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北京香山满语底层之透视

北京香山满语底层之透视

时间:2022-04-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北京香山满语底层之透视从北京香山公园南岭下的红旗村到玉泉山对面山下的娘娘府一带,是清朝京旗外三营中距离内城最远的一个旗兵营房,这就是为清朝立过赫赫战功的香山健锐营八旗驻地。可见,香山满族人的轻声口音是受东北满语影响后带入关内的。“屯”和清代满语不同之处仅在儿化上。

北京香山满语底层之透视

从北京香山公园南岭下的红旗村到玉泉山对面山下的娘娘府一带,是清朝京旗外三营中距离内城最远的一个旗兵营房,这就是为清朝立过赫赫战功的香山健锐营八旗驻地。1644年,清军携眷入关,顺治进京定鼎,香山作为拱卫京师的京畿门户,也曾驻有刚从东北下来的旗兵老营房。乾隆十三年,为征讨四川金川地区图伯特族持续已久的内乱,皇帝下令从北京各旗中抽出数千精兵,在香山脚下始建云梯攻碉营,山上修筑模仿金川的碉楼数座,在此实战训练后去南方投入战斗。两年后,由于健锐营迅速攻克图伯特族之堡垒,很快平息了内乱,乾隆帝一改这批特种部队战后各回各旗的初衷,又让他们回到北京香山原驻地,并带进眷属,从此作为著名的西郊“外三营”之一定居下来,直到清末解散编制。健锐营沿香山山脉脚下驻扎,从西南到东北依次排列的八旗营房是镶蓝、正红、镶红、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当地的村落今天大多仍沿用旗名。

笔者曾五次走访原健锐营驻地,又对正白旗村的五位老人进行过较详细的语言田野调查,[1]其最大的感受是这里人的满语味很浓,很像东北中南部满族人说的汉语。健锐营的满族人主要来源于入关前不久统一的建州、海西两大女真部落,他们在统一女真方言为满语,同时学说汉语的过程中进入北京,不久又进入了香山这个地理偏僻、人口单一的特殊环境。自乾隆至清末近二百年间,健锐营和北京内城的朝廷联系密切,和外城的汉人反而关系疏远。民国以后,香山健锐营内才逐渐进来一些汉人定居。但是,满汉两种语言的接触和融合总归时间不长,直到今天,这里的满族人(尤其是满族老人)仍然说着一种比城里老北京话还要古老的土话,当地俗称其为“满族话”。香山健锐营的这种特殊话给我们提供了现代北京话前身的活生生的样板,也为我们展现了满语正在向汉语替换的融合过程。

一、香山北京话中的满语固有词

健锐营北京话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杂有大量满语。由于满族人是在语言的自然运用中从满语单语制走向满汉双语制进而走向“汉主满辅”的,所以保留在汉语口语中的满语词大都稍有变化,使得一般人视其外表已难以相信它们就是满语,我们必须对这些词语的音变程序作出合理的解释,方能使人茅塞顿开。下面分类举例试析。

1.与清代满文音义基本相同的满语词

img82

img83

“阿哥”一词和清代满文音义基本相同。虽然现在不说“少爷”,但仍指家中受宠的男孩。不同的是语音,清文读[aqə]之[qə]为音高重音,但在东北黑龙江的现代满语中['aqə][2]已读成前重后轻了,香山北京话同东北满语。可见,香山满族人的轻声口音是受东北满语影响后带入关内的。例句:“有钱人送阿哥到城里上学。”

“瓦单”和清代满文音义相同,由于在满族妇女间常用,至今仍多使用在满族老太太的口语中。例句:“用瓦单包衣裳还不如直接放在立柜里。”

“啪嚓”和清代满文音义同,这个词已在今天的北京官话口语中普及。我们不仅在香山满族中听到,在东北和北京的汉人中也常听说。如:“下雨了,没事别出去啪嚓一脚泥。”

“嘎拉”一词在清代满文中指“手”或“翼”。清代健锐营中用的[qalata]实际指的是“翼长”,这里把[qala]说成“统领”,大概是香山老人对这个词的一种粗略解释。例句。“嘎拉官可不小,是统领啊!”

“玛呼”音义同清代满文,[x]音发得也像清代满语一样地靠后,成为小舌擦音。这和北京汉语的舌根音[x]或[k]是不同的。我们只要稍一辨听,就会听出香山后去汉人和原来满人发这些单词音的不同之处。例句:“别哭了,再哭大玛呼来了。”

“额娘”一词的现代香山话和清代满文的区别同[aqə],主要是由后音节音高重音变成前音节重后音节轻的发音,道理同对[aqə]一词的解释。此外,['ənie]所取的约定俗成的音译汉字尽量向汉语音近义通的对译词靠拢,[nie]音译成“娘”,使满语的“母亲”和汉语的“娘”正好等义。好在我们对['ənie]这个满语词熟而无疑,要不然,有人提出它就是汉语的“娘”再加上前面一个声门清塞音[img84]作为自然的发音起动,我们也许真的无从辨起呢。例句:“我们管母亲还叫额娘”。

“包诺”一词的音义和清代满文大致相同,汉译是“雹子”,单从[pɔ]一个音节看,和汉语的“雹”[pau]语音相似。究竟是满语借汉语,还是汉语借满语?汉语“雹”的上古音是并母觉韵,拟音为[beəˇuk],中古《广韵》为蒲角切,拟音为[bɔk][3],不像是借自满语,很可能是满语中来自汉语的早期借词,或者是偶然同音。“包诺”在今香山话中又引申为“雹子砸在头上所起的包”。例句:“下雹子能把脑袋打出个大包诺”。

“温朴”,也写作“温普”,和清代满文的音义皆同,现代书名叫“山楂”,但北方汉人常称之为“小山里红”。例句:“过去山上野温朴可多了。”

“哈了巴”,这个词的音义和清代满文惊人的一致,尾音节的重音也没有前移,它之所以在今天的香山满族人中还照常使用,是因为肩胛骨或瑟琶骨在汉语中很少使用,相应的汉语词无法代替满语的[xalpa]。例句:“我哈了巴疼,大夫不懂,就让我指出是哪儿。”

“屯”和清代满语不同之处仅在儿化上。清代的[t‘un]变成现代的[t‘un],这是儿化卷舌音吞掉舌尖中鼻浊音[n]的自然音变。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具有现代儿化音的满语词在清代并不儿化,这又一次证明香山北京话的儿化音是满语向汉语过渡中的产物。例句:“原来的八旗现在变成一个屯一个屯的了。”

“哈番”,音义同清代满语,有些老人把现代的干部也说成哈番。只是在语音上,[xafan]有时又读成[xafən],元音[a]偶尔高化到[ə],属常见的音变现象,但后一音节都没有轻音化。例句:“他们那院儿是出哈番的人家儿。”

2.与清代满文音义小有不同的满语词

img85

“撒目”一词在清代满文中是“看见”。香山北京话也有这种用法。例如:“放到这儿,别人一来就能撒目到。”但更多的是用于“用眼睛快速扫视。”例如:“去外面撒目一眼,看小鸡儿进菜园儿没有。”[sapumpi→samu][4],[mpi]是清代满语的动词一般性后缀,进入句子时通常要变形,在命令式或祈使式时只用词干,也有单用词干表原义的,所以[sapu]作为“看”的单用形式保留了下来。在读清代满文[sa'pumpi]时,[pu]为重读音节,去掉词缀单用时,按东北后期满语重音前移的规律成为['sapu]。[pu]变成轻声音节后,辅音[p]变成[m],属于双唇同部位内的塞、鼻方法之变。而在弱化音节中发音部位相同的音素自由变异,这在满语向汉语自然替换的口语中属常见现象。但后来为什么又统一变成“目”[mu]了呢?这是满语词向汉语音近义通的相应译字靠拢的规律所至。音节[mu]正好和汉语的“目”(眼睛)相同,前一字对译成“撒”,结合成“撒目”,解释汉字也可说成是“用眼睛扫视”了。这个词在北京城内口语中使用得也很普遍,不懂满语的人简直无法相信它就是满语的变音了。

“转的”,[img86uan]的清代满文意思是“十”,[ta]的意思是“长”“首领”。直译为管理十个带家属之兵丁的官,香山满族老人解释说,“[img87uantə]相当于今天的居委会主任。”也即清朝八旗营房中职位最低的头头儿。[img88uanta]变成[img89uan55tə]符合前述的重音前移规则,[ta]中之[a]在轻声音节中弱化为央元音[ə]。

“挺”的清代满文意义是“极、很”,与现代香山话的语义相同,[t‘ən→t‘iŋ214],开始是[ə]音高化为[i],今东北满族地区仍然有把“挺好”说成是[t‘in35xau214]的,反映了音变的初级阶段,[t‘in]和[t‘iŋ]只是相同方法鼻浊音中的部位之差,又在音节尾部,香山满族人从东北来到北京,在满汉相互学习,满语向汉语替换的过程中,由于汉语没有这个音节的领字,汉人借用[t‘in]常说成[t‘iŋ],满族人迁就汉语的说法,也用起“挺好”[t‘iŋxau],进而扩大到“挺[t‘iŋ]大”“挺[t‘iŋ]棒”等词,这个词已经进入了现代普通话。

“牛沾爷”是清代满文“牛录章京”的音变转写,“牛录”指的是由一百兵丁组成的军队编制名称,“章京”指的是有一定级别的武官,合起来为“中下级军官”。香山北京话多用来指“耍军官的威风”,比如,“他犯起牛沾爷来,谁也没办法”。[niruimg90aŋkin→niouimg91anjie],早在清代,汉字转写满语时[niru]之[ni]就变成了[niou],汉译为“牛录”,[img92aŋkin]开始时,[ŋ]同化后邻的舌根同部位塞音[k],成为[img93aŋŋin]。[img94aŋŋin]中的两个[ŋ]再合并成一个[ŋ],为['img95aŋin.],由于后期满语的前重后轻的音强规律,使得[img96aŋ]重音化,[in]作为轻音一带而过。特别在这时,再用音近义通的原则把[img9755in.]转写成汉字的“沾爷”,因“王爷”之“爷”和“武官”语义相通,别人就又随着汉字的译音习惯性地说起来。“牛录沾爷”之所以省略“录”,也是因为“牛”既可代表一百人的基层旗兵编制,又可表示后起的犯牛脾气的语义,合称为“牛沾爷”[niou55img98an55jie],既能涵盖本义和引申义,又形象简明,所以至今仍具有生命力。

“恨得”的满语本义在香山北京话中没有改,仍然是“谴责”“批评”之义,清代满文相应的动词是[xəntumpi],[mpi]是动词后缀,当然可以去掉。所不同的是,[xən‘tu→‘xən55tə],按后期满语重音前移的规则,现代香山话说这个词时前一音节不仅有了高平声调,而且也有力重音,后一音节却是轻声。整个词重音、声调、轻声三者俱备,在轻声音节中[tu]变成[tə],元音由[u]自然弱化到央中元音[ə]。这在妇女中间常说,比如,“回去你妈非恨得你几句不可!”

“抹机格”的语音和清代满语相同,按现代北京话的声调标成了[mə211tci5555],香山老人说这是“管账的官儿”,清代满文本义是“传事的人”,两者的语义联系也不难理解。清末,健锐营中两个差事改由一人干是可能的。例句:“抹机格比现在的会计吃香。”

“嘞嘞”在香山北京话中是一个常用词,老人制止青年人多嘴多舌时常说:“你穷嘞嘞什么?”“别瞎嘞嘞!”“嘞嘞”在清代满文中的意思是“谈论、议论”,语义和现在基本相同,语音上[ləo‘ləmpi→lə55lə],从词干讲,也是因重音前移,前一音节[ləo]中元音[o]脱落,这是前后两个元音[ə]夹击同化的结果,前一音节再加上高平声调[55],后一音节再轻声化,成为[1ə55lə.]。

3.比清代满语还早的女真词语

常用汉字现代发音汉译女真语标音

古鲁kul(u)一段kuli

秃噜t‘ul(u)脱掉t‘ur-xa

伍的wutə等等uta

讷讷nənə母亲nunu

“古鲁”在香山健锐营口语中使用很普遍。虽然在常用清代满语中没有记载,但从其音节构成和元音和谐律看,它是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一种遗留当不成问题。女真语[5]相近的词是[kuli],表“位移、移动”,古代标音汉字写成“古里”,现代香山话的“古鲁”[kulu]也多指行走的“一段”,比如,“不远,再走一古鲁就到了。”“到野三坡,下车后还要骑一古鲁马。”语音上[kuli→ku55lu],由于重音前移,后一音节轻化,其中的元音往往含混不清,有些人说成[ku55lu],还能听出前后元音相同,有些人发后一音节有时是[lə]或单辅音[l],在轻化音节里元音的不清晰性是香山话的普遍特点。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古鲁”是古代女真语“古里”的语音讹变。

“秃噜”在香山话中表“脱、掉”,比如,“您袖子上的线秃噜了。”这个词在清代满文几个辞典中都找不到,大概也是早就活跃在东北少数民族间的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土语词。女真语相应词语的标音汉字是“秃·哈”,发音是[t‘ur-xa],意思是“(身体)消瘦”,“瘦”的本义就是“脱掉脂肪”。俗语说成“掉膘”“掉肉”;由此引申扩大到“脱”“掉”其他东西。从语言上看,[t‘urxa→t‘ur],在长期的口语演变中,省去了[xa]音节仍然能听懂,而舌尖中颤音[r]在满语向汉语替换的过程中自然向汉语相同发音部位的舌尖中边音[l]靠拢,发成[t‘ul]。[t‘ul(u)]的重音在前,轻音在后,[l]后的元音是[u],是[ə],还是零形式,在没有规范化的口语中都是可以通用的。

“兀的”在香山北京话中使用频率很高,比如,“你们以后再来香山到家里坐坐,抽棵儿烟,喝口水兀的”。“兀的”的意思是在列举了一些事情或东西后,表示这些集合体还没列举完,直译为“什么的”“等等”。有人说,这个词来自蒙古语,也许不错,因为满蒙同属阿尔泰语系。可是香山健锐营是从东北女真部落发展而来的满八旗后代,女真语与“兀的”相应的[uta],标音汉字写成“兀塔”,意思是“集合”。清代满文有一个词,即[ututu],语义是“许多”,和“兀的”的音义也相近,但“兀的”的更大可能还属民间口语中保留的女真古语,香山话“兀的”的内涵表示的正是列举的集合物,汉字后来由“兀”改成“伍”,因为“伍的”也是集合名词。语音上[uta→u214tə],在重音前移、后音节是轻声的环境中,[a]央化成[ə],属于最普遍的音变现象。

“讷讷”是香山满族话中除了[ənie]之外的又一个表示“母亲”的常用词。例如,“我讷讷祖籍可能在叶赫”。[ənie]在清代满文中有,而[nənə]在满文中没有“母亲”的意思,语义是“使先”。在女真文中“先”的发音为[nunu],从[nunu]到满语的[nənə]语义上演变不大,但在民间口语中把母亲作为自己的先前之人不是没有可能的。香山话中的[nənə]为“母亲”,北京内城满人称母亲为[nainai],从女真语[nunu]→满语[nənə]→香山满族话[nənə]→内城北京话[nainai],我们可以从元音的不断低化([u→ə→a])中看到女真→满语→满汉融合语→满式汉语的发展演变过程。

二、香山北京话中的满汉融合词

由于满汉两族人民杂居相处,语言上相互借用和相互影响,使得香山满族人的北京话至今存在许多满汉语素并列合成的双语词。由这种构词法产生的满汉融合词,从明末清初的东北到清朝北京的官方文献,再到汉语北京官话,一直到今天的现代汉语普通话,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保留,但香山北京话是当今运用的活语言中最丰富的满汉融合词宝库,是满汉两种语言接触和融合的中间阶段。香山话比起已经基本完成满语转向汉语过程的内城话要早一些,这就为我们研究现代北京话的底层和来源提供了宝贵的语言基地。现举部分例词析之。

img99

① 用国际音标转写的是满话。

img100

[k‘ə55lə]房是清朝满语[k‘oli]重音前移后的一种口音讹变,前一[o]音首先央化成[a],后一元音[i]在轻声音节中弱化为[ə]。“房基地”实际上就是给要盖的房子划定的规矩。例如:“房子倒了,还在原来的房[k‘ə55lə]上盖新的。”

img101a55呼”中之[img102a]是清代满文[img103apu](多嘴)的一个音节,在这里代表整个词义来和汉语的同义语素“呼”(大喊大叫)结合成一个新词,表“多嘴多舌、大喊大叫”。虽然也是双音节,但语义内涵比满汉原来各自的双音节词丰富。“img104a55”呼有时又重叠成“img105a55img106a55呼呼”,在香山满族话中经常使用。如:“这小子真能[img107a55]呼,有他没别人叫。”

“m214们”,[m214们]当是清代满文[musə](我们)的缩略形式,[musə]在音变初期省略[sə]音节,用[mu]来代表全义。[mu]和紧邻的汉语词素[mən]组合,成为[mumən],当加上了[214]声调后,声调的拉长和加重读音以及后面同部位双唇音[m]的影响,淹没了元音[u]使其脱落,长音特征附在[214]的上声声调里,同时[m]也作为辅音领音音节,满汉两个语素构成表示第一人称复数的融合词,不仅在香山满族话中而且在全北京口语中都常这样说,“我们”[wo214mən]的使用频率反倒没有[m214mən]高。例如:“[m214]们祖先是东北长白山那块儿的。”

“末liə214”,[liə]是满语音节[la](末尾)受汉语动词“了”和东北汉方言句尾语气词“了”[liau]的读音影响后所产生的音变,满族人发的边音实际上不是舌尖中[l]而是舌尖后[img108]也是个明证。成为[liə]后又加上儿化和上声声调,加重了这个语素的音义特点,再和汉语的同义词素“末”结合,整个词表示的仍然是“末尾”,但两种语言成分的并用,互相注解,就显得更强调,更明确。“末liə214”在香山以外的北京全市也经常运用。例如:“末[liə214]我来找你吧。”

“la55晚儿”之[la]是满语“末尾”之义,“晚”也是汉语“一天之末”的意思,满汉两语素构词上互相并列,表义上互相注释,后面加上儿化音,语气更亲切。整个词表示“白天的末尾”,香山满族老人有时又解释为“下晚儿”,这是东北带下来的满式汉语词。例如:“每天干到[la55]晚儿才着家。”

“polo盖儿”,这是一个满语修饰汉语的定中限定式融合词。满语的[polo]译为“大小腿相连关节的前部”,“盖儿”作为汉语虽然和“前部”重复,但它只表示“盖儿”的普通词义,[polo]是表示“膝盖”的专门词义。“polo盖儿”在北京官话区普遍使用,而香山满族老人几乎不说“膝盖”。例如:“膝盖太文,我们说[po35lo.]盖儿。”

“ximg10935le菜”,[ximg11035le]不是汉语“盒子”的讹音,而是清代满语[xalampi](烫)或[xalxən](热)语音演变的结果。从哪个词演进而来都说得通。[xala]去掉动词后缀[mpi]后成[xala],而在没有规范语言的环境下是很容易变成[xələ]的,况且前一元音是央次低舒唇元音,和[a]的舌位相差很小,后一个[a]由于轻声而弱化为[ə]也属正常现象。此外,说成是[xalxən]省略[xən]音节,使[xal]的[l]后又带出一点元音[a]的成分,也未尝不可。这两个清代满语词都表示使物体的温度升高,现在香山话表示“熟”,语义引申是相通的。满族人常把“猪肉”当作“菜”,用“菜”来代指“猪肉”也是满式汉语的一个习惯。例如:“买点[ximg11135le.]菜下酒。”

“大p‘o214lo.”,其中的满语[p‘o214lo.]是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制造的一种农事盛粮器物,圆而大,帮较浅,多用柳条编制而成,在东北的满族汉话中保存至今并一直单用。而在香山北京话中[p‘o214lo.]常结合汉语“大”字混合成词,其语义和[p‘o214lo]并无两样,“大”字只是对[p‘o214lo.]的形状加以强调性地修饰而已。例如:“大[p‘o214lo.]在当院儿晒玉米粒子呢。”

三、香山北京话中借用古汉语词素创造的满语词

在古代的东北,以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为代表的各朝代满族先人早就和中原汉族文化有过频繁而深入的接触,上古、中古的汉语词汇,包括词素或者音节,通过发达的汉文明不断传进东北少数民族语中。有趣的是,随着中原汉文化的发展,汉语的古今变化异常明显,可是,古代借进东北少数民族语中的汉语词由于离开了汉语主体的发展演变轨道,贮藏在白山黑水的“深山老林”中,却往往数个世纪变化不大,成为活在女真、满语中的语言化石。这些词汇虽然来源于汉语,但早已满化或为满人所专用,成为满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和清代以后从汉语官话中学来的借词又不一样,我们只能把它们算作满语词。这里试举些香山北京话的有关词语加以解释。

img112

“巴克什”本是汉语中古音[pakimg113img114],[k‘]后来发送气音是受后面相邻擦音[img115]的影响,因为擦音气流送气成分较长较重,汉语的语流音变又习惯于逆同化,入声韵尾[k]在不发出声音的短促时间内被后面的送气强气流所淹没,古代女真人在借入该词时听成“克”[k‘],从此在满语中按[k‘]流传了下来。清朝入关定鼎以后,满族人在逐渐改说汉语的过程中又按清代汉语的语音结构脱落音节中的入声韵尾[k‘],成为[pasimg116],汉字写成“巴什”,这在清代京旗满人的口语中常能听到,如“天桥把式,光说不练”。香山满族话至今仍常说。例如:“过去旗人可会玩儿了,前院他大爷就是鹰把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巴克什”的语音变成“把式”,“巴克什”的“儒者、学者、读书人”的语义也引申为“有技能、有专长的人”。

“档”在上古、中古汉语中都有这个字,本义就是个“横木框”,满语借进这个单音节词,最初是作为庋藏文案书册的地方,慢慢又变成庋藏的文案书册本身。清朝的满人常习惯于单用这个词,或叫“档子”,满语为[taŋsə]。现代香山满族老人也不大说“档案”,而是光说“档”。例如:“这件事在乾隆年间档中有记载。”

“佐领”作为清代满族人专用的一个官职名词,实际上两个字都是汉语语素,直译为“辅佐首领的长官”。在今天的香山,后来定居的汉人甚至把说这个词作为辨别满族人和满语的标志。例如,满族老人常说:“香山人杰地灵,佐领以上的官儿就不少”。

“瑟夫”一词是近古汉语“师傅”借进满语后的音变。从语音上的无轻声[sə55fu55]也可反证出“师傅”之“傅”在明清之际的读音还没有轻声化。在古代汉语中,对“师”也称“师傅”,“老师”是清代以后才产生的说法。在民国以后汉语普遍改称“老师”的情况下,“师傅”作为“老师”的古义却保存在满语里。香山满族老人一般不说“老师”,习惯于用“瑟夫”来称之。例如,老人们记起当年的儿歌还能唱道:“赵钱孙李,胡瑟夫卖笔;周吴郑王,胡瑟夫上房。”[6]

“平差”的两个词素均是汉语,但汉语并没有这种组合的用法,满语借用汉语音节材料构成新词,用来表示“小气”的语义。例如:“街坊邻居有事都要送份子,平差可不好。”

“厅儿”是古汉语的一个常用语素,多表示聚会或招待客人用的前堂,满语借过去加上儿化音,专指下层权力机关的办公地点,在旗人的营房里经常使用。现在香山满族老人也常把乡镇村政府所在地说成“厅儿”。例如:“到厅儿上问问,就知道香山满族的人口总数儿了。”现代汉语的“厅”指大机关里的一个办事部门或省级机关的名称,也许是古代“厅”字的语义引申,但也不能排除有清一代朝廷官方满式汉语的间接影响。

以上例析只是我们对香山满语的初步探讨,它是我们发现的满语词汇的一少部分,还有些词汇需要深入解析,语音上的儿化、轻声,语法上的词序和词类等的存留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从已有的调查材料中,我们已经惊人地发现了北京话底层有丰富的满语词。香山只是西郊外三营之一,另外的火器营和圆明园驻防在海淀近郊,语言特点也同健锐营,只是保存得不如香山多罢了。其实,满族人带有满语底层的满式汉语,从北京内城到西郊已经连成了一片。在这块早就经过北方阿尔泰语(辽、金、元)影响的地方,又加上有清一代三百来年密切的满汉语言接触,汉语北京话早已不像其他南方汉语方言那样存古了。作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基础的北京话,实际上是汉语和阿尔泰诸语接触融合的产物,而最直接、最充分的融合是满汉语言的融合。这都证明了满语曾对现代北京话所产生过的深刻影响。

【注释】

[1]1991年10月,笔者带领北大东语系14名高年级同学到香山正白旗对延振华、延玉珍、关炳文、唐雪渔、杨淑香5位8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音调查,有的同学也发现了少量满语词,这里一并收入,顺表谢意。

[2]有关东北现代满语的情况,请参看笔者拙著《现代满语研究》,民族出版社,1989年6月第l版。

[3]引自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第1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4]方框号内变号前的是清代满文音标,变号后面的是现代香山北京话音标,以下诸词体例皆同。

[5]本文女真文词语的意义,均引自金启琮编著的《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

[6]此句引自张嘉鼎《北京现存满语杂记》一文,《满语研究》,1989年第2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