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资本主义

垄断资本主义_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梁启超把“生计界之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视为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联袂出现的两大最新经济学说，“近二十年来世界大势的趋向”，便是生计“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出现，“一则为政府当道之所凭藉，一则为劳动贫民之所执持”。^[66]当然，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这二者之间并不构成并列关系。但从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垄断资本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却有着密切的关联。梁启超对垄断资本的最初形式托拉斯（今译托拉斯）进行了分析。

1.垄断资本产生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勃兴与发展，工业生产迅猛集中，垄断组织与日俱增，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梁启超从经济学说发展的角度，认为这是对自由经济理论的反动，“当十六七世纪时，生计学上重金主义盛行。法之哥巴、英之克林威尔等，皆厉行于涉，国以骤强。全欧艳之，转相仿效，既而不胜其敝。逮十八世纪之半，重农派之学说起，颇倡自由。斯密亚丹《原富》出，益畅斯旨”。从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国民的取向看，自由主义成为当时的主导思想，“百年以来‘自由竞争’一语，几为计学家之金科玉律。故于国际之通商，自由也；于国内之交易，自由也；于生产制造贩卖种种营业，自由也。劳力者以自由而勤动，资本家以自由而放资。上自政府，下及民间，凡一切生计政策，罔不出于自由。斯密氏所谓供求相剂，任物自已，而二者常趋于平，此实自由竞争根本之理论也”。自由主义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梁启超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因为在自由竞争的推动下，“生产家不得不改良其物品，低廉其物价，以争贩路；以是之故，不得不求节减其生产费，扩充其生产力。复以是故，新式机器之发明，技术意匠之进步，相缘而生焉。以物价之低廉也，增加需用者之购买力；以物品之改良也，增加其物之利用价值。以汲汲谋扩张贩路也，故交通机关（即轮船铁路等）随而扩张，而供给日以普及。复以是故，生产家之规模愈大，其所需劳力愈多；劳力需多，则庸率愈腾；庸率腾而劳动社会之精神形质，俱以进步。复以是故，制造家之需原料品也愈渴，竞于购买，故原料价腾；价腾故农虞诸业皆食其利。如此则于全国全社会种种方面，互添活力，而幸福遂以骤进”。所以，梁启超讲，“论者谓19世纪之文明，无一不受自由竞争之赐，非过言也”^[67]。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也带来了深重的后果，梁启超从哲学的意义上讲，“天下事利之与弊，每相倚伏，自由竞争之过度，其病国病群也”^[68]。自由竞争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使西方国家必然寻求救弊之路。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应运而生。

与盲目竞争的资本主义不同，梁启超把垄断资本主义的初始表现形态托拉斯称为“自由合意的干涉”也。所谓“自由合意的干涉”，首先是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发展的必然。梁启超分析说：“自机器之制造日益精，运输之交通日益便，而竞争日剧一日”，“物品务改良，物价务低减，于斯时也，营业家不能不一改其目的，不求利益之高也，而惟求利益之多。即昔者以每月他之产物，能博百金之赢利者，今已不可复望，毋宁以每月万金之产物，而求博五六百金之赢利。故生产物不能不增加，实此趋势迫之使然也。”试图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至少必须具备以下八个条件：“（一）必置备最大、最新、最良、最敏之机器。（二）必使用多数精练之职工，乃能利用此机器，而节减生产费。（三）必需用原料品愈多，然后购买之时，其价能较廉。（四）必资本大，信用坚，然后欲借外债，其息较微。（五）必资本大，然后机器及工场，乃可以随时进步改良。（六）必设法利用废物，制造所谓补助物品、副产物品者。然后劳费少而结果多。（七）必设法使分业以愈趋精密。职工尽其所长。（八）必设法节减贩卖费用，而因以侵略外国市场。”从上述的八个条件中可以看出，“非有大资本者，不能优胜于竞争，至易明也。”所以，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个人独立之小商渐次绝迹，“相率而走集于有限公司（日本所谓株式会社之旗下”，“于是而第三等之工业全败”。但是，资本的集中和资本的大小总是相对的，“以十万者与百万者遇，而十万者必不支；以百万者与千万者遇，而百万者亦终必不支”，如果任自由竞争的无限发展，“大食小、大复食大者”，社会的“第二等之工业亦将全败”。这种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极大破坏。在一定意义上，垄断资本主义是消解无政府竞争的逻辑选择，“生计界之恐慌不可思议，而全社会必受其病，故非有所以联合之而调和之，则流弊遂不知所届，此托拉斯之所由起也”。^[69]

当然，梁启超也承认垄断资本主义并不能消除竞争。但这种竞争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竞争有重大的区别：“彼以更大之资本而立新公司者，非使他公司毙于其马前而不能自立也。托拉斯者，是使旧有之诸公司，悉逃其害，而共蒙其利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托拉斯是“平和之战争”，“自由合意之于涉”。^[70]

2.对西方关于托拉斯利与弊的介绍

在最早组织托拉斯的美国，人们视托拉斯为“怪物”、“猛兽”，各阶层人们都关注它的发展。托拉斯究竟为何物？美国社会议论纷纷，“政府之焦虑，学者之讨论，民间各团体之所哗嚣调查，新闻纸上所研究争辩，举全国八千万人之视线，无不束于此一点”。^[71]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知托拉斯为何物，对垄断经济理论也很陌生。其时正在美国访问的梁启超，全面地总结了美国人的争论，及时向国人介绍了美国人在托拉斯问题上的态度。

他把美国理论界的观点分为三种：

第一，“以托拉斯为适应于现今生计界，实天然使然，无可逃避”，所以，他们详细论述了托拉斯的“起源、利益、流弊”，并且“谋所以补救之法者”。主要著作有有：Jenks的The Trust Problem；Harpes的Restraint of Trade；Collier的Trusts以及Halle的Trusts and Industrial Combination in United States。

第二，“攻击托拉斯者”。主要著作有：Ely的Monopolies and Trust和Clark的Trusts。

第三，“颂扬托拉斯，谓其功德巍巍，为全社会各阶级人之利益者”。其中以Gunton的Trusts and the Public为主要代表。^[72]

此外，美国政府有关托拉斯的大量调查报告书及托拉斯会议议事录也为他全面介绍托拉斯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梁启超参照美国学者的评议，依据经济学的经济效益理论，充分肯定了托拉斯有利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一面。他说：“生计学有最普遍最宝贵之公例一焉，曰以最小率之劳费易最大率之利益是也。而托拉斯则达此目的之最善法门也。故托拉斯之功德，皆当于此焉求之。”^[73]按照这一原则，梁启超详细罗列了以下十二项优点。

第一，托拉斯可以得廉价的原料品。“购买各物品，其同时多购，且定期常购者，则比诸常价必较廉，此尽人所能解也。而惟营业之规模愈大者，乃能享此独优之资格。”针对那种原料品生产家可能因此会反受其害的观点，梁启超分析说：“吾有物而售诸人，与其售十数次而价稍昂，毋宁售一次而价稍杀”。因为“其所费之劳力，所费之时日，不足以相偿也。故供者无丝毫之损，而求者有莫大之益”。

第二，托拉斯可以善用机器而尽其所长。“考美国诸托拉斯之成立也，往往收缩旧有之工厂，减其机器之数，而所制产物品，比诸畴昔有增加而无减杀。由此言之，是前此旧工厂之用机器，有未尽其力者存也。而此力者，前此则弃于地，而今乃收其用也。”“前此以八十分之资本，庀置器械，而仅得此利益者，今乃以十二分之资本，可以获之。而所余之六十八分，则流通之于他处，以为别种生产之用。其有稗于社会之总额，不亦大耶？且机器日新月异，新者出则旧者殆废。苟非结构之大，母财之雄，则欲易新者而不能逐时而迁，欲仍旧者而不能与外相竞，是两困之道也。欲免此困，非托拉斯末由。”

第三，托拉斯可以使社会分工更趋合理。“生计学上分业之理，自初民时代而已行，然其粗疏与精密之等级，即文野所由分也。自机器日出之后，分业之细，已远优于前代。托拉斯行，以其巨大之资本，伙多之工场，故得分之愈精，而其利愈著。”

第四，托拉斯可以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梁启超称之为托拉斯可以“制造附属副产物，使无弃材也”。举例说，以前，从事煤油生产的企业“惟取其精以供灯火用，其余所弃之渣滓，殆将过半，仅投诸汽炉以代薪炭。自托拉斯成立后，乃更谋所以利用之。几经研究，乃制出擦机器油及巴拉芬洋蜡之两种副产物，于是全工场无弃材，而公司岁入之值，此两种副产物，殆与正产之煤油同额。其余次等之副产物，尚三百种。近年煤油之价日廉，其原因盖在于是。”“非托拉斯不能。盖孤立之公司，其资力实不足以兼及也。”

第五，托拉斯能减少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梁启超认为，这是“托拉斯之最大利益”，也是“左右袒者剧争之焦点也”。按照斯密的理论，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供求相剂，任物自已，而二者常趋于平，此固生计学上不易之公例乎”。但经济的实际运作并不像斯密的学说那般轻松，即使靠“看不见的手”实现供求之间的平衡，但从不平衡到达平衡却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梁启超分析说，“社会者流动而不静止者也。当其方平也，不转瞬而旋复畸于一，畸固未有不近于平者矣。然或畸一年数月而返，或畸十数年而犹未返；或畸至小差而返，或畸至极敝而后返。则恒视其社会之状态、国民之性质与夫外界之刺激以为差。夫使畸至极敝而后返焉，及其既返，则平固也。而将平未平之际，其惨状有不可胜言者。如供过于求而欲返其平，则舍同业者之休歇倒闭，岂有他术哉？供过求者倍，则现时同业者，必倒歇其半，然后平乃可得复；供过求者二倍，则现时同业者，必倒歇其四之三，然后不可得复。及其平也，而一国之资本，耗蚀者几何，一国之劳佣，失业者几何矣。”此时便是经济学上的经济危机时期，“生计家名之曰‘恐慌时代’”。而托拉斯的产生，却可以使生产有一定的计划性，“托拉斯者，以其供给本业消费额之过半，故于人民之嗜好，需用之多寡，及市场之情状，皆能了然。本公司之岁产几何，与本公司竞争者，其岁产几何，皆可测知。故能使社会之所求，与我之所供，随时相剂，而不至有过度之患。托拉斯之对于生计界，对于一般社会，其功德莫臣于是。”

第六，托拉斯能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市场的扩张。“彼以资本之巨，故长袖善舞之乐，凡与本公司有密接关系之事业，一切皆自营之。因此而所生之利益，不可思议。最大之托拉斯，常自储殖其原料品，自制造之，自运送之，自贩卖之”，降低生产的成本和产品的价格。“夫价廉则消费者食其利。消多用节，则生产者仍食其利。计学公理，必出于两利，诚至言哉”。同时，“生产既巨，必汲汲扩张贩路，其势乃侵略外国市场，此又必至之数也。”

第七，托拉斯能提高工作的效率，减少经费的开支。“生产费中，其最大之部分为原料品，次则监督费也。监督之人，固万不可以已，而实则为不生产之人，归于分利之种属者也。自托拉斯起，而此费大节约，其裨于社会之公利者实多。”“钢铁托拉斯之总办奇氏云：‘托拉斯成立以后，前此之事务员，汰其大半’”便是很好的说明，“加以托拉斯之制品，多直接贩卖，故居间经纪之人，皆可不用。星克士博士之调查记事云：各托拉斯以废经纪人之故，最少者岁增五千元，最多者岁增二十万元（皆美金）之利益云”。

第八，托拉斯可以节省自由竞争时代的“竞争之冗费”。所谓“竞争之冗费”是指“竞争既剧，所恃以争胜者，不一其途，冗费自相缘而起”。如广告费、推销者费等，“而此等耗费，势亦必于物价内，向购者而取偿。托拉斯立，则无谓之竞争，悉已芟除。此等冗费，半归节省，是直接而为制造家之利，亦间接而为消费者之利也。”

第九，托拉斯可以节省运送费。以美国为例，“前者各家分立争竞，或公司在纽约，而购客在旧金山，或公司在芝加高，而购客在波士顿，其转运之费莫大焉，甚或增原价三之一者有焉矣。托拉斯既合并全国之公司，故恒择各要区，分置工场”，“钢铁托拉斯总理奇氏云：该公司以此之故，每岁运费节二百余万，他可推矣”。

第十，托拉斯能保障市场的供给，提高商业信用。因为托拉斯“拥巨额之资本，且各工场有无相通，故有求购者，可以随时应付”。而“寻常公司之与贩卖小商交涉也，往往接定购清单之后，订以一月或数月为期付货，临时或不能应。致人罹破产之惨者，往往有焉”。

第十一，托拉斯能提高企业抵挡风险的能力。“寻常小公司，往往恃借债以代资本。一遇市场凝滞或金货涨落，常生意外之虞”。而“托拉斯资本既充，无俟外求，虽有风潮，可以当之而无恐”。“或遇物价骤落，小资本者不能不忍折阅而急求售，以为通转之资”，“托拉斯则安坐以待时机之复来，此即优胜之甲胄也”。

第十二，托拉斯能实现先进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促进生产技术的发明和创新。“凡营一业者，必各有其所阅历所心得。但当竞争之冲，常自秘而不以示人，此常情所不能免也。既相合并为托拉斯，则利害关系，彼我同之。自相与比较研究，弃短取长。故一切新机器之发明，新方法之利用，直普及于全托拉斯”。全社会都能分享先进技术的赐福。而且，“规模愈大，则所凭藉以为研究资料者愈多”。“昔人云：新发明每出自大公司中。非无故矣。近世电学，强半自爱的森（既始造留声机器者，现今电学第一人也。）之公司而来。岂徒恃爱氏之脑力而已？亦以其公司之大，能备各种之资料，能吸集多数之高才，故惊天动地之新制，往往而见也。托拉斯盛行，吾知学界之突进，更未有已矣。”^[74]

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也纲领性的列举了举办托拉斯的十二利。与上述十二利相比，只是说法略有不同，在基本的精神上是一致的。这十二利是：

（1）可以利用最新最大最敏之机器而尽其所有。

（2）资本既合并，则创出之物其价也随而廉。

（3）以工场伙多之故，可以实行分业之学理，使日趋精密。

（4）能有余力利用废物，使无弃材。

（5）以全国本业皆合同故，能节制生产毋使有羡不足，因以免物价之涨落无定，而资本家无时常倒闭之患，劳力者亦不至被牵涉而失其业。

（6）能经营附属事业，扩张外国贩路。

（7）能淘汰冗员，节减薪费。

（8）凡一切竞争之冗费皆可节约。

（9）可节省运送费。

（10）信用日益坚实。

（11）以资本雄大故，不假借贷，无畏外界市场之恐慌，即有借贷，其息亦廉。

（12）可以交换智识，奖励技术。

梁启超通过与自由竞争时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比分析中，指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优点。其实，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梁启超想象的那样完美。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透过资本主义时代内在矛盾的分析，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光明未来。梁启超显然无法看到垄断资本主义同样存在着生产的巨大浪费和盲目激烈竞争的一面。上述的十二项优点中的许多内涵也多有重复。但总体而言，上述的分析是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层层展开的，不少论断也远远超过20世纪后期我国经济学界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

当然，梁启超并非单方面地介绍托拉斯的益处，综合美国人的观点，结合自己对垄断经济的理解，他指出了成立托拉斯的十项弊端：

第一，“托拉斯者，以全权委诸当局之人，所谓托拉斯梯是也。其监督之方法，未能如寻常公司之完备，苟不得其人，则全局将归于失败”。

第二，“以规模太大，故统一之，监督之，大非易易。苟以才具稍写下之人当其局，虽品行端正，犹惧不任。”

第三，“以其为本业之独占也，无竞争之刺激，故生产技术之改良进步日益怠，以此与自由竞争之国民相遇，不久而必至退步劣败。诚如是也，则前此种种之利益，皆不足以相偿矣”。他列举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宜减缩中央督制权之范围，使所属之各支部，各工场，为适当之自治”，以刺激竞争和生产的发展。另一种意见则反驳说，“广大之支配权，与适当之自治，实不能相容。强并行焉，终不免于冲突。即不冲突，则其所谓统一者已无力，失托拉斯之所长，存此空名何为也？”梁启超承认这是反对托拉斯的重要理由，但对这种驳议，自己则有所保留，因为“据过去现在之托拉斯实情以审判之，此流弊似尚未见”。

第四，“难托拉斯者，谓其淘汰多数之工场，且采用最省劳力之机器，使多数劳佣糊口路绝也”。对于这一点，梁启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是在产业革命的初始阶段往往难以避免的现象，也是经济发展走向常态的必然过渡，“当汽力电力之初发明，各国劳佣，半失其职。当时虽群议嗷嗷，至今日更未闻有谓汽电之不宜用者。而彼等之失职，亦不过暂时。及局面一定，其业反增，而庸率转昂，此尽人所同知也。今托拉斯之果病庸与否？尚未能确言。藉曰有之然使斯举苟诚为生计界进化之正轨，为国民社会之公益，则虽使劳力者忍一时之苦痛，亦岂得已？”

第五，“托拉斯以种种不正之手段，摧灭竞争之敌，使小资本之公司，不能自存”。因为“托拉斯之既立，侍其资本之富，务减其物价，使他公司之未入托拉斯者，不能与我竞争”。等待竞争对手物力抗衡时，再“以度价买收之”。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经济学上的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对于这种“不正之手段”，梁启超也主张应采取必要的手段加以防范。

第六，“托拉斯以独占之故，强以廉价买原料品，而使生产家不利；强以高价售其制造品，而使消费家不利”。在现代经济学看来，垄断就是独占。反对托拉斯的学者和政论家也往往对垄断价格提出非议和责难。梁启超认为，这种价格的垄断问题不应成为“反对论者所众攻击”的对象。因为“以生计学公理论之，此等现象，断非可永续。盖苟乘独占之威而垄断焉，势必将有新竞争者，或起于国中，或起于国外。终不能达其独占之目的，而或反以自招倒闭，昔制粉托拉斯，其前车矣”。任何一种经济组织试图通过价格垄断的方式谋取利益，最终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故此，梁启超认为，这种弊端即使存在也“亦不必深虑也”。

第七，“托拉斯以独占之故，其所产物品，虽日杂粗窳以欺市众，而莫可谁何。此又一弊也”。梁启超认为，这种责难也难以成立。在竞争社会中“凡劣者未有不败，苟有是终不能久也。况托拉斯盛大之后，其制品强半输出外国，杂粗窳者，宁能战胜于阃外耶？此亦不待禁而自遏者也。”

第八，“托拉斯之制品，其输出于外国者，其售价或反较内地为较廉，是病本国之消费者而利外人也”。对于这种责难，梁启超首先指出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美国曾对此进行过调查：“千九百年，美国工业调查会委员尝以四款质问于四十八家之托拉斯，属其回答。其第四款即问出口货之价何如，回答者凡二十九家，内十九家云出口货依本国原价加运费及税金；内八家答云，以扩张贩路于海外故，出口货价稍低廉内；两家答云，出口货价恒取昂于本国。”由此可以断定“此不过对外竞争极剧烈时，偶或为之耳。苟非万不得已，则托拉斯固不敢尔尔，亦不欲尔尔。”

第九，“当托拉斯之初设立也，必省闭多数工场，向之受佣者随而失业，及乞怜而再求佣，则或减其庸率，而延其劳期，势所不免，其病多数之劳力家实甚”。对于这种观点，梁启超承认“因托拉斯而劳庸之一部分或致失业”，但不能成为反对托拉斯的理由。首先，“社会之进步，必须忍其苦痛，不能以小数者之不便求幸，而为全体障也。况所谓不便不幸者，又不过一时之现象，过其时而食其利者，或更进于前也”。为了说明这一点，梁启超在文章中专门设立独立的一章，通过具体的材料证明“托拉斯与庸率之关系”。^[75]美国劳佣局1899年对14家著名托拉斯的调查数据表明，“托拉斯成立以后，其高等职工之庸率，十四家之中，增者十家；下级职工之庸率亦然；其余数家独减少者，则以其所用运送物品之人太多。此等之庸，固宜特廉耳。此托拉斯有益于劳佣而无害，其证一也”。而佐治康顿博士的《托拉斯及社会》中对11个不同产业的托拉斯的统计表明，“托拉斯成立以后，雇佣之人数，与受庸之金率，相缘而增。且其增加率甚大。……托拉斯有益于劳佣而无害，其证二也”。所以，无论是从经济学的理论上，还是现实的实践上，以庸率的低下反对托拉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第十，“攻掊托拉斯最剧者，谓彼如魔术然，认空华为实现”。梁启超所说的“空华”类似我们今日所讲的泡沫经济问题。他说：“古代用兵者，实十万号称二十万”，今天的经济社会也是这种情况，“即如钢铁托拉斯之成立也：前此亚美利加钢铁公司之股东，以百元之股票而易托拉斯证券三百元。瞬息之间而前此之财产，估价溢二千万以上。此等资本，非实有也，不过逆揣其将来之利益，可以得此云尔”。所以“诸托拉斯大率号称之母财，数倍其实额。当事者谋所以扩充维持之道，势不得不借社债于银行，而以本托拉斯之证券为之质剂”。这种表面上的繁荣无法掩饰内在的危机，“脱有不测，则全国之母财，皆为所牵，成举其社会而为幻瘪泡裂之象。英国生计学大家理嘉图丹治，谓此等魔病，潜伏于美国生计界中，而必将有败露之一日。苟无所以节制之，监督之，其极敝也，可以举七千余万之自由民，悉奴隶于托拉斯专们团体之下”。梁启超认为李嘉图的上述言辞绝非耸人听闻，这是对垄断经济发出的“最痛切深刻之言”，也是“现今美国政治家、生计家所最兢兢”的焦点问题。^[76]

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又把上述反对托拉斯的意见作了以下简明的概括：

（1）以全权委诸一二人之专制，苟不得其人，则全局失败。

（2）规模太大，难于统一监督。

（3）独占一业，竞争失去，技术改进中止。

（4）工人失业。

（5）使小资本家无法自存。

（6）以廉价勒买原料，高价售货损害产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7）日杂粗疏以欺市众。

（8）滥用保护关税之权，低价售到国外，高价售于国内。

（9）剥削工人更甚。

（10）垄断企业一有失败，则其证券搅乱市场。^[77]

梁启超的归纳虽未必十分准确，但从中却可知当时美国民众对托拉斯利弊分析之大端，即垄断组织在它产生初期既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也有容纳生产力的一面。它既是生产集中的产物，也适应了大生产的需要；它以较高的管理水平组织生产，缓解了自由竞争中出现的某些弊端，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当然，梁启超着重在于肯定托拉斯的积极的一面。认为托拉斯的产生不是人为的主观“发明”而是经济规律运动的必然产物。美国政府出于各种复杂动机曾通过多项反托拉斯法但托拉斯不但没被“反”掉反而“日盛一日”。最后，美国政府和美国舆论“幡然一变，知此物之发生，由于天演理势”，“于是禁遏之政策，一变为补救之政策。”^[78]所以，梁启超在列举了十大弊端后，又对其中的几点作出否定性的分析。

梁启超对时人有关托拉斯的批评意见的辩解、反驳，“虽不是毫无道理，但基本上是勉强的、有的是完全错误的”，总的说来，“梁启超由于过分推崇规模经济的好处，从而忽视了垄断可能导致的弊端。客观地讲，如何既保护经济的竞争活力，同时又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在两者之间求得某种平衡，即使是在当代，也是经济学中的一大难题，要梁启超正确把握这对矛盾，是不现实的”^[79]。

梁启超在文章中的确有过分推崇垄断经济的一面，这也是当时西方经济社会的主流话语。梁启超的贡献不仅是把握住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主脉，重要的是他对托拉斯的弊端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他辩证地指出：“平心论之，则托拉斯之功绩，固不可没，其流弊亦不可不防。故美国当今政治家，以此为独一无二之大问题，其争论之剧烈，始与前此禁奴非禁奴之问题相等。十年以来，屡布禁令，而其成效乃若彼。于是乃不得不思变计，求以适宜之方法。直接间接以监督之，以防垄断之弊于未然，此近日舆论所最龈龈也。”梁启超将美国对于托拉斯政策之沿革，整理为五种主张：禁托拉斯；公认托拉斯，听其自由；取托拉斯悉为政府官业或为公共事业；国家实行监督权，直接间接以干涉托拉斯事业；关税政策。^[80]这五种主张中，梁启超赞成通过国家实行监督权以“直接间接以干涉托拉斯事业”的政策。国家的监督权主要表现为：

（一）使托拉斯公布其营业之账目。

（二）国家有严行监督之全权，若认为有妨公益，得以政府之命解散之。

（三）当托拉斯初设立时，其各旧公司之财产估价，由政府严行监督。

（四）凡有妨于通商交易之自由者，一切严禁。

（五）国家检查托拉斯制出之品物，察其良窳而证明之，以保护公众消费者。

（六）使托拉斯随时设法增给佣率。

（七）对于托拉斯设特别之课税。

美国行使监督权必须经过法律的手段，梁启超特别肯定了这一点，“千九百年，美国下议院之托拉斯调查委员会，提出救治法案于议会。乃改正宪法，授议会以监督托拉斯之全权，将前此条例废弃之”。其条款如下：

（一）托拉斯制出之物品，由该省政府检查，加以烙印或他种标识。

（二）其无烙印及标识者，不得私相接受，犯者政府没收之。

（三）凡公司之有资本金一百万元以上者，及所消货物每年在一百万元以上者，皆须将其年结征情录呈于政府。

（四）凡交通事业之公司，（按即轮船铁路之类）代托拉斯运送货物者，无论运诸国内，运诸国外，政府得以便宜行事节制之。

（五）凡托拉斯及名为公司实托拉斯者，其职员不得用邮船。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而反复论证西方社会的垄断资本主义问题，梁启超的主要意图首先是警惕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以美国为例，垄断资本的产生“原以救生产过度之敝，使资本家得安然享相当之利益。十年以来，其组织日巧密，其督理日适宜，遂使美国产业界增数倍活力”，“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使美国全国之总殖，进步复进步”。但是，“昔之患生产过度者，今转而患资本之过度”。在国外寻求新的市场成为必然的选择，“故美国人之欲推广业场于海外，如大旱之望云霓，其急切视欧洲诸国倍蓰焉。由此以谈，则美国近来帝国主义之盛行，其故可知矣”。梁启超指出了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内在原因，“天下事惟起于不得已者，其势力为最雄伟，而莫之能御。美国之托拉斯，由生产过度之结果也；其帝国主义，又托拉斯成立以来资本过度之结果也。皆所谓不得已者也。虽欲御之，乌从而御之？呜呼！君子观于此，而知美国进取之方略，必不徒以区区之古巴、夏威夷、菲律宾自画焉矣”。梁启超告诫国人，“勿以此为市侩之事业，大雅所不道也。更勿以为对岸火灾，非我远东国民所宜厝意也”，“二十纪以后之天地，铁血竞争之时代将去，而产业竞争之时代方来。于生计上能占一地位与否，非直一国强弱所由分，即兴亡亦系此焉”。美国经济发展已由“国内托拉斯，今乃进而为国际托拉斯。彼摩尔根攫大西洋航路之全权，其最著者也。至如煤油托拉斯，近亦西吞俄罗斯，东袭日本矣。以此趋势，不及十年，将被靡于我中国”。如果对这种现象茫然不解，任凭事态的发展，“苟如是也，则吾民将欲自争其权利于万一，惟有结劳动社会，作同盟罢工，丐余沥于彼等之马前耳；苟如是也，吾不知吾民之复何以聊生也！”如果“抑我国中天产之重要品，若丝，若茶，若皮货，其制造之重要品，若磁器，若织物，苟以托拉斯之法行之，安见不可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热变色也？而惜乎我国民之竟不足以语于是也。吾介绍托拉斯于我国，吾有余痛焉耳！”。^[81]爱国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