．48)。其中说到那位向拉斯韦尔介绍哈维洛克·艾利斯和卡尔·马克思的，不是他的妈妈，而是他的中学英语老师(一位姓内尔森的女士)。也是因为她，“拉斯韦尔才有可能与杜威进行相当长时间的谈话”(see also Marvick，1977，p．17)。

［6］通过雷德菲尔德和他的其他社会学系同事，“他扩大了社会交往圈，遇到了帕克、伯吉斯和斯莫尔(Albion Small)”(Marvick，1977，p．21)。

［7］关于怀特海对拉斯韦尔的影响，见Heinz Eulau(1969)，“The Maddening Methods of Harold D．Lasswell”，in Arnold A．Rogow(ed．)，Politics，Personality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Essays in Honor of Harold D．Lasswel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Especially Section II．

［8］“尽管还是大学生，拉斯韦尔已经开始给行业工会组织(the ILGWU，International Ladies＇Garment Workers＇Union，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和the May商学院上课”(Marvick，1977，p．19)。1922年获得学士学位后，“梅里亚姆立刻聘请他担任教学助手”(Smith，1969，p．56)。那时，拉斯韦尔刚刚20岁。

［9］赖克是“心理分析理论的著名学者，弗洛伊德的第一代追随者”(Smith，1969，p．57)。

［10］编者注:拉斯韦尔是在1928－1929年间第三次访学欧洲时(而非第一次)造访赖克学习心理分析的。他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研究员身份使这次访学得以成行。那时，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助理教授。

［11］这些讲座构成了拉斯韦尔著作(1935)的基础。史密斯(1969)就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对拉斯韦尔的影响做了详细说明(see especially pp．57－69)。

［12］编者注:拉斯韦尔为一家期刊评论了《百科全书》的“伦理学”词条(see Lasswell，1936a)。他参与了《百科全书》相关主题的处理。他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了以下词条:“Adams，Brooks，”Vol．1，pp．429－430;“Agitation，”Vol．1，pp．487－488;“Bribery，”Vol．2，pp．690－692;“Censorship，”Vol．3，pp．290－294;“Chauvinism，”Vol．3，p．361;“Compromise，”Vol．4，pp．147－149;“Conflict，Social，”Vol．4，pp．147－149;“Faction，”Vol．4，pp．194－196;“Feuds，”Vol．6，220－221;“Fraternizing，”Vol．6，pp．425－427;“Morale，”Vol．10，pp．640－642;“Propaganda，”Vol．12，pp．521－527．

［13］编者注:依据现在存放于芝加哥大学里根斯坦图书馆里的拉斯韦尔1938年私人文件，拉斯韦尔离开芝加哥的决定并不像马维克和施拉姆这里说的那样。拉斯韦尔获得了终身教职，他之辞职显然是因为他的大学事业未能以他所希望的那种速度晋升而已，并且他有了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14］关于《世界政治和个人不安全感》，史密斯(1969)做了相似的评论:“在一定意义上，他长达30多年的所有各种活动几乎都可以被看作是在阐述、修正、澄清和检测这部书中的主要观点”(p．69)。

［15］从1937年到1950年，拉斯韦尔未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或其他政治科学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虽然他的文章相当频繁地发表在《美国社会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公众舆论季刊》以及许多精神病学期刊上(Rogow，1969，p．137)。

［16］战争期间，拉斯韦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担任战时传播研究部(the War-Time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Division)的主任(Smith，1969，p．76)。“国会图书馆的研究是拉斯韦尔说的‘世界注意力调查(World Attention Survey)’”(de Sola Pool，1969，p．207)。(See also Lasswell，1941b;Lasswell＆Leites，1949).

［17］这个机构现在被称为“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史密斯(1969)指出，这个项目“隶属于胡佛符号系列研究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斯韦尔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合作主任时开始的”(Smith，1969，p．76)。研究报告均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分别是:Lasswell(1951);Lasswell，Lerner，and Rothwell (1952);Lasswell，Lerner，and de Sola Pool(1952);和de Sola Pool et al．(1951)。

由胡佛研究所于1948－1953年间实施的RADIR(革命与国际关系发展，Revolution and Develo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项目也是一项世界关注点调查项目。但这次的时间跨度是60年，从1890年到1950年，目的是记录标记为“我们时代的世界革命”概念的发展。五个国家的权威报纸的社论被纳入审视，以确定主要政治概念的兴起和衰落(de Sola Pool，1969，p．208)。

［18］史密斯(1969，p．47)提供了部分合作者名单。

［19］按照德·索拉·普尔(1969)的说法，《政策科学》是“RADIR项目的一个副产品”(p．209)。

［20］《公共舆论季刊》创刊于1937年，“拉斯韦尔是创刊时的编辑，并任其编辑多年”(Smith，1969，p．75)。

［21］“未能得到一个大学职位，哈罗德转而为广播公司写了一系列节目，刻画恺撒、穆罕默德、拿破仑和其他人物一生中的痛苦时刻”(Rosten，1967，p．67)。

［22］据史密斯(1969)称，最早的内容分析案例发现于拉斯韦尔(1925)。

［23］关于拉斯韦尔的内容分析工作，詹诺维兹和德·索拉·普尔在罗高(A．A．Rogow)的书中，各写了一章(see Janowitz，1969;de Sola Pool，1969)。

［24］德·索拉·普尔(1969)说，“作为RADIR项目的主要参与者，我想我可以公平地说，虽然我们全身心投入到政策相关性(policy relevance)研究之中，但我们那时却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p．209)。他还说:

40岁以后，拉斯韦尔在设计国会图书馆项目和RADIR项目时，头脑中形成了大量观念。作为这两项研究的年轻助手——前者的边缘性助手、后者的核心助手——我发现我仅在科学归纳方面有真正的兴奋，并主要致力于这个方向上……15年后，拉斯韦尔的研究策略变得对我来说更容易理解，也更相宜了。

［25］关于宣传的重要性，拉斯韦尔(Lasswell，1927/1971)说，“现代战争必须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p．214)。

［26］“现在所有善辩之人……被拖入宣传服务中去放大权威的声音”(Lasswell，1927/1971，p．221)。

［27］拉斯韦尔(Lasswell，1927/1971)说:

宣传是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宣传取得现在这样的显著地位是对变化的环境综合体的回应。这种环境变化改变了社会的性质。原始的小型部落可以通过敲打手鼓和激烈的舞蹈将异质的成员整合成战斗的整体。

在大型社会(great society)中，战舞(war dance)的熔炉已经不可能熔化个人的随心所欲，必须有一种新的、巧妙的工具将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融合成一个具有共同仇恨、意志和希望的集合体……这种统一社会的新型锤子和铁砧的名字，就是宣传。(pp．220－221)

［28］编者注:这位作者是福斯特·R.杜勒斯，实际上是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的兄弟。他常常也被叫作“福斯特·杜勒斯”。

［29］编者注:在施拉姆这里提到的文章中，拉斯韦尔用来描述社会化功能的术语是“传递”(transmission)。

【注释】

[1]内射(introjection)，精神分析术语，指人们会吸收周围世界的各种感觉、欲望、观念和情绪态度，形成自己的精神状态。

[2]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哲学史教程》是文德尔班的一部颇有影响的哲学史著作，对于研究西方哲学史以及文德尔班本人的哲学思想，很有参考价值。

[3]肖托夸(Chautauqua)，美国教育史上一项卓有成效并且影响深远的文化普及运动，盛行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融宗教教育、热门话题演讲和休闲娱乐为一体，在风景秀丽的野外景区开展各种社会交流活动，吸引了众多城乡青年人参加。

[4]指汽车。

[5]格里菲思(David W．Griffith，1875－1948)，电影历史中的杰出革新者，被称为美国电影之父。格里菲思在寻求最有效叙述方式的过程中发展了电影的形态，建立了影片的节奏与时间感，也是第一个使用特写镜头的导演。此处双关格里菲思编导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该片长达三个多小时，是世界电影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式电影，也是默片时代的经典之作。

[6]指飞机。

[7]即“5W”公式:Who says what to whom through what channel with what effect．

[8]原文如此。第一个“因此，社会的任务就是发现如何消除自身的这种混乱”，疑为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