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文化的思考

关于语言文化的思考^[1]——语言传播杂记之二

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有声语言责无旁贷地承担着主干或主线的重任。它应该是字字珠玑,金声玉振,字正腔圆,余音绕梁。可惜近些年来,有声语言被冷落了,似乎失去了自己的功能,被“符号解读”、“意思沟通”之类的诠释弄得灰头土脸,真有点儿“自惭形秽”了。

语言是什么?人们总是以权威的口吻引用斯大林的定义,即“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工具”论,成为语言的枷锁,销蚀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自由空间,泯灭了形象与感情的神游天地。这与欧美语言的本性相合,而与汉语的精妙大异其趣。 20世纪语言的转向进入“交流”,虽有其历史渊源,却也并未增添什么新意,如果说,语言从工具论提升到文化论,那便意味着认识的深化,这一转向才是真正具有了全人类的意义,或者说哲学的意义。

语言的文化论内涵,不过是说文化在典章、器物和意识形态方面必须化入语言的识别,进入语言的层面,才能体现出它们的现实价值和历史定位,也才能把思维成果和实践结果恰当地表述给后人。

在语言研究中,有两种极端的认识,一是把语言看做罪魁祸首,一切思维混乱、哲学片面、认识分歧、知识浅薄等都归咎于语言;另一是视语言为万能,甚至超过了客观世界本身,语言先于世界而存在。这类稚嫩、偏执的认识现在还是容易判别的。这两极之间,还有若干模糊的看法,就不那么好分辨了。“工具”论便似是而非地被一再阐释,不过只是一例。

广播电视传播中的语言问题,不能不同各种语言观相联系,不能不受各种语言观的影响。

欧美语言是一种形态语言,性、数、时等在一定语境中发生不同变化,决定了语句的具体语义。反过来说,某一语义,在这一表达形式下,只能如此安排词语序列。于是,思维定势确定了语言定势,社会公认某一语义,便实现了表达的目的。

汉语,是一种具象语言,迥异于形态语言。从文字组合的角度,从词语序列的角度,从有声语言的角度,从语境的角度,都无法确切地了解语义的具体走向,光从文字、语音上,更难把握语句的本质。 “言简意赅”,“辞约义丰”,正是汉语特征的准确概括。阴阳五行、九九归一,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完全打破了性、数、时等形态的格式,让文字、语音的整合变异,开拓出了以一当十、举一反三的意象空间。

在交际和交流思想的过程中,重视通俗和浅白,但各有特点。欧美语言特别重视思想,重视思想的形成,重视思想的自然表露。 “逻辑钳力”在交际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诗歌、戏剧等艺术创作中,也有明显的印记。汉语表现在日常谈话中同样讲究通俗易懂,上口顺耳。但汉语更重视感情,重视感情的积聚,重视感情的恰当抒发。 “艺术魅力”往往引人入胜,语言的感染力功不可没。莎翁《奥赛罗》里思想的闪光,郭老《屈原》里感情的火焰,不是一种对比么?西方的幽默常来自思路的迂回折返,中国的相声总出自语言的夸张误会,也可见一斑。

语言的民族性不可忽视。汉语的审美层次中修辞的千姿百态,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并未失落,难道在广播电视中就可以抛弃么?有人热衷于浅白,追求“说话”的平实,并非不可,但不应把这看做纪律,必须人人如此、每个节目都如此,那样何来多样化?何来百花?

韵律美,是一种文化形态,口口声声要在节目中体现文化内涵的人,仅仅把文化局限在“思想”中,那么,“抬起头来看见了月亮,低下脑袋想起了老家”也可以成为千古绝唱了。语言的韵律,既在思想中,也在感情中;既在逻辑中,也在形象中。我们所说的韵律美,完全不是语言游戏的沉渣泛起,更不是六朝骈文的空虚寄托,而是常态语言的升华,审美语言的凝结,精品节目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轻视语言,忽视语言的审美层次,肯定会受到语言的惩罚,只是早晚的问题罢了。

那么,现在我们该做些什么和能做些什么呢?首先是规范化,让语言进入民族的规范圈之内,在真实和真正的意义上,成为民族共同语,而不要掺杂进方言土语。其次,允许不同的语言形态、语言样式、语言样态共同生存,优势互补,而不要人为地、主观地硬分优劣,竭力褒贬。最后,从现实出发,从自身条件出发,努力弘扬民族语言的优良传统,提高语言品位,而不要浅尝辄止、讳疾忌医。

汉语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她像弥勒佛一样,“大肚能容天下可容之事,笑口常笑天下可笑之人”。

【注释】

[1]原载《现代传播》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