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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帝二山话一阁

时间:2022-08-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但传为遗迹的建文帝所植的金银桂尚在,古树仅靠一方残皮维持生命,却依旧金粟飘香。这就是范钦将“一吾庐”改名“东明草堂”之另一说。天一阁是明(嘉靖间)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家藏书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享誉海内外。范钦以此命阁,就此天一阁与龙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介绍天一阁时,也必会提及龙虎山。

袁良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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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东明山·东明草堂

耕与读是古人进入社会的两种选择,耕可以立命,读可以荣身。在物产丰饶,经济发达,而人多田少的江南,更多的人选择了后者,期盼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就可以光宗耀祖,大展鸿图,范钦就是其中之一。

范钦,字尧卿,一字安卿。其早期书斋名为“东明草堂”,并借以自号东明。古时“名字”均是由祖宗所定,寄托了上辈先人对后一代的希望。而只有“号”,才能表达自己的抱负与志向。冯贞群先生,字孟颛,一字曼孺,其藏书处曰:伏跗室,是据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狡兔跧伏于跗侧”句义而命名,意为自己伏处乡里不求显,而致力于学的愿望,故自号伏跗居士。当然也有以爱好为号的:米万钟,字仲诏,号友石。米带后裔,万历进士。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米”之称。其生平蓄奇石甚富,人称友石先生。有以自己的经历或处境为号的:徐渭,字文长,一字文清,为明浙闽总督胡宗宪代草《镇海楼记》,得稿酬二百二十两银子,并己所蓄遂于家乡山阴(今绍兴)购地十亩,筑屋二十二间,并命曰“酬字堂”。有一水池曰“天池”,便自号天池山人。后园中文长手植青藤缠木,书斋改称“青藤书屋”,号亦改为“青藤道士”。唐寅,字伯虎、子畏,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明四家”,晚年皈依佛门,自号六如居士,另筑屋桃花坞,又号桃花庵主,逃禅外史。还有以居地为号的:秦观、字少游,扬州高邮人,元丰进士,尤擅词,著有《淮海集》,号淮海居士。

范钦自号东明,是东四明山或四明山之东的意思,是为一说。但范钦是一个功利性极强的人,他出身寒儒之家,从小立志要振兴家业,光宗耀祖。故其自号东明应有更加深切的含义。“东明草堂”原名为“一吾庐”,可能取义于孟子的“一日三省吾身”之意。当范钦在嘉靖七年(1528),二十三岁时乡试中举,而次年却会试落榜(明律规定,中式举人,会试不到者,降充吏,故有此推断),他因此更加废寝忘食、勤勉苦学,更强烈地期盼自己能一举成名,光大门庭。由于他谙熟历史,就把“一吾庐”改为“东明草堂”,并以此自号为“东明山人”。这里的“东明”恰恰是与建文帝及东明山的传说息息相关。

元初,忽必烈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实施汉学,并对江南士人及地主十分看重,特予优惠,轻赋税,拉拢参政。元末时则因战乱,他们的安逸生活被打破。到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并在洪武三年开科取士,又给江南士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然因多年战乱,国库空虚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朱元璋对江南实行了苛税重赋,特别以苏、松、嘉、湖、杭地区为最重,致使江南很大一部分士人失去了“十年寒窗苦读”的经济基础,更因朱元璋重用诸藩、勋臣和扶持江北地主,使江南士人怨者甚众。当建文帝朱允文继位后,让江南士人看到了希望,希望一些改革对他们有利。事实也是如此,建文帝一方面下诏减免江南的苏松等地的赋税,一方面又重用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江南士人,主持朝政,并州县,革冗员,削诸藩,施仁政。虽建文只有短短的四年,确实是江南士人希图锐意改革的时期。故建文帝朱允文在江南士人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地位。

《明史》中载:“燕王棣之兵入京,建文帝不知所终。”由于江南士人对建文帝有难以割舍的情结,就此也引出了各种传说,其中一说是:建文帝由地道亡云南,后辗转在贵州、广西等地,又到浙江普陀山还了愿,最后到东明山出家为僧。

东明山位于浙江省良渚镇,距杭州市中心仅20公里,现已辟为森林公园,面积450公顷,林象丰富,植被良好。漫步森林之中恍若走进世外桃源,公园内古迹量多史久,最著名的是东明寺。传说原石首山上有一寺名古道寺,因明朝建文帝遁迹至此,时旭日始旦,是曰东明,以后山名就改为东明山,寺亦改名东明寺,据说寺中曾有一副对联,上联“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下联“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首的偕音)山更比燕山高”。这里的狮山,实指金陵狮子山,即卢龙山。借此来喻建文帝才是正统之帝,并以此来印证建文帝确曾在此出家,并曾亲手种下两株桂花树,一株金桂,一株银桂,还立下誓愿,如上苍有灵,当桂花盛开之时,即是归宗团聚之日。十年后,两株桂花都开了花,香溢满寺,建文帝朱允文也让英宗朱祁镇接回京,颐养天年。

东明寺毁于日寇之手。但传为遗迹的建文帝所植的金银桂尚在,古树仅靠一方残皮维持生命,却依旧金粟飘香。与此相应的还有建文帝的忠臣程济隐居之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刻意,范氏故居前也种了两株桂花,一金一银,这是否也表达了范钦当年的“蟾宫折桂”之意,希望像建文帝一样,在桂花飘香之时,能金榜题名,进京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这就是范钦将“一吾庐”改名“东明草堂”之另一说。

嘉靖帝·龙虎山·天一

天一阁是明(嘉靖间)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家藏书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享誉海内外。天一阁的命名,据清乾隆时甬上学者全谢山(祖望)先生所说,源由吴道士的“龙虎山天一池”碑刻(天一池在龙虎山上清宫中)。内有“天一生水”之句,乃出《周易》郑注,后道教演绎为“太一(太乙)生水”,二者实为同出一辙。范钦以此命阁,就此天一阁与龙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介绍天一阁时,也必会提及龙虎山。

龙虎山位于江西信州府(今上饶地区)贵溪境内,不仅山色秀丽,素有桃源仙境之称;更主要龙虎山是历史久远的宗教圣地,为宋元明历代皇帝所青睐与推崇,声名显赫一世。

张道陵,一名张陵,东汉沛国(今江苏丰县)人。永和六年(141)以老庄之说与方士之术相合,创立道教,自称“太清玄元”,作道书二十四篇。凡入道者须纳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张曾在龙虎山炼过龙虎大丹,后道教徒尊为天师,后裔继承道法,世居龙虎山,称“天师派”,后又称“正一教”,龙虎山亦尊为道教神山。

宋徽宗时,汉中汉池连年不出盐,严重影响朝廷税收,国力顿减,徽宗赵佶甚为焦虑。时有龙虎山道士张继先告曰“此乃是蚩尤反逆作祟”(据传蚩尤与黄帝战,败后避之汉中化为汉池)。乃设坛醮法,恭请关帝(羽)下凡为之降服,汉池复出盐。徽宗大喜,加封关羽为“崇宁真君”,以皇帝自己年号封赐,唯有宋徽宗。道士张继先,则封为玄武真人,赏金千两。而汉池旁有一村落,居者均为蚩尤后裔,闻此事,皆为蚩尤叫屈,就将村名改为“原王村”,假音“冤枉”两字。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二年(1275),派特使王世英、肖郁等人前往龙虎山召嗣汉天师张宗演来朝,不久,张亲自来元大都,受到优待,忽必烈赐其号“演道灵应冲和真人”,并命他主管江南道教事务。十五年,忽必烈又下令在京城建汉祖师正一祠,作为正一教进行活动场所。

明太祖朱元璋封龙虎山张氏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为大真人、秩正二品,赐以银印。明永乐等帝亦对道教礼遇有加。到明嘉靖时则达到顶峰。世宗朱厚熜在嘉靖三年(1524),召龙虎山道士邵元节(江西贵溪人,号雪崖,龙虎山上清宫道士)进京,专司祷祀,因祷雨雪及皇嗣有验,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总领道教。后又拜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官一品。而陶仲文,黄冈(今属湖北)人,与道士邵元节为密友,被推荐入宫侍奉,封为真人。常于西内(嘉靖帝住处)受世宗单独接见,见辄称之为师,亦加封礼部尚书,兼少保少傅少师,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一代无第二人。邵、陶二人俱挂大宗伯衔,赐以白玉印和乌玉印(按明律,只有天子才能用玉玺,而皇族用金印,一品至三品官用银印,四品官及以下用铜印)并分别谥“文康荣靖”和“荣康惠肃”,此系皇祖特恩,邵、陶二人妻亦均封为一品夫人,礼遇荣隆可见一斑。二人死后,盛端明,顾可学亦以炼药显贵,俱登甲科,拜礼部尚书。

范钦身为当时朝臣自然也不能免俗,他久在江西袁州、九江、赣州等处为官,曾多次上龙虎山游历拜谒,并尽力搜集龙虎山碑帖多种。此在《天一阁集》中《龙虎山中怀万参政懋卿》、《龙虎山》等诗及钱大昕所编《天一阁碑目》足以佐证。范钦虽不信道,但在这种上下奉玄氛围中,道教对其影响也是不言而喻。故其以“天一生水”之“天一”命阁,虽有以水克火,免书楼遭受祝融之灾的意思。同时更有迎合嘉靖帝奉玄之意。

乾隆帝·四库全书·宝书楼

清自入关以来,历代皇帝都了解,要统治众多汉人,不能单靠武力。从清太宗皇太极到顺治、康熙,以迄雍正都推行以汉治汉,尊儒崇道佛的国策,都举办科举考试来笼络汉族读书人。清高宗乾隆帝是一个胸怀雄才大略的帝王,其即位后,武功文治,开创了一代盛世。

乾隆帝登基后,在军事上有“十全武功”之举,但更注重的是文治。首先是崇经尊孔,独倡儒学。采取了正本清源,先排斥了道佛的迷信思想,后又排斥了程朱理学,因理学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说,从而把孔儒抬到了最显赫的地位。其次又尽力搜罗、培养人才,兴贤用能,如纪昀、张廷玉、刘镛等汉人文士为其所用。再就是纂书,乾隆自有其政治目的,想通过这一措施,对全国书籍来一次大搜集,大审查,大删改,大烧毁,达到文化专制的统治。乾隆十二年(1747)设立“三通馆”,编纂了《续三通》、《清三通》。乾隆三十七年下诏纂修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有纪昀、戴震、邵晋涵、翁方纲、姚鼐、周书昌等著名学者参与,历时十一年才把第一部《四库全书》编纂成功,而至乾隆五十五年方把另六部《四库全书》抄录校审完毕,庋藏于北四阁(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及南三阁(文汇阁、文澜阁、文宗阁)之中。《四库全书》共收录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虽客观上对于图书的保存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在修《四库全书》时销毁的各种图书总数亦在三千种左右,六七万卷以上,几乎和收录的相等。且在收录图书中,除儒经史书外,其他科技手工业、道佛与西洋宗教之书却寥寥无几,从比例上有重经轻艺失调的缺陷,因此可以说是功过参半。

为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帝下令全国征访遗书。但众多藏书家一怕清政府严厉的文字狱,二怕自己世藏的珍典秘籍一去难返,因此呈献者无几。为此乾隆帝一方面下诏,对于书中文字有违禁的一概不予追究,同时答应进呈书籍纂修后全部发还,另一方面对江浙诸多藏书世家点了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进呈书者众多,却以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两淮的马裕四家所进呈书最多,为五百至七百余种,其中尤以杨州丛书楼马氏数量上为最,在七百种以上,而以浙江桐乡知不足斋鲍氏为最精。宁波天一阁范氏进呈图书六百余种,然乾隆帝却对天一阁范氏格外施恩,除在乾隆三十九年分赐鲍、范、汪、马四家各一部堪称书城巨观、人间罕构的《古今图书集成》外,并谕杭州织造寅著至天一阁看其房间制造之法,并书架款式,绘具准样,开明丈尺,进呈御览。后书说文七阁均仿天一阁而建,虽不甚精确,但至少外形相似。乾隆帝又在四十四年赐《西域得胜图》十六幅,五十二年赐《金川得胜图》十二幅。天一阁得此殊荣,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范懋柱在进呈书后,并上书奏请乾隆帝将书籍全部留在宫中,虽乾隆帝并不看重书的珍稀如何,况已有言在先一概发还,但对其的言恳意切的意愿还是十分赞许;二是天一阁与当时其他藏书楼相比,年代较为久远,保护良好,且声名在外。而天一阁阁名的来历与含义,更令乾隆帝兴趣万分。天一阁取之于《周易》中“天一生水”之意。水生万物,水润万物,文化就是民族的精神之源、道德之泉、生命之水,故乾隆帝把庋藏《四库全书》之七阁,除文宗阁因傍靠滚滚长江之水外,其余各阁的阁名都带有水之义。现在的《辞海》、《辞源》等词典,也是此意。更因清皇族——爱新觉罗氏,“爱新”在满语中是“金”的意思,朱明朝却是“火”之义,按五行之说“火克金”。故爱新觉罗氏以“清”为自己国号,亦是想借五行中以“水克火”之义,来完全消灭明朝,况五行中“水”始终放在第一,即“水火木金土”,而至近代商业社会,拜金主义的盛行,才使五行变为“金木水火土”的顺序。在程邈所书的《淳化帖》中有“天得一而清”之句,天一阁正好合乎大清国运兴盛之意。同时天一阁间数是上一下六共七为奇数,又合《鲁班经》中所说“偶凶奇吉”的吉庆祥和之运。三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一阁与浙东学派的渊源与联系,在黄宗羲登楼编目,使天一阁扬名后,又有万斯同、全祖望等著名浙东学派名士纷纷登阁阅书做文章,使乾隆帝感到,善待天一阁,就有可能笼络一大批浙东学派的文人逸士。

事实上,乾隆帝不只对天一阁施以恩宠,而对江浙的政士青睐有加,他曾六次南巡下江南,并不单纯游山玩水,欣赏江南美景,更多的是争取广大民心。明末清初,浙江沿海一度成为抗清斗争的根据地,并先后生发了“千古悖逆之人”吕留良,“名教罪人”钱名世,庄廷龙的《明史》案等等,故在乾隆心目中是“浙江民情狡诈”。另一方面,江浙又素称“人文渊薮”,很多学者在国内影响很大。明清时期进士,浙江第一;状元,江苏第一,浙江第二;名人,浙江第一。由此可以看到江浙文士在全国之地位。加之江浙是全国赋税重地,不能不引起重视,在参与修纂《四库全书》的文人中,江浙占三分之一以上。而《四库全书》修成后,又除四部藏在宫廷及皇家园林四阁之中,另三部全部分藏在江南三阁,供江南文人逸士阅读,足见乾隆帝对江浙之重视。

另外,在其他文著中有这样记载,“阁式取样天一,庭额楹匾仿知不足斋”,而文津阁则是天一阁与宋代画家米带的宝晋斋结合所成,可见乾隆不仅仅派员到天一阁取样,也派员到其他各藏书楼访闻。故而文七阁实为博取众阁之长。乾隆帝对马氏丛书楼亦赏赐《得胜图》及亲笔御制诗,而嘉庆帝却对鲍氏知不足斋赞赏不已。嘉庆二十年(1815)鲍廷博校刊《知不足斋丛书》二十四集,流传禁中,嘉庆帝见之,传谕抚臣曰:“朕近日读鲍氏丛书,亦名知不足斋,为语鲍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鲍氏乃读书人知不足也。”后有旨钦赐举人,传为盛事佳话。

“宝书楼”是明隆庆五年(1571)宁波太守王原相所题写的楼匾。明季有这样一种风气。“仕宦家居者,台司守令必作匾以赠。盖巡方守土之官,例与乡绅有赠遗,而扁特侑仪者。”范钦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因“黩货纵贼,回藉听勘”之罪名归里,故当时无人送匾。而当隆庆元年仁宗即位,大赦天下,范钦之罪亦不了了之,恰好王原相在隆庆三年任宁波太守,就以匾相送。但我们不清楚,有了“天一阁”之名后,为何又要题名“宝书楼”?或许是范钦为了讨好王原相,以振家声;或许王原相奉承范钦,赞他所藏之书为宝书;也或许范钦后收藏了甚为珍弥的秘籍,堪称宝书,更或许这些书籍使范钦考取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风光一时,陪伴一生,老时更希望这些书亦能给其子孙后裔带来封官进爵的鸿运。这俱为种种猜测,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即是乾隆帝的赐书、赐图,使“宝书楼”这一名称得以名归实至,享誉海内外。

(作者工作单位:天一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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