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韦尔对传播研究的贡献

拉斯韦尔是如何进入传播研究领域的?他一直都在传播领域!正如我们所说的，拉斯韦尔写了研究宣传的博士论文，这成为他的第一本著作(Lasswell，1927/1971)。他实际操作或由其负责的所有经验性研究几乎都涉及符号，而他为时最长的公共服务则是帮助美国政府分析外国精英们的意见。因为时间的流逝，拉斯韦尔还有一些积极参与过的传播研究渐渐被人淡忘，例如，他参与创办了《公共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20］再如之前所说的，他是1947年发表了引起广泛讨论的报告的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与布鲁斯·史密斯(Bruce Smith)、拉尔夫·凯西(Ralph D．Casey)一起，拉斯韦尔在1946年编辑了第一部注解详尽的国际传播文献汇编，名为《宣传、传播和公共舆论》(Propaganda，Communication，and Public Opinion)。离开芝加哥大学之后，拉斯韦尔还写了一些或许会让那些只了解他学术文章的人惊诧不已的作品——一系列关于恺撒、穆罕默德之类世界领袖的非常通俗易懂、活泼有趣的广播剧。［21］

当然，拉斯韦尔对传播研究的主要贡献还是在思想方面，而不是在实践领域。回顾他的一生，我们认为，他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贡献是，他极大地丰富了唯一可以说是发端于传播研究的研究方法。显然，无论是霍夫兰的劝服实验、勒温式的群体过程精细观察，还是拉扎斯菲尔德式大众媒介使用与效果的抽样调查，均与拉斯韦尔意趣不合，而他敏锐地意识到研究政治生活中意指符号的必要性，因此，他正是以内容分析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22］还让其他人也做内容分析。［23］

与拉斯韦尔一起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战争时期项目的海因茨·尤劳，描述过为拉斯韦尔做内容分析的具体工作:

我们要做的，就是应用拉斯韦尔的“价值类目”对世界报纸的国际传播做内容分析……白天做拉斯韦尔安排的工作，晚上读他的文献，这样大约持续六个月，我的思想与行为受到深远影响。思想方面是理解了拉斯韦尔超级微妙而复杂的政治过程公式，行为方面则是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经验研究中，从未离开。(Eulau，1968，p．9)

因此，尽管拉斯韦尔自己并没有做过大规模的经验数据分析，但却能够而且的确激励其他人做了这项工作。他的真正贡献，是对内容分析的理论概括和拓展，而不是一种他描述为“简单”或“平淡”的方法——他经常推荐的方法绝不“简单”或“平淡”。他会向人们展示，如何选择类目，以便直达某一议题的要点而不是细枝末节;他会向他们展示，如何解释计量产生的图表，以便揭示它们之于社会功能与结构的更大意义。

他向内容分析员传达的关键讯息，他的案例，都是反简单化的。他总是反复提醒，不要把观察的焦点限定太窄，不要满足于过于简化的取样与计算方法。他说，

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只有充分了解什么会引起一个人的注意力，才能对他的内心世界获得深刻的认知。只有当完整的传播流被视为整体来解释时，整个计划才会出现。(Lasswell，1949，p．51)

从讯息内容之流中漏掉了任何部分，都会使拉斯韦尔焦虑不安。然而，当他被迫处理现实问题，也就是仅仅像普通人一样做数量巨大的繁琐计算时，他的确又会这样做。德·索拉·普尔回忆过总是重复、重复再重复地计算符号和陈述的斯坦福项目，曾如何让他疲惫不堪。他试图通过提前进入归纳阶段，也就是说，通过确定研究可能的结论，解释从特定发言者或特定议题中形成的数据所以如此的原因，以忘掉对细节挖掘的厌烦。他说，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明白扩大观察视野的明智之处，此后运用拉斯韦尔的研究方法时，才感觉更舒适一些。［24］

同样地，拉斯韦尔指导内容分析员时，并不过于依赖经验性结果，也不特别重视数字:“正如定量的历史所表明的，理论、直觉、印象与精确性之间富于成果的相互作用，没有尽头”(Lasswell，1949，p．51)。

比如选举，他说，在不同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意义。“仅仅列出事件的清单会引起误解。定量方法可以是严格的，也可以是印象式的”(Lasswell，1949)，在一些案例中，后者“更好地满足了文化研究的学生——对其来说，必须不产生出过多孤立的外在事实——与心理学的学生——对其来说，必须像考虑有意识意义那样考虑无意识意义——两方面的需要”(Lasswell，1949)。与其他同时代的政治科学家相比，拉斯韦尔可能更加充分认识到社会数据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因此，他从未满足于任何以单独发现或一种方法而形成的结论。这可能是他早期研究心理分析的结果——心理分析告诉了他人类个性与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在任何情况下，他总会寻求“数据背后”的意义。假如看到马维克的表2．1 (它将拉斯韦尔的著作分为三个时期)，拉斯韦尔一定会搓搓手，开始分析这些百分比背后的现实——他就是这样教的，也是这样做的。

正如丰富了内容分析研究，拉斯韦尔还丰富了宣传的概念——研究宣传的内容花费了他大量时间。对他来说，宣传极其重要，这似乎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少数几种可以借以观察权力分配和运作的手段之一——他认为，政治科学就是关于社会中的权力的研究——而且因为它是社会在强制和暴力之外的少数选择之一。［25］因此，在拉斯韦尔的著作中，宣传的形象要比美国通常已有的形象正面一些。他说，宣传是“运用意指符号对舆论的控制……如故事、谣言、［报道、］图片，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传播”(Lasswell，1927/1971，p．9)。它通过暗示和假象，而不是通过强制(force)运作。宣传“依靠在有利条件下对这些手段的巧妙运用”(Lasswell，1927/1971，p．185)。他说，战争期间，社会像以暴力方式一样以符号方式战斗。“一个国家的所有善辩之士都投身于宣传的目标。”［26］但他看到，宣传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远不止非暴力的战争对应物。他指出，现代科学家“缺乏一种类似于原始部族生活的社会团结;宣传是一种新的联合工具(amalgamated instrument)，‘合百万人而为一’。”［27］他说，我们必须理解宣传，因为“阐明宣传的机制就是揭示社会行为的秘密原动力……宣传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生活事实，民主必须适应它，而不是抱怨”(Lasswell，1927/ 1971，pp．222－223)。

一位评论者对书中出现的这些言论极为惊骇。他愤怒地写道，拉斯韦尔的研究就是一本“应该立刻被销毁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教科书!”(Dulles in Marvick，1977，p．49)。这位评论者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1952－1960)——福斯特·杜勒斯(Foster Dulles)。［28］我们能够想象，哈罗德读到这样的评论后会如何高兴地搓着手，然后开始分析这位评论者自身经历中那些导致他写出这些话的背景。

拉斯韦尔对于传播研究的第三个重大贡献是，他将传播的政治角色以超越劝服和竞选功能的形式进行了理论化。在《社会中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拉斯韦尔(1948)说，传播具有三种社会功能:(1)监测(surveillance)——收集社会应该知晓的信息以及社会必须作出回应的需求、威胁和机遇;(2)联系(correlation)——实施对相关信息的社会反应、做决策、分配权力和责任，必要时改变社会模式;(3)社会化(socialization)——拉斯韦尔用这个词是指，一个社会的知识和价值向未来成员和知识贫乏成员的传递，儿童因此成长为负责而有用的公民，成人能通过知识与信仰的联结而彼此联合起来。［29］传播的这三种功能听起来简单而直接，但我坚信，拉斯韦尔的想法绝非如此。

有天傍晚的讨论中，有人说起拉斯韦尔一定思考过新闻媒介、政府和学校的各自功能。这让我有机会领教他本人对这些功能究竟是如何想的。开始时哈罗德未置一辞，但之后另外又有人问起，这些功能在其他时间，例如，山顶上的瞭望者负责整个原始部落的监测、部落首领的联系以及父母们使孩子社会化时，是否会有所不同。哈罗德点头称许这个问题，并开始了长达一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博学而富于想象力的发言，讨论瞭望者如何变成了大众媒介，它的功能如何变化，以及这些功能本身如何随着地点、时间和社会形态的差异而各自不同。我记得，他最后分析了其中一个功能——监测，分析它在游牧部落里和都市贫民区里的差异。这种差异包括必须收集的信息种类，以及信息的收集方式。这仅仅仔细思考了三种功能中的一种。如果全面思考所有这三种功能，大概就要花上三个小时的时间，而不仅仅是一个小时了。不过，他的核心观点却透过这个水晶球清楚地表达来:这些功能虽然在不同时间、地点基本保持不变，但对于理解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来说，这些小的差别却又数量繁多、细致微妙，而且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