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城市化相关研究

1.3.4　国内城市化相关研究

1）城市化战略、方针与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对实施城市化战略，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已形成共识。其主要观点是实施城市化战略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扩大内需，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保证；是改变工业化落后于城市化的需要；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途径等。不少学者对近年来的城市化方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指出了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不同的城市化方针（傅崇兰，周明俊，2003；叶裕民，2001）。城市化模式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城市化发展状况及动力机制特征的总和。城市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包括集中型城市化模式和分散型城市化模式，小城镇模式、大城市和超大型城市模式以及大中小城市相结合模式，农村城镇化为主导模式、城市化为主导模式和“双高”型模式，隐性城镇化模式和显性城镇化模式，原始自发型城市化模式和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继续城市化模式、延伸城市化模式、递进城市化模式和跟踪城市化模式（崔援民，刘金霞，1999）。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来考察，世界城市化模式可分成四种（经济管理文摘，2002），即同步城市化（synchro urbanization）、过度城市化（over urbanization）、滞后城市化（under urbanization）、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

2）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城市化是近现代引人注目的社会经济现象，也是当代各国社会经济中一种必然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发展过程。林玲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书中，综合比较研究了北美三国（美、加、墨）城市化问题，提出了主导产业转换力和城市引力场理论，同时，在总结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特点与原因之后，探讨了城市化基本构成要素，并主张中国城市化道路应采取“经济推动型”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林玲，1995）；成德宁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认为，许多研究已证实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在客观上密切相关，着重分析了城镇化的本质、原因与后果，城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条件，推动城市化增长的力量源泉，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知识经济对未来城镇化的影响以及中国城镇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等几个方面（成德宁，2000）；辜胜阻的《非农化城镇化研究》（1991）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非农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及对城镇化的作用，《非农化及城镇化理论与实践》（1993）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非农化、城市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非农化、城市化的实证研究与对策。

3）人口流动与城市化

顾朝林在西方国家人口流动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北京、天津、南京等大中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首次对大中城市人口迁移和流动特征、从业结构、迁移原因与等做了系统研究，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大中城市发展的作用（1999）；辜胜阻在《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一书中，系统考察了城乡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国际经验，深入研究了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城乡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政策、实践及相关的制度安排与创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面向21世纪的城乡人口转移流动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及其对策；沈建法《城市化与人口管理》一书，把区域人口提高到资源与管理的角度进行探讨，拓宽了人口城市化研究的领域，认为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是促使劳动力与其他经济要素最佳配合的重要机制，并能促进区域文化、经济一体化与技术扩散，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4）城市化动力机制

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一般包括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的结构转换、城乡间以及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技术进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若干独特因素包括行政中心的辐合作用、政策因素、行政区划变动因素、大型项目建设驱动力因素、外资带动因素、人口密集区的自发因素，以及国防、边贸、旅游等特殊因素（顾朝林等，1999；2000）。乡镇企业、劳动力转化和小城镇发展构成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实质内容，影响这三者发生、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包括经济、政策、资金和地方政府的作用，而农民群体和区外力量也有重要的决定意义（崔功豪，马润潮，1999）。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即农村工业化推进、比较利益驱动力机制、农业剩余贡献、制度变迁促进（孙中和，2001）。由于研究对象和角度不同，学者们在研究城市化动力机制时得出的结论各有差异。

5）城市化空间形态

顾朝林的《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是国内第一部从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历史学以及国土规划学多角度、全面系统地论述和研究中国城镇体系形成、发展、现状和未来的专著，对中国城市的起源、城镇体系的产生、城镇体系的发育、新中国城镇体系发展及其现状特征以及中国城镇体系发展预测，都做了详尽的论述和有益的科学探讨（商务印书馆，1992）。区域城镇体系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①离散阶段（低水平均衡阶段）。城镇发展主要依靠农业，以小城镇发展为主，缺少大中城市，没有核心结构，构不成等级体系。②极化阶段，对应于工业化兴起、工业迅速增长并成为主导产业的阶段。中心城市强化，区域城镇化处于大城市发展模式。③扩散阶段，对应于工业结构高度化阶段，中心城市的轴向扩展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点轴系统形成，城镇化处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发展阶段。④成熟阶段（高级均衡阶段），对应于信息化与产业高技术化发展阶段，区域生产力均衡发展，空间结构网络化，形成“点—轴—网络”系统，表现为大中小城市综合发展模式，整个区域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区域。

6）城市化相关背景的研究

（1）城市化与现代化。城市化几乎是唯一一个被看做是现代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直接指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城市化都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陈颐认为城市现代化就是指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经济社会活动的条件下，城市功能的现代化以及为实现这些现代城市功能而要求的城市经济、建设、管理方面的现代化；而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为此，中国必须把城市化作为农村发展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政策取向（陈颐，1998）。汝信、陆学艺等人从跨学科的视角来透视近20多年来苏南地区现代化实践的历史过程与最新进展，认为城市化是苏南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过程。从苏南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苏南近10年来把城市化作为统筹改革、开放、发展全局的一条主线贯彻于整个工作的始终。

（2）城市化与经济全球化。城市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节点，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已经对中国城市发展与城市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全球视野认识中国城市化过程和城镇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它有助于提升中国城市的整体水平，加快中国国际性城市的发展步伐。顾朝林认为，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将形成全球城市体系，大都市连绵区将更具发展活力，首位城市主宰世界经济趋势将更明显，多极多层次世界城市体系网络将形成。经济活动的全球扩散，一方面使主要城市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形成一种新型的城市类型——全球城市（global city）；另一方面，也促进网络城市（network city）和边境城市体系（frontier urban system）的发育。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中国城市化过程空前加速，涌现出更多的新城市；大城市继续快速发展，若干大都市连绵区已逐步形成；郊区与城市中心区共同繁荣；几个国际性城市将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网络（顾朝林，2000）。

（3）城市化与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带来了全球普遍的信息化浪潮。城市信息化也成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阎小培在《我国有关信息产业与城市发展的研究综述》一文中综述了地理学有关信息产业与城市发展方面的研究，即：对比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由于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城市地域结构有两个明显的变化特点，一是CBD出现新的趋势，二是作为技术创新中心的高新技术区的迅速崛起（1998）。城市信息化发展方针是强化中心城市，完善区域信息通道，加强中小城市信息化进程；城市信息化发展模式宜采取以强化信息中心城市为主导的集中信息化模式（甄峰，1998）。

（4）城市化与地方化、新区域主义。地方化是与全球化相对抗的一种力量，还可以称为本地化或本土化。全球化在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机遇的同时，有可能损害后者区域特有的文化遗产和政治传统。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在更大的空间上安排生产布局，国家的控制能力在减弱，但在企业的区位选择上，次国家区域、地区、城镇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思维全球化，行动地方化”成为许多跨国公司成功的秘诀。基于地方化的技术创新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模式。世界上技术创新较集中的地方主要有硅谷、128公路沿线、日本筑波、伦敦周围、慕尼黑。这些地方的技术创新与社会制度和生产组织形式等密切相关，且与当地的文化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区域主义是指同一地区内的种种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政府间组织、NGOs、民间团体、企业和个人等）基于共同利益而开展地区性合作的所有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总称（耿协峰，2003）。在当代，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齐头并进，后者给传统的区域主义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新的价值和内涵，这便是所谓的“新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的主要特点有：关注区域特性，研究方法注重系统分析与实地调研；直面区域和城市发展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综合平衡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重视物质规划以及不同层次物质规划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间的密切配合。

（5）新自由主义的城市政策。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的中心是取消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转为强调增加“个人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在美国，这些政策包括以下内容：以“个人责任”代替社会福利保障，即“社会责任的个人化”。政府减少社会福利，很多过去政府提供的福利改为个人自理或个人分担，如健康保险、退休保险。公共住宅私有化，让市场决定住宅供应的结果是住房供应从政府的“多为穷人造房”以体现公平，变成市场的“多为富人造房”以追求利润。就业政策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倾向性就业援助”帮助高失业地区，变为强调个人技能、质量的培养以自谋出路。建立城市管治的“新增长同盟”。由于政府管治已经被证明失败，故应该从政府管治转为政府和企业合作的伙伴关系，在新的管治中包括关键方面，即掌握资源的市场力。国家的干预应该从“日常型”转为“非日常型”，即政府从日常的干预退为只在危机时期才进行干预，正常时期则由市场自由运作。这些城市政策对普通市民的生活、价值取向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庭伟，2004）。

7）城市化相关政策因素研究

从中国目前的制度特征看，直接影响城市化的公共政策包括：户籍政策、就业政策、土地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市镇设置等。通过工业化间接作用于城市化的主要政策包括：投融资政策、企业制度、财税政策等（叶裕民，2001）。对于影响城市化的各种政策因素分析是近年来城市化研究中的重要领域，由于这些政策的现实性和自身利益相关性很强，而分析者大多为非专业政策分析人员，且缺乏基础理论研究，研究内容大同小异，其中不乏对城市化实践中的泛道德化的批判，理论价值并不大。

城市化其他研究领域还包括：城市化与城乡关系、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城市化与城市规划、城市化与城市建设、城市化与城市聚集、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