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产业的一些思考

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多方面的影响，其中主要有历史传承、社会需求、经济状况、科技水平、政策导向等几个方面。

历史传承指文化的历史沉淀，包含语言、文字、艺术创作、科学发明等文化形态的历史延续。社会需求指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们对全面发展、综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需求。经济状况是指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以及受其影响的可用于文化产业的直接投入、消费市场、广告市场。科技水平是指在信息、材料、生物、认知等与文化产业关系较为密切的领域的科学发展水平。政策导向指的是政府利用行政资源在一定时期内对产业的发展方向进行的宏观调控措施。

在这里我把以上几个方面揉在一块谈谈我对文化产业化发展的一些思考。中国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推动是2000年以后出现的，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发展很快，5年来一波一波的动作。

2003年6月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35个试点单位，9个试点地区，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领导干部，知道做试点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试点都是抓一个、两个、三个点，而像这样35个点，9个省市地区，那么可以算是投产前的中试了，这个动作是很大的。2003年中央政治局学习关于文化产业的问题。2003年12月底国务院发〔105〕号文，内容是关于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

2004年16届四中全会提出“文化生产力”这样一个概念。2005年刚刚结束的五中全会再一次提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特别提到了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提法。既谈到了资本形态，也谈到了内外文化的关系。以前我们只谈一个方面——弘扬民族文化，这里谈到了与外来文化的互动。

我们跑了很多省，许多省都在提建“文化大省”“文化产业大省”等等，我也参与了一些省文化或文化产业规划的制定。广东是做得比较早，而且影响和成效都比较大的。广东2002年省委决策，2003年就召开建设文化大省的会议，2004年11月首届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深圳召开，2005年10月在珠海召开南方文化产业论坛，今天省委中心组又在这里学习文化产业、文化生产力的问题。

这些都说明我国在战略上的部署是非常清晰的，发展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同时套用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形势大好，问题也不少”。这种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有。

首先我们说我国是文化资源大国，但不是文化产业强国，在世界文化产业的排名当中没有位置。一谈到文化产业我们大家都能数得出的：美国的电影产业，好莱坞的电影打遍全世界；英国的出版产业，特别是学术出版，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德国的会展产业，他们会展的规模、会展的类型，好几个城市作为世界会展中心的位置，显出了它在世界会展业当中的作用；日本的动漫产业，电视机里的动漫虽然是美国题材，但是基本是日本人制作的；韩国的游戏产业，中国电脑游戏60%的内容来自于韩国。但是我们自己在世界上还没有叫得响的文化产品。

第二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虽然我们现在文化产业的范围扩大了，但是有行业没有产业的现象仍然非常突出。原来文化产业在2003年以前基本上限定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所管辖下的范围，2003年以后，特别2004年国家统计局关于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统计规定下达以后，我们对文化产业的概念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它里面分成了几个层面：核心产业、外围产业、宏观产业。核心产业又分7大类：新闻服务、出版版权贸易、广播电影电视、信息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娱乐、广告会展。然后扩展到其他相关产业，包括制造业。所以说范围已经很大了，但是文化的核心产业里面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有行业没产业的现象。

以传媒为例，全国有2000多种报纸，但是没有报业，虽然有上市公司，那是试点，我们所有的报纸都是事业的。《人民日报》发行200多万份，算是最大的。《人民日报》不构成产业；广东三四家报纸都是很大规模的，达到10几20个亿，但是它不进入产业渠道。全国有1988座电台，广播没有形成产业。我们有1606座电视台，有四亿台电视机，但没有电视产业。每年我们国家大约有17万种图书出版，但是我们的出版社很少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它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此外，我们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不明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待建构。还有，从认识上、理论上经常有人会提到这样的问题：“发展文化产业是阶段性的工作还是长期的工作？是宣传文化部门的工作还是所有部门的工作？”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实践，但是在这方面抽象出规律，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我们的政策还有距离。

所以我们说，虽然发展形势很好，但是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要解决问题可以从文化产业的三个核心要素入手来思考。我们说文化产业由内容、科技、资本三个核心要素构成。由内容决定社会需求，由科技决定产业形态，由资本决定产业规模，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所谓内容决定需求主要看内容的原创性和不可替代性，看老百姓是否喜闻乐见。韩国的青年学生在网上留帖子写道“韩国的经济再发达也不如中国，因为我们没有鲁迅。”在这里鲁迅就是一种原创的符号代表，他的思想深度、他的影响力就在于他的这种不可替代性。我说广东的报业做到全国最好，为什么？至少它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内容的成功性。通常我们说传媒是党的喉舌，那么喉舌就要完成政令畅通、上传下达的任务。但是这还不够，因为我们通常说“媒体不仅仅是喉舌，还是耳目喉舌”。麦克卢汉是加拿大的一位传播学大师，他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了一步，提出“传媒是人的延伸”，是人体各部分感官和人的思维、神经中枢的延伸，这里面赋予传媒的内涵就更大了。所以说我们的传媒除了意识形态这部分任务需要完成以外，同时还有科学、教育、娱乐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信息服务。而广东的报业能做得这么好，内容方面的突出表现是重要因素。

当然我们谈到内容，经常会遇到一种争论，就是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到底谁先谁后。如果进入产业层面在文化产业的平台上讨论，这个问题应该不存在。因为这两个因素很难分割，除了类似古琴、昆曲目前中国仅有的两个世界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其他的文化产品，如果是产品，假如它不能够实现经济效益，这样一种社会效益恐怕只能说是一种没有实现的潜在的效益，是没办法证明的社会效益。用户主导、市场调节这是产业规则，所以产品如果不能被用户所接受，用户不愿从口袋里掏钱，那么你的效益，不管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没有。

国外学者总结归纳文化产品有三种基本的产品形态，在地产品、在场产品、在线产品。所谓在地产品指的是在某一地区固有的，由于物理原因和文化生态理由，无法移动的产品形态。比如特定的自然遗产和以建筑形态存在的，以广州来说，白云山、珠江都属于这种在地的文化形态，它具有一次性，不可重复。而与在地产品的消费直接发生关系的一种文化现象就是旅游文化。但是怎么把在地产品的内涵再挖深一点？这里面就有很多讲究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内容”。大家都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所以大家到桂林来旅游就是到此一游，看看山水就走。但实际上桂林是全国第一批文化名城，从古到今有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的传承，有遗迹、有旧居、有人物。如果能够让大量的旅游者为了桂林山水送上门来了以后多留一天，你的产值就要增加许多。怎么能多留一天？那就是除了空间的文化概念以外，去发掘时间的延续性，也就是我们说的历史传承这个层面。这就是对在地文化的一种阐述。

所谓在场文化就是指突破了地域性局限可以在异地得到表现的文化形态，接受者可以在特定的场合对它进行观赏。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艺术表演或者博物馆的巡展，云南拉到北京去的《云南映象》是在场文化产品一种很好的表现形式。目前《云南映象》不仅在中国上演，而且在世界很多地方上演了多场，据说合同已经签到一年以后了。这就是把在地文化向在场文化过渡转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但真正能够突破文化产品的空间限制的是在线文化。所谓在线文化是利用电子模拟技术、数字技术将文化内容传承、上载，使它传遍世界的范围和空间。与这种文化相联系的我们通常说的是影视业和互联网。今年全世界纪念电影100周年，那么对电影我们有一个说法，电影是第一个涉及输入、存储、输出的一种文化形态。通过拍摄变成胶片可以存在那里，什么时候需要就拿出来放。我们说现在的电视、互联网形成了这样一种形态。

区分清楚这些表现形式，我们对文化产业的内容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思路。首先，多数地区要考虑一种不可替代，具有历史传承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在地文化资源的开掘。对于在场和在线的文化生产主要以创新和复制为主要特征。而对在地资源缺乏的地区，这个是主要的文化形态，它是文化的主业。像美国百老汇表演、好莱坞电影就是因为他们在地文化资源不够，所以才开掘出来这种在场的文化。当今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对文化流传有一条定律，叫作“流通决定流传”。在地、在场资源的影响力取决于在线传播的最大化，那些文化资源小国能够变成文化产业大国，其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以上是谈内容，内容决定需求。

下面谈科技决定形态。现在的科技日新月异，给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都带来了无限的商机。这种科技表现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点是科技的融合创新。以前古代的学科大师们都是跨学科的，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或是中国的孔子、老子至少都是哲学家、教育家，还兼其他领域的专家。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学科越分越细，互相之间不来往。最近这些年在科学界有一个很突出的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融合，科学技术的融合。

目前在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融合技术”。这种技术主要指目前四个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的融合：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这四个词的英文缩写叫NBIC。如果我们到网上去查一下可以查到目前这方面在学术界非常热门。专家们认为以上四个领域的技术当前都在迅速发展，每一个领域潜力都很巨大。所谓人类认知组计划、基因组计划、超级计算机、新型材料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四种技术中任何技术的两两融合、三种汇聚或者四者集成都会构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对这四大科学技术科学家们有一段表述：“如果认知科学家能够想得到它，纳米科学家就能够制造它，生物科学家就能够使用它，信息科学家就能够监视和控制它。”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融合技术的社会作用和相互关系。

在广东我觉得对这种融合技术感受最直接的是纳米科学与信息科学的结合体——超级光盘。据有关报道，现在的纳米光盘一个盘片可以装20部电影，容量是传统光盘的150倍，存储量达100GB以上。这样一种产品的出现将对光盘市场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前一个阶段已经出现一种号称“音像SARS”的压缩DVD碟片，这种碟片大概是现有DVD的8～10倍，它已经对广东的音像市场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广东有关部门是从反盗版入手来控制事态的发展，但是我觉得还需要看到，即使盗版得到控制，这样一种技术的发展趋势还是存在的。所以还要从技术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角度去考虑我们的应对。

科技创新有无限的空间，但是在文化消费、文化产品、文化服务领域里面有它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这种规律的基本特点是以人为中心，围绕人的需求来开展的，特别是那些与人的工作、生活有直接密切关系的产品。

有一年我去芬兰，诺基亚的总部——赫尔辛基参观，看他们设备的研制，大家都知道诺基亚手机确实比较好用，我看到那里有各种各样形状的手机，我就问当时的技术人员“手机设计大大小小，最小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设计师给我一个回答出乎我意料，但却又在情理之中。他说“手机的大小以你的耳朵和嘴巴的距离为标准”，我想这个回答的非常准确，你哪怕弄得再小它也得兼顾听和说的功能。所以在文化产品和科学技术间是可以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我们前面说到不同的信息终端是不同的人的需求。比如说以工作为重心的同志们在办公室的时间多，他的信息的主要接收终端就是计算机；那些把家庭的温情、亲子关系看得比较重的，可能在电视机前家庭客厅里待的时间就会多一点，那么对他们来说可能电视机就是主要信息获取终端；对我们很多同志来说，以个人为中心，经常在移动中活动，那么手机可能就是他的主要信息终端。那么我们的文化服务文化产品就要根据不同人的需求去研究他的消费习惯、消费模式。

今年我去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信息产品的展览，发现现在大家都提出一个概念“整合传媒”，都号称我们现在已经具有了整合传媒技术。由于目前这么多终端，还必须要有一个放到一起的一个平台，一个整合平台。在中国由于部门利益的限制使我们现在终端的整合没有完成，但美国这件事情是已完成了。

今年6月初，我在华盛顿见了美国国务院信息与通讯政策委员会的主席，和他讨论中国与美国的信息政策。他举了个例子，说在他们家里没有什么三网合一的问题，他只需要选择一个供应商，任何一个本行业的供应商进来以后，一张账单解决问题。因为这个供应商就把他们家的电话、计算机网络、电视机有线网络全部办妥。技术上没有问题，而是政策问题。

所以在这样一个科技与文化的融合过程中，科技会更多地影响到产品的形态和服务的方式。在今天，所谓手机、电视、网络、游戏都是新技术带来的发展空间，而在这个方面广东又走在全国的前面。广东有三家大的集团公司：广州网易、深圳腾讯、珠海金山，都是抓住了时机，都是这个方面成功的先例。

所谓资本决定规模，这里面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从优势产业的角度来看，一些有基础的优势产业要参与竞争，要面向国际市场必定要有规模，这个规模就需要资本的投入。科技企业可以找到风险投资，其他以文化内容为载体的产品和服务在企业资本方面如何拓展思路，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次五中全会在文化产业领域提出了多种所有制并存。8月份国务院的文件对外资进入是有明确限制的，但对国内的资本却给予了一种鼓励积极的态势，对2004年以后建立的文化企业给予了免税的优惠。但这里面的资本和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不一样，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很多成功的经验能不能移植到文化产业领域里来目前还在探索之中。

在北京，中央建立两个文化产业方面的集团公司，一个是发行集团公司，一个是演出集团公司。这两个集团公司明确定位是企业法人，但是关于资本的归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一种非常满意的运作方式。国务院的思路是由国资委来管理，因为它是作为国家资本、国家产权；中宣部的思路是由中宣部来管理，因为它涉及内容、干部、行业。最后协调的结果是放在财政部去管理。财政部管理当然有困难，因为中国的事情是管钱、管事还要管人。

文化产业的资本归属现在也在探索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改到深处是产权问题，文化体制改革改到深处，在一定程度上说有可能涉及政权问题。

今年8月我接受一个任务，去蒙古国访问。蒙古国是在梭罗斯基金会和其他机构的作用下已经完成了颜色革命的一个地方。那里现在的政治形态是全民普选总统，两党轮流执政，所有的媒体除了发公报的机构是政府的以外，全部是民营化。但是它还有一个很有特点的现象，就是在别的西方国家没有看到的，它有7个政党，7个政党都有党报，而这些党报是交给一家民营报业集团在运营的。所以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在经济层面上、资本层面上怎么去运作，关系到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目前正在思考研究过程当中。我们也很希望广东能够创造出一种模式。