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韦尔在多个领域都有着创始人的地位，然而我们却发现，虽然拉斯韦尔至今仍享有广泛的赞誉，但除了他的几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以外，拉斯韦尔的多数理论学说都被忽视了。有学者经过详细检索拉斯韦尔研究成果在美国被引用的情况以后发现，很多研究者对拉斯韦尔理论和框架的引用实际上都只是浅尝辄止，对拉斯韦尔的真正贡献还不甚理解。[39]在美国学界尚且如此，在政治学学科后发展的中国就更加明显，甚至目前拉斯韦尔的中文译著还不多，关于其思想的研究成果的更新更是极为缓慢。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现今的政治心理学家们和政策科学家们在高度赞誉拉斯韦尔的同时，却往往只是象征性地引用他的研究成果而不去深入探究呢？
首先，提及拉斯韦尔，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单一而扭曲的，仿佛这位政治心理学的创始人仅仅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继承者和应用者，不过是接受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并加以利用。阿舍和希尔施费德尔-阿舍强烈地反驳了这种对拉斯韦尔的误读。他们辩驳说，实际上拉斯韦尔对原始动机（motivation）保持着适当程度的不可知论，他通过强调驱动力（drive）这种表达的可塑性来模糊这一问题，这些都是对弗洛伊德无意识情欲动机、童年创伤等概念进行适当改造的结果；另外，有些学者认为拉斯韦尔接受了弗洛伊德最早的童年生活经历中的冲突事件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人格特征这一理论，对此他们也提出了驳斥。他们提出，拉斯韦尔对较大的儿童和青春期少年维持自尊这方面问题的关注要远远大于他对最早人生阶段的关注。的确，拉斯韦尔大量运用了弗洛伊德式的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划分，但是对于拉斯韦尔关于自我、本我和超我的诉求有着不同的特征与结果这一前提假设来说，这三者的初始来源从本质上来说与之并无相关。对拉斯韦尔政治心理学研究途径的肤浅公式化总结，忽视了他在转化弗洛伊德式冲动为可靠的社会科学这一问题上的突出贡献。[40]实际上，从拉斯韦尔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应用一直是受到争议的，这甚至成为他离开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原因之一。
其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受到争议，从实证主义的发展角度来看是能够理解的。实证主义希望以符合科学手段的传统观念进行确定的经验检验，以此发现真理和一般规律。实证主义的目标在于发掘正确的一般理论，其方法是基于经验对多种假设进行检验，以证明某些假设合理或不合理，不合理的假设即为虚假的理论。因此，实证主义常被概括为证伪主义。确定的假设检验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于传统的实证主义不能容忍无法通过直接观察来验证的概念。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被秉持传统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研究者接受的理由就显而易见了，精神分析理论一直受到忽视的原因正是它无法证实和证伪，其内在机制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去进行检验。在实证主义者眼中，这个理论显然是不“科学”的。问题是，拉斯韦尔作为行为主义的代表学者，对于“科学”的倡导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拉斯韦尔是如何将精神分析理论与政治科学相结合的呢？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一结合，那么学界对他研究成果的忽视便真的情有可原了。
然而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拉斯韦尔并非原样照搬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是实现了精神分析与政治科学的结合，开创了政治心理学的新思路。作为一个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探寻动机的终极来源，无论这来源是单纯的性本能还是死亡本能，或是什么更为复杂的精神分析模型，他只需要注意到其社会政治结果是这些驱动力转变成了多种多样的优先次序选择。拉斯韦尔将结果分为权力、财富、情感、尊重等，人们会在结果范围内进行价值最大化的选择，而这个选择的作出既是根据个人的成长历史，也是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环境。如此一来，拉斯韦尔便引入了社会和政治情境的变量，将精神分析的内在视角放在特定环境中进行检视，对弗洛伊德的研究路径进行了明显改造。同时，拉斯韦尔没有完全抛弃无意识驱动力和非理性在影响社会行为上的作用，但是他没有冒险将行为直接化约为内在动机和驱动力。因此，拉斯韦尔在将个人心理动力扩大至社会层面的过程中远远要比弗洛伊德谨慎，在对弗洛伊德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进行评论时，拉斯韦尔表现出了一种典型的圆滑态度，他写道：“毫无疑问，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在矫正其个人发展理论上的专注使本文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空洞。弗洛伊德似乎在某些特定的思想上匆匆带过，但在意识到存在着某些方法论问题之后，就迅速撤退了。”[41]
阿舍和希尔施费德尔-阿舍指出，拉斯韦尔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1950年发表的《政治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中，拉斯韦尔和卡普兰提供了一套基于行为的语汇，这套语汇符合了所提出的命题大体上都可明确检验的标准，是对“政治科学的整体命题结构所做的正式而系统的陈述”。他依从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关键原则，那就是有意义的概念必须是经验指向的，但这经验并不一定是可观察的。他从实用主义出发，没有像科学的实证主义者那样预先假定了这些命题的永远正确，也没有认为它们是能为政治分析提供见解的唯一命题。他以自己的方式使用他的行为导向的理论框架，将内在驱动力和人格与可观察到的行动倾向联系在一起，即便其中的某些联系并不是能够直接观察到的。[42]
综上所述，拉斯韦尔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使用显然是经过了自己的改造，以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使其符合政治科学的需要，既给政治科学带来了新的分析工具，扩展了政治学的分析视角和解释范围，也没有忽视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批评。他通过结合不同的研究传统留下了宝贵的理论与方法遗产，而这些往往是被很多研究者所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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