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纯洁性”的理性思考

1）“排外性”——汉语“纯洁”论的新内涵

由于语言的“纯洁”与“正确”二者关系是如此牵强，因而把语言的“纯洁性”理解为语言的“排外性”则是符合逻辑的。尽管这种理解应该并非“六六社论”作者的初衷，但由于其“纯洁”一词的误用，客观上误导了人们做出这样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成功，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稳步增强。到20世纪末，我国已经在整体上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开始跨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与此同时，国内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开始思考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问题。然而，人们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化似乎并无堪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实力”可言。中国现代文化是五四运动以来受到西方文化巨大影响而形成的，而当代文化则是现代文化在中国内地的延续，其突出的标志是马列主义文化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并居于主导地位。“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化是由中国传统文化、马列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三元汇一、浑然一体的交融会同型文化。”（金元浦， 2007）[2]

于是，源自对西方文化的敌视和对马列主义文化的信仰危机，人们一改当年改革开放初期虚心吸纳西方先进文化的态度，转而回首过去，重新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来充实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于是，一股“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开始发酵并持续高涨。有人甚至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它与“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先后两次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

这样的社会思潮反映到语言生活领域，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大谈维护汉语的“纯洁性”。世纪之交以来，“维护汉语纯洁性”的呼声在一些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可谓不绝于耳，一浪高过一浪，言辞一个比一个激烈，口号也一个比一个响亮，似乎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批评汉语中新出现的西方语言成分“污染”“伤害”了汉语，甚至大声疾呼：“要像保卫黄河一样保卫汉语！”[3]而半个世纪前“六六社论”提出的汉语“纯洁”论，也被这种思潮赋予了新的内涵而“借壳上市”。

例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守钧（2002）批评了“英语缩写词成群结队长驱直入汉语系统”的现象，要求“维护汉语的纯洁性”[4]。他指出：“汉语正遭受来自英语的威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形势更为严峻，维护汉语的纯洁性，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维护汉语的纯洁性，凡我中华儿女，人人义不容辞。”他还呼吁道：“国土神圣不可侵犯，因为那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地方；汉语神圣不可污染，因为那是中华文化时时刻刻，绵绵永续的家园。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这个“汉语神圣论”，直截了当地把汉语奉上了神坛。

然而，诸如此类的呼声，并非基于科学的、理性的思考。

既然要“维护汉语的纯洁性”，那么必然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汉语本身是“纯洁”的。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一下汉语到底是否“纯洁”以及是否需要“纯洁”。

2）从语言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本质来看语言之“纯洁性”

（1）语言“纯洁”的可能性

一种语言是否可能不受其他语言“污染”？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不同民族及其文化之间的交流甚至交融是密不可分的。由此，必然带来语言的互相影响和交融。

首先，许多语言本身就是由不同语言融合而成的，最典型的融合型语言就是“克里奥尔语”（Créole，混血儿），又称“混合语”。“克里奥尔语”是由“洋泾浜语”（Pidgin）发展而来，成为某个地区的人们作为母语而传承和习得的语言。例如海地的克里奥尔法语、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巴布亚皮钦语（Tok Pisin），后者还采用拉丁文字创制了本民族文字。这种语言从一开始就是“不纯洁”的，所以谈不上“纯洁性”。

其次，许多语言大量吸收其他语言的成分，使自身更加完善。例如，众所周知，历史上越南语、日语、朝鲜语/韩语就曾大量吸收汉语词汇。近代以来日语又吸收欧洲语言成分，不仅大量借用词汇，而且充实完善了自身的语音系统[5]。这些语言已经从早期的比较“纯洁”变为“不纯洁”。

其实，一些致力于“保卫母语纯洁性”的国家，其语言本来就毫无“纯洁性”可言。

俄语纯洁吗？

据报道，2001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禁止在俄语中滥用英语单词，要求维护俄语的“纯洁性”[6]。其实，普京的总统令所反映的“俄语的纯洁性”思想在俄罗斯历史上并不新鲜。苏维埃俄罗斯政府主席列宁就曾反对过在俄语中夹杂法语的现象。例如，1919—1920年，列宁写了《论纯洁俄罗斯语言》一文[7]，指出：

我们在破坏俄罗斯语言。我们在滥用外来语，用得又不对。……

……现在不是该向滥用外来语的现象宣战了吗？

老实说，如果滥用外来语使我痛恨（因为这使我们难于影响群众），那么在报上写文章的人所犯的一些错误就简直把我气坏了。……仿效下诺夫哥罗德法语用词，就等于仿效俄国地主阶级中那些学过法语而没有学好，又把俄语糟蹋了的最糟糕的人物身上的糟粕。

现在不是该向糟蹋俄罗斯语言的现象宣战了吗？

如此看来，在“维护俄语纯洁性”问题上，普京倒是个“列宁主义者”呢。

然而，据有关资料[8]介绍，在俄语10多个世纪的发展历史中，它先后“遭受”（或曰“接受”）过他族语言的大规模渗透。在俄语形成初期，其绝大部分抽象名词都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17世纪之前，由于商贸和战争的缘故，荷兰语等北欧词汇被引入俄语；彼得大帝全盘欧化的改革，叶卡捷琳娜女皇对祖国德意志的眷念，使得法语和德语词汇一时竟在俄语中占据了半壁江山。据语言史学家称，彼得时期引入俄语的法语词汇就多达1万个。但是，经过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时期，在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之后，俄语的“文学性”和“纯洁性”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

然而，俄国诗人普希金却说：“在11世纪，古希腊语突然向它（俄语）敞开了自己的词汇宝库、词章和谐的宝藏，赐予它自己完善的语法规则、优美的句式和华丽的语体。总而言之，斯拉夫俄语因为继承了这些遗产，所以未经漫长的岁月就日趋完善了。本来就悦耳动听、富有表现力的俄语从此又增加了灵活和准确的优点。”[9]

看来，在如何看待“俄语的纯洁性”问题上，俄罗斯的文学家和政治家竟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俄语从它形成伊始，就从来没有“纯洁”过。

法语纯洁吗？

据有关资料介绍，公元5世纪，说日耳曼语的法兰克人入侵高卢，打败了罗马军队，在中欧和西欧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9世纪，法兰克王国分裂，其西部地区成为法兰西王国。15世纪，法兰西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早期法语以拉丁语为基础，同时吸收了许多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的成分，逐渐演变为现代法语[10]。

如此看来，法国人所津津乐道并始终不渝地维护着的“纯洁”法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那么，世界上是否存在未受其他语言“污染”过的“纯洁”的语言呢？ 答案似乎也是肯定的。

据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彼得·戈登等在2004年的一期《科学》杂志上介绍说，他们刚刚对巴西一个名为“皮拉赫”的部落进行了调查，这一部落位于亚马孙河流域，迄今几乎依然与世隔绝，没有受到太多现代文明的影响[11]。在该部落居民的母语中，计数的单词只有“1”“2”以及“许多”这样很少几个词汇，而这些居民通常也很难确切辨认出多个物体的具体数量。

看来，这个皮拉赫部落的语言确实是够“纯洁”的。而其“纯洁性”的保持，却是因为“迄今几乎依然与世隔绝，没有受到太多现代文明的影响”。

（2）汉语的“纯洁”与“不纯洁”

汉语是否具有“纯洁性”？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简单回顾了汉语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汉语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混血”语言，根本谈不上“纯洁”。在词汇方面，上古汉语中存在并一直沿用至今的大量连绵词（如“参差”“彷徨”“蝴蝶”等），在结构上与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的特点格格不入；在语法方面，SVO和SOV语序并存， NA顺行结构和AN逆行结构并存（如“中国，犹国中也”）。这些现象都为我们认识汉语的“混杂性”提供了基础。

我们也可以在从汉语演变的历史以及现状来看汉语的“纯洁性”。

周、秦、汉三代是汉语发展较为稳定的时期，也是最为“经典”的上古汉语的形成时期。古代汉语书面语（即文言文）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在这个大约1200年的历史时期中，汉族社会内部相对封闭，较少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尽管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言语异声”的现象，但也只是汉语内部在方言层面上的分化。

然而，自东汉末年开始，汉语进入了与其他语言不断碰撞交融的发展进程。

首先是“南匈奴内附”，即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人南下归顺汉朝，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统治地区包括今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河北、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或全境。此后又不断有北匈奴人南下归附。到东汉末年，其他北方民族也纷纷涌入中原地区。西晋时，“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江统《徙戎论》）。这样，匈奴语等“五胡”语言与汉语的密切接触不可避免。随着“五胡”的大规模融入汉族，汉语在使用人口日益壮大的同时，也重新开始了混合的历程。

另一方面，东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通过梵文佛经的翻译，汉语吸收了大量的佛教词语，除了意译词以外，还有不少音译词，如“菩萨”“佛陀”“释迦牟尼”“比丘”“般若”“阿罗汉”“须菩提”“涅槃”“波罗蜜”“劫”等等。这是汉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吸收外来词。

东晋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周期性地南下入主中原，包括“五胡乱华”、北朝、辽、金、元、清等，造成中原汉民族不断南下，并每次都分化为“北留汉族”和“南迁汉族”。

而且，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纷纷换用汉语并融入汉族，而南方的土著民族也有一部分换用汉语并融入汉族。具体说来，汉语在北方主要受到匈奴语、鲜卑语、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等阿尔泰语言的巨大影响，在南方则主要受到古代百越语言（南岛语系）的影响。这一方面使汉语不断地扩大其使用人口和使用地域，成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同时也使汉语不断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换句话说，这些民族在换用汉语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异化”着汉语。尤其是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的北方话，恰恰是受到外来影响最严重的汉语方言。而作为普通话标准音的北京语音，恰恰又是出自满族贵族口中的“最不正宗”的汉语土音。

总之，在这个长达1800年的演化过程中，汉语不断地丰富自己、完善自己，也不断地“污染”自己，毫无“纯洁性”可言。

近代以来，汉语在与外语的接触中，又大量吸收了日语和西方语言成分，不仅大量借用日语词汇和英语词汇，而且产生了大量欧化句式。这也是汉语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地吸收外来词。而现代汉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些外来成分都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外来成分，就谈不上“现代汉语”。

正如“六六社论”所指出的：“我国现代语言保存了我国语言所固有的优点，又从国外吸收了必要的新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因此我国现代语言是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了。”

据统计，现代汉语借用日语的词语多达1000多个。我们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些常用词语，诸如：干部、共产、景气、引渡、取缔、瓦斯、元素、资本、直接、体操、主观等等，无一不是来自日语。这些日语词，由于采用了汉字形式，所以在借入时，很快就融入了汉族人民的语言生活，以致大多数人并不感觉到这些都是外来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陆续引进了一些新的日语词，如：达人、职场、量贩、正解、（总）决选……不过，倒也未见“汉语纯洁论”者提出质疑，大概同样是由于它们“伪装”得比较巧妙吧。

其实，在20世纪初汉语借用日语词汇时，也并非一帆风顺。

晚清时期，清政府内的洋务派政治家倡导推行“洋务运动”，其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一时间，西方的新思想、新学术（称为“新学”）通过日语文献被大量翻译引进中国，同时也有大量的日语新词被借用到汉语中来。

对于要不要直接借用日语汉字词，当时曾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连素以“开明”著称的张之洞，也以反感并力禁日本新词而闻名。据有关资料显示，有一次，张之洞的幕僚路某为他草拟一份办学大纲。不料，拟就之后，张之洞见文中有“健康”一词，便勃然大怒，提笔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于是掷还路某。偏偏路某略通新学，且性格倔强，当即发现张之洞的“把柄”，便针锋相对地回道：“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结果二人不欢而散[12]。张之洞是因痛恨日本人侵华而迁怒于“日本名词”，殊不知当时中文里的日语词早已深入人心，连他本人也未能“幸免”，他自己不知不觉中使用的“名词”一词本身也是日语词，于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张氏困境”。

稍后的五四时期则是吸收欧化句式的第一个高潮。欧化句式主要是通过外文文献的汉译引进汉语的，采用这类句式的翻译风格就称为“翻译文体”。被吸收进汉语的欧化句式主要在书面语中使用，为形成现代汉语书面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徐成淼（1998）总结，“欧化”至少在三个方面“丰富并改造了现代汉语”：①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②增强了现代汉语的语法功能；③丰富了现代汉语的情感色彩[13]。

不过，对于“欧化”，却始终有人耿耿于怀。徐成淼（1998）指出：“长期以来，评论界对翻译文体大抵持否定态度。远在30年代，激进的文化人就提出一种‘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的‘大众语’以与受翻译文体影响的新白话文相对立。打那时起，‘欧化’一词频频被用作贬义；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时日里，更被当作判断阶级立场与世界观的一杆标尺。时至90年代，对翻译文体与‘欧化’的指责仍时有所见。”其中所说的90年代的“指责”，即指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提到的流沙河的那两篇文章《滥俗的欧化》和《假小心的语法》。

不过，具体分析起来，反对“欧化”的理由也是“与时俱进”的。20世纪30年代的反对者，是基于语言的“大众化”立场，因为“欧化”脱离了人民大众，涉及的是语言交际问题。这与列宁关于“滥用外来语使我痛恨（因为这使我们难于影响群众）”的观点是一致的。“阶级斗争”年代的反对者，是基于语言的“阶级立场”，因为“欧化”来自西方，所以与资产阶级思想有关。而90年代以来的反对者，以流沙河等人为代表，则是基于“汉语纯洁性”的立场，并直指欧化句式“坏我汉语，言之痛心”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