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二一年，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创业王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公元前三二一—公元前二九七年)取得了国内和各国中新兴地主商人的支持，驱逐了希腊驻军，并且摧毁了社会上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也就是摧毁了原来雅利安人所建立的许多小型的奴隶主国家，统一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建立起了一个封建大帝国。帝国首都仍建立在其旧都波吒厘子城(Pataliputra)——今帕特那(Patna)。
帝国在军事上非常强大，它拥有一支包括有九千头象组成的象队，和三万骑兵，六十万步兵的大军。
帝国创业王的首相旃那迦(Chanakya，或名廓提腊Kautilya)曾经写过一本书——《政务书》(Arthasastra)。这本书虽然经过后人加以增删，但是存留于后世的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旃那迦的根本思想。根据这本书，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帝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
印度在佛教开始兴起到摩揭陀帝国成立这一段时期中，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政务书》中所记载的帝国初期政治经济上的一些情况中，可以看出印度到此时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因为《政务书》中所讲到的各种剥削人民的方法(主要是对农民的剥削方法)完全是封建式的一种剥削方法。同时，《政务书》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怎样来榨取压迫奴隶，由此可见从佛教开始兴起到帝国成立的二百年间，是印度从一个不是高度发展的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这样一个向上发展的过程。帝国成立同时也就表明了封建社会的确立。
可以这样说，印度的封建社会萌芽于公元前五〇〇年前后，而到公元前三二一年已完全确立。
《政务书》中讲到国家的最高目的有四个：(一)征服邻国，扩充领土；(二)保有已经征服的领土；(三)增加国内的财富；(四)享受国内的财富。根据以上四个目的，政府制订并实行它的对外和对内的政策，在对外方面主要是用战争和外交来达到其扩充领土的目的。它提倡在外交上使用高度的阴谋与欺诈的手段。在对内方面也采取各种办法来剥削人民，搜刮财富。政府设立各种行政机关，管理监督各地人民的经济活动。因为农业生产是财富收入的根本泉源，所以政府在人民的各项经济活动中特别注意到农业，对于每个农民的收入都有精确的调查，结合其他方面的记载知道当时一般农民要以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来纳税。此外，政府还采用了许多特别的“征收”方式来占有人民的财富，在《政务书》中讲到有几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对法律习惯不予保护的异端者和无家人保护的富孀平时多加监视，以便相机掠夺其财产。第二种办法是鼓励盗寇抢劫商人和富户，待其满载而归的时候再下手将其捕捉，没收其全部赃物。第三种办法是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各种神道显灵的谣言，引诱善男信女对寺庙多加布施和贡献，然后，政府与寺庙平分所得利益。其他方法还有使用侦探来刺探人民的秘密；或是利用人的弱点，故意布置圈套，或是派人在人民中间挑拨是非，造成纠纷，然后由政府对之加以罪名，没收其财产。
《政务书》中所讲到的各种方法，都曾经为帝国中央政府官吏和地方政府官吏所奉行。
《政务书》中所显示出的明目张胆的不加任何掩饰的压榨人民的统治方法赤裸裸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本质，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各种设施和国家工具的最后目的就是剥削。在这方面，印度只不过是一个突出的典型而已，其他各国从古至今的统治阶级其本质也无不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在帝国时代开始大盛。帝国的王公贵族几乎人人都信佛教。他们同时也宣传鼓励人民信仰佛教。佛教在当时等于是帝国的国教。从这点，我们可以了解印度统治阶级有两套统治方法，一套是在他们自己内部运用的，就是《政务书》中所讲的那一套政术。另一套是在人民中间运用的，就是宗教——佛教，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有作用地在帝国内部推行佛教，因为佛教不但有利于帝国内部的统一及帝国的内外发展，而且他们还可以利用佛教中出世思想的一面转移人民当前的视线，从而掩饰了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更便利了他们对人民的榨取。
关于帝国的工商业方面的情况，《政务书》中记载不多，只知当时主要的输出品有药草、毒药、香料、珠宝、织绣品和各种金属(铜铁金银)器具，并且有很好的钢铁制成品输往波斯以西各国，虽然在此书中没有关于工业的技术发展情况的记载，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当时手工业已相当发达，手工生产技术已相当高，并且已经能够制造比较大量的钢铁了。关于印度在帝国时代已能生产较大量而且较精良的钢铁的事实，在中国、希腊及西方各国的史书中也有记载。
关于商业方面没有具体记载，但可以看出当时已有一种对商人不利的宗教政策开始萌芽。统治阶级中有一些人假借宗教上的某种说法为根据，宣传印度人特别是属于前三个种姓的人不能出海，如若出海，即将丧失其种姓身份。这种说法的出现反映出来帝国内部统治阶级——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商人之间的斗争。在摩揭陀统一印度的过程中，新兴的地主商人曾一度联合起来，支持了摩揭陀王的统一，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建立起代表新兴地主商人利益的摩揭陀帝国。但是，在帝国基础已经巩固之后，新兴的地主与商人之间却又发生了斗争，由于地主阶级势力比较强大，以及在封建经济形态确立后，由于地主在经济上要求巩固稳定的小农生产，乃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出这种说法来限制海外商业的活动，也就是限制了商人势力的发展，在这次斗争中，商人势力终于被压抑下去。此后，新兴地主阶级乃成为帝国最主要的当权阶级。
印度本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商业手工业一向不太发展，因此，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地主阶级在国内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势力大大地胜过了商人，所以地主能战胜了商人。但从这时起，由于这种符合于封建地主经济要求的宗教禁忌的影响和当权的地主阶级的公开压抑，以致更加阻碍了印度的商业与手工业的向前发展。
在摩揭陀统一印度建立起帝国的过程中，佛教曾发生过一定的作用。因为种姓制度在国家出现后已有的社会阶级之上又加上了一种人为的划分，以致造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日趋分裂。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则便利于社会各阶层的联合，也就是便利于摩揭陀的统一，并巩固其统一。因此在帝国成立后，孔雀王朝更加提倡佛教。此时佛教不但成为帝国加强其内部统一的有力工具，而且又成为其向外扩张，征服其他地区的有效的精神武器。
孔雀王朝各王中提倡佛教最久的是阿育王（Asoka，公元前二七四—公元前二三六）。他在位时间是帝国的最盛时期，当时帝国的疆域曾包括有德干高原北部，阿育王最初实行以武力征服的政策，但是施行的结果，并未收到显著的效果。因此他很快地就改变了原来的政策，开始以佛教来补偿武力之不足。阿育王自己曾舍身出家，以示提倡佛教。他在各地建竖佛塔碑石，并派大批僧侣到帝国以外各地方去宣传。这些僧侣传道所至的地方范围极广，向南，不仅到达了印度南部全部地区，并且过海到了锡兰岛；向西，过印度河进入了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甚至到达了叙利亚；向北，到达了中亚和今日中国的新疆，后来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就是自中亚一带传入的。这样，帝国武力所不能及的邻国和帝国控制力量薄弱的边区，都得以借佛教的思想传播渗入了它的发源地国家的政治影响。因此，阿育王时代是佛教的极盛时代，而佛教的极盛时代，也就是帝国势力最稳定的时代。
但是，佛教在帝国时代逐渐发展到极盛的过程，也就是佛教逐渐变质，成为新政权的统治工具的过程。在佛教初兴起的时候，它虽然是代表当时新兴的地主商人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地位的一种运动，不过它也符合于当时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的广大人民的要求，因此它还不失为是一个人民运动。但在新兴地主商人支持摩揭陀王国统一印度的过程中，随着新兴地主商人之掌握了政权，如前所述，佛教的作用也就开始变质。因此，在其教义方面也开始有了改变。
释迦牟尼创始佛教时虽未否认“轮回”“业缘”的说法，但重要的却是以为任何人都能依靠自己的修持达到超脱“轮回”与宇宙化为一体的境界。佛教思想最初反对婆罗门教教义的革命意义就在此，而到此时，“轮回”说又开始被提倡起来，如在阿育王所竖立的碑石上刻的经文多是劝人安分守己，多积善业，以求来世的内容。佛教到此时在印度境内已完全丧失了它的积极意义，而成为了麻痹人民思想意识的统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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