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器”的文化

三、科技文化：关于“器”的文化

“科技”是一个合成概念，是科学与技术的简称。技术是与人的生存相关联的事物。科学是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于19世纪，此时的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将之看作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技文化是现代科学技术融合与渗透而产生的文化形式，是基于现代科学而产生的一种现代文化。科技文化体现以下特点：

1.偏重“理”——调节自然的秩序

“理”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宋明哲学的重要范畴。“理”作为哲学概念出现于战国时期。以阴阳为“天地之大理”（《管子·四时篇》）。孟子以人心所具有的道德为理，“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韩非提出理是事物的具体规律，“理者，成物之文也。长短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韩非子·解老》）。《吕氏春秋》把“理”视作判断是非的根据，“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吕氏春秋·劝学》）。魏晋兴“辨名析理”之风。王弼认为“理”是事物的规律，是万物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象》）。郭象则认为理是必然性，即自然之理。唐代佛教华严宗提出理、事范畴，认为理是本体世界。

北宋以后，理成为程朱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张载强调理的客观性，认为“万物皆有理”，“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为理也，顺而不妄”（《正蒙·太和》）。把理看成气化运动的规律，主张穷理。程颢、程颐首次把理作为最高本体，建立理本论哲学。他们认为理是“形而上者”，是事物之“所以然者”，是永恒不变的宇宙本体，万事万物都是从理派生出来的。朱熹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的推动者，而太极则是众理的总名，是真理和道德的标准。“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答黄道夫》）。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王守仁也强调“心外无理”。明罗钦顺认为理是气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王廷相也认为理是气之理。宋儒对礼进行了哲学的本体论证明，确立“理也者，礼也”的命题。朱熹认为“厘谓之天理皆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朱子语类》卷四十二）。“宋明儒家深深地卷入形上学冥想的理（存在和理性的原理）和气（自然之气、实体与本质）的问题。理和气也用来解释人的主要善性，人与天以及一切事物的实在有一种潜在的合一性，以及为什么用自我教育能实现人的固有善性和天人合一，物我一体。”^[15]在成中英先生看来，“理并不是与人生有关的基本生活经验及其他人和事物相离的，理是成就社会和谐与行政上政治秩序之基础。”^[16]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出“理者，之理”的学说，认为理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他所说的理，一指自然规律；二指道德准则。而在葛兆光先生看来，“‘理’是理智对世界的整理和归纳的观念，而观念中的世界秩序，其实已经不再是真实实在的世界秩序，而是一个由‘心’生出来的‘规矩’是理念的知识和思想，可是，这种知识和思想却会拥有‘话语的权力’，反过来影响人们的经验，同时使自身成为‘精英与经典思想’，与‘一般知识与技术’拉开了距离。”^[17]

而“理”在西方文化中是理性、理智，是西方哲学一直探求的至高命题。在西方，哲学是爱智慧，是一种追求道理的方式。在西方哲学中真理的追求具有某种超越性。真理蕴含在其他事物之中但超越于事物本身。真理具有自洽性和合逻辑性，自己能够解释自己、自己能够为自己的合法性存在性进行辩护并不断推动自身发展。这是一种哲学的内在，哲学就是在追求这种内在性而发展的。当然科学与哲学是具有共通性的，这种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本质主义方法论。哲学的本质主义支撑了整个甚至是全部科学的发展逻辑。这是科技文化的逻辑基础所在。这种逻辑，面对的是客观世界本身，是面向自然而进行思考的逻辑。内在性的理路通过外在化的世界得以表现。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理”的思考上都体现了内在化思维的外向化发展。只是西方的“理”通过“理性”的方式展示了自我的强大，形成显现的科技文化来改变世界。

2.开物成务——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生存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来自自然环境。“人是物质实体与精神主体的统一体。人是生物体必须同自然环境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18]自然环境就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可以直接、间接影响到人类生活、生产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能量都是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空气、水、植物、动物、土壤、岩石矿物、太阳辐射等。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部分，能够直接和间接影响人类生存，被人类所认识和感知。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环境是人化的自然界。“人类的不同生存方式，对应着人与环境的不同关系。迄今为止人类生存经历了自然生存与技术生存两种生存方式……技术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技术物和自身知识（主要是技术知识）而生存的生存方式。工业生产是技术生存的基础。”^[19]迄今为止，技术作为人生存的必要手段与生存方式，不断地从自然界中获取人类生存物质和能量，保证人的繁衍、延续和发展。因此，“对于置身其间的自然环境的认识直接意味着人对自身生存本质的理解，当然，反过来说，人是否理解置身其间的自然环境，又直接依赖于对生存本质的自我理解”。^[20]

科技文化就是在人类从自然获取物质与能量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重要文化方式。科技文化注重的是科技理性，主要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自然界立法。重在开物成务。“理性有一内在的逻辑辩证法，这就是主体自我与客观世界的分离。这种主客体的分离，能使主体更好地实现自我、满足自我，发展自我。”^[21]科技理性突出主体自我，这在西方哲学中体现非常明显。

科技文化的功能在于开物成务。“主客体之间的定界导向知识，而知识是主体与客体分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分别的主体把握分别的客体的开端。这样，主体自我发展进一步成为可能。故可以说，知识是主观和客观的媒介，人类通过知识来判断解释和预测外界的变化，以满足自我，把握客观世界”^[22]从盘古开天的神话到“人工自然”的研究，无不是科技文化功能的彰显。《周易·系辞上》对开物成务有所解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其包罗万象的传统生产技术和知识作了最好的注释：而今本《易传》围绕易所总结的天下之道，展开出一个包罗万象的道系统，并将所有这些道都由天道、地道、人道来统一于易道。第12章：“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乾坤是易的基本精神，这一精神必须通过全部易象来体现，而易象又是象天地万物之行，效天地万物之动。道是看不见的，它必须外化，必须成器，必须开物成务，造就事业。内在的一切都必须表现出来，都必须通过开物成务得到证明，何况这一精神本身就是不可遏止的精进不息、积极有为的精神，它将把我们带入广阔的价值领域——也是全面的人类生活的领域，并在这一领域中确证自身。科技文化具有外显性与效用性。R.舍普等著的《技术帝国》中也有这样的阐述：“对希腊人来说，‘技术’是指达到目的的‘有效方法、手段和方式’。在希腊文明时期，说话的技术和演讲的技术是至高无上的技术。但今天，在我们的技术文化中，在技术等级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生产技术。”^[23]技术文化依据其文化的强力，不断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